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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祖饯诗会上的明星

——郎士元

更新时间:2015-03-27 11:45:21
作者: 蒋寅 (进入专栏)  

   郎士元是唐代大历年间极负盛名的诗人。谈论大历时期的台阁诗人,在十才子之外,首先要提到郎士元。这不光是因为他与钱起齐名,更主要的是他的创作体现了台阁诗人的共同特征。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卷下选郎士元诗12首(数量仅次于皇甫冉,与钱起并列第二),评曰:

   员外河岳英奇,人伦秀异,自家形国,遂拥大名。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

   饯送是台阁诗人创作的重要内容,郎士元恰恰在这一点上成为台阁诗人的典型代表。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对他的创作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想在这方面填补一下空白。

   一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其生年不可考胄①。据《咸阳西楼别窦审》(8.2791)②一诗看。他早年曾应试落第。他中进士是在天宝十五年(756),时值兵乱,他避地南方。《赠韦司直》(8.2784)诗“烽火有时惊暂定,甲兵无处可安居”一联,可以说是这一段生活经历的记录。宝应元年(762)诏选地方官,士元应试中书,授渭南尉。这时他已届中年,初忝一命,内心颇郁郁不得志。长安偶遇故人,便在诗中发了一通牢骚:

   一官今懒道,双鬓竟羞看。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长安逢故人》,8.2780)

   这种壮志销歇、心灰意懒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是时人的共同心理。我们在戴叔伦、刘长卿、钱起诗中均可以看到。至于出世之思,我们就只能姑妄听之不可太认真了。他只不过在任所建个半日村别业,与钱起、王季友等游乐唱和而已,同时他还在寻找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

   广德元年(763)春,刘晏任宰相,士元依傍门闾,为作《题刘相公三湘图》诗。诗中寄情高远,有遁世之想,然而诗题本身适足表明他在靠拢当道,激扬声名。事实上到大历元年(766)入朝任拾遗时,他已成功地扩大了影响。这年二月送杨济使吐蕃是一次较隆重的饯送,士元在席间有出色的表现。他诗中的“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郑杨中丞和蕃》,8.2781)两句,写尽边地的寥远和入蕃之路的荒凉,博得时人赞赏,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里就摘了这一联为警为。大历三年(768),宰相杜鸿渐任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年,由蜀回京,士元作有《奉和杜相公益昌路作》;此后,他还有《和王相公题中书丛竹寄上元相公》之作。至此,可信他已在上层官僚中扎下根,成为他们赏识的文士之一,而他的官运也从此亨通起来,大历四年(769)迁员外郎,后又迁郎中,直到大历十年或十一年出牧郢州,他一直在朝中做官。这期间,他和十才子一样,送往迎来,成为权贵饯宴上的常客,成为一种高雅的点缀和声望的象征。在那些酒席间制作的送别诗中,内容空洞的应景之作占绝多大多数。偶尔有些作品表露出对隐逸的向往,如《赠张五諲归濠州别业》(8.2784)云:“一去蓬蒿径,羡君闲有余。”可既然知道不能归去,羡也枉然,还不如流连光景、及时行乐。《春宴王补阙城东别业》(8.2786)说:“地主同声复同舍,留欢不畏夕阳催”;《春宴张舍人宅》(8.2787)说:“地与东城接,春光醉目前”,都不外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大历十年或十一年间,郎士元出任郢州刺史,并督诸州军事③。卢纶、李端等老友作诗赠行,颇为他壮行色。卢纶诗写道:“赐衣兼授节,行日郢中闻。花发登山庙,天晴阅水军,渔商三楚接,郡邑九江分。高兴应难逐,元戎有大勋。”(《送郎士元使君赴郢州》,9.3189)然而他本在墓年离京赴楚,内心的凄凉和伤感是难以言状的。临行前,他在《宿杜判官江楼》(8.2875)诗里吐露了内心的酸楚:“适楚岂吾愿,思归秋向深。故人江楼月,永夜千里心。叶落觉乡梦,鸟啼惊越吟。寥寥更何有,继续空城坫。”在郢州的日月里,诗人的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时节。衰老、疾病缠绕着他的身体,孤独、寂寞充满了他的心灵,天涯乡国之思无日不缭绕在心头。友人彭偃、房由赴朝,他作诗送行并寄钱起、李纾,字里行间情绪异常消沉,与在京中作的送行诗完全是别一付格调。而《郢城秋望》(8.2792)一诗更是不可卒读:“白首思归归不得,空山闻雁雁声哀,高城落日望西北,又见秋风逐水来。”年华已去,白首难归,空山闻雁,愈见悲凉。由《别房土清》(8.2789)来看,诗人似乎已罢郢州将返邺城。但无论是归去也好,未归也好,他当时都已危如风烛,不久于人世了。

   二

   郎士元今存诗67首④,其中送行诗33首。即使没有高仲武记载,这一比例也足以使人对他的送行诗特别加以注意。现在我们既然知道郎士元是送行宴席上的明星,自然更要对他的送行诗作一番研究。

   郎士元送行之作,最出名的当然是前面提到的《送杨中丞和蕃》。此外《送李将军赴定州》(8.2782)也是大历送行诗中的佳作:

   双旌汉飞将,万里授横戈。春色临边尽,黄云出寒多。鼓鼙悲绝漠,烽戍隔长河。莫断阴山路,天骄已请和。

   就送人从军而言,我认为这首诗要胜过韩翃曾以之擅长的那首《奉送王相公缙赴幽州巡边》。虽然“春色”一联稍逊韩诗的“塞草连天暮,边风动地秋”,但通体的浑整凝炼、气势雄健实远胜韩作。既不堆砌溢美之词,亦无结构支离之弊⑤,可以说字字紧扣边事边情。在用字上,鼓鼙和绝漠间著一“悲”字,顿显出边戍的情绪色彩;烽戍和长河间著一“隔”字,又造成景观上的层次感,具有强烈的表达效果。当然,这样的诗在郎士元作品中也属凤毛麟角,他的大多数送行诗都有应酬习气。所谓应酬习气,就象交际场合的寒喧,总不免客套——应景为文,为文造情,所以历来对应酬性的作品夙不以正眼相看,认为它们缺乏真切感触。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无道理,但对郎士元的送行诗这在大历乃至整个唐代诗史上都十分醍目的存在,能就这么一言以蔽之,轻易地撇在一旁吗?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使是俗套吧,也应该充分加以说明,它是个什么样的俗套,它是如何产生的。反过来想一下,“为文造情”也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明明没什么感触,没什么可说,但为了礼节或应酬,却非要写出一篇有情有致的诗,还要写得好、写得快,以免吃人的哂笑。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怕比为情造文更难,必须掌握一手过硬的作诗本领,一种象是工艺技术似的召之即来、应手立成的技艺。我在《大历诗风》中曾说到,在祖饯的场合“诗人们一般都是拈韵分字,即席成诗,既需快捷,又要切题应景,难度还是很大的。最方便的莫过于按现成的路数,将地点、时令、对象等像按方配药似地组织成一首诗。”⑥象郎士元这样一位以送行诗闻名的诗人,我觉得正是一个可供分析大历送行诗基本模式的典型个案。

   大历诗人的送行诗主要集中在近体范围,最多的是五律——我想这是因为它的篇幅不长不短,能够容纳通常必需的内容而又不至于无话可说。郎士元的情形相同,33首送行诗中五律占23首,七律仅4首。将这27首律诗分析一下,很容易归纳出一种结构模式,一和基本模型。若将27首诗一一分解,那么其中涉及的内容可归并为八个基本要素,那就是(1)送别时地;(2)惜别情状;(3)别后相思;(4)前途景物;(5)行人此行事由及目的地;(6)节令风物;(7)设想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形;(8)赞扬行人家世功业。除了《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送彭偃房由赴朝因寄钱大郎中李十七舍人》、《赋得长洲苑送李惠》三首特殊体式外,各诗四联所涉及的要素,从下表中可以看出,送别时间、地点和行人事由、目的地两个要素主要集中在第一、二联,彼引互乙;若有赞扬行人和写节令风物的内容,一般也写在第二联。第三联大抵写沿途所历景色、名胜,第四联更是专门写设想中的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景,很少例外。这么看来,郎士元的送行诗基本上就是一个以现时为起点的想象中的时间流程:大致先写送别的时间、地点,或介绍行人前往的目的地、事由,赞扬其家世、功名、才干,然后描写与节令、气候有关的风景,常用雁的意象——一方面以其春来秋往暗示季节变换;一方面也以其南北迁转象征游子的征行,接着是必不可少的想象中行人沿途所历地理、景物,最后结束于设想的行人到达目的后的种种乐事,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模式。实际上这一结构模式并不是郎士元所独有的,它是当时送行诗的共同模式!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郎士元的创作中,内容要素(2)和(3)也就是充当抒情成分的部分被明显地排除了。而惜别之情与别后相思之意在盛唐人的送别诗中正是表现得最丰富、最动人的内容,这部分要素被排除,无疑意味着作者与送别对象之间情感关系的疏远,意味着作品中抒情性降低而同时为文造情的应酬性增强。应酬总不免客套,也必须客套,没有“套”就无法应酬客,所以,对于饯宴上的诗歌明星郎士元来说,那么一个结构模式是必不可少的,他就是在玩结构的游戏!

   各诗四联所涉及的要素可列成下表

   诗题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要素(1)(2)(3)(4)(5)(6)(7)(8)送韦湛判官12.34送长沙韦明府2134送孙頠3142送林宗配雷州1342送洪州李别驾之任1234送杨中丞和蕃3142送李将军赴定州3241送奚贾归吴3124送裴补阙人河南幕1342盩厔县郑石义宅送钱大4231送元诜还丹阳别业3241送崔侍御往容州宣慰1342赠张五諲归濠州别业4231送王司马赴润州3241赠万生下第还吴2341送大德讲时河东徐明府招1324送粲上人兼寄梁镇员外1234送李遂之越3124送郴县裴明府之任兼充宣慰1423送李敖湖南书记3241送李骑曹之灵武宁侍123.4送郑正则徐州行营⑦142.3送韦逸人归钟山⑧132.4

  

   有了上述结构模式,不管是为情造文也好,为文造情也好,作送行诗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了,拿到题目后可以象捏面人一样,按尺寸捏成形状,再根据不同角色涂上颜色;或者说象药剂师照方配药,根据不同对象增减剂量。反正就那么八个要素,按不同情况排列组合就是。例如《送孙頠》(8.2781),首写行人的目的地:“悠然富春客,忆与暮潮归”(暮潮让我们想到刘长卿);然后赞扬行人的才华:“擢第人多羡,如君独步稀”;再写沿途所历山水景物:“乱流江渡浅,远色海山微”;最后设想行人抵富春后访严陵钓台的乐事:“若访新安路,严陵有钓矶”。——这是以行人目的地开篇的格式。若以旅行事由起句,则将首二联略作调整即可。如《送元诜还丹阳别业》(8.2783),首联“已知成傲吏,复见解朝衣”是事由(罢官)包含着赞扬;颔联“应向丹阳郭,秋山独掩扉”是目的地,暗含着时节;颈联“草堂连古寺,江日动晴晖”照例是途经地理景物;尾联“一别沧州远,兰挠几岁归”是设想元诜归乡后的生活。这样作诗关键全在诸要素的不同组合,作者的心智不是用于创造性的构思而是用于选择性的编织安排,变得匠气十足。台阁诗人的送行之作往往多而不精,熟而无奇,原因盖在于此。这公式化的结果,除了是出于应景速成的需要外,也是诗中少比兴之故。今人杜松柏指出:“苟不用比兴,或不全用比兴,则必落于实境;叙事寄情,写景寓意,必有起讫;一意已尽,又起一意,必有转折开阖;求其立意之贯通,必讲照应之法;故诗凡有篇法、句法可论者,多此类也。”⑨大历送行诗多应景之作,记一时聚散之迹,故多实叙而少比兴。郎士元在这点上也不例外。动机的倾向决定了表现方式,而表现方式又影响到作品的结构特征。郎士元送行诗结构上的模式化,正是与整个大历诗的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相关的。

   三

郎士元在当时与钱起齐名,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高仲武说:“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如‘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去鸟不知倦,远帆生暮愁’,又‘萧条夜静边风吹,独倚营门向秋月’,可以齐衡古人,掩映时辈;又‘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古谓谢朓工于发端,比之于今,有惭沮矣。”(《中兴间气集》卷下)要说高仲武的鉴赏力,那还是不错的。他选的戴叔伦诗可以说是披沙拣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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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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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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