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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

——韦应物的诗史意义

更新时间:2015-03-27 11:44:06
作者: 蒋寅 (进入专栏)  
1962)。近藤元粹评前诗曰:“鸣驺、前旌何等鄙俗,当时无稚圭之移文!”评后诗曰:“李义山以花间喝道为杀风景之一,今苏州建隼整驾而游涉山川,岂无杀风景乎?”此论可谓痛快!如此游山,其情趣别说与苏东坡不能比,即与谢朓也不能比。总而言之,韦应物诗在高雅的背后,骨子里有股俗气,或者干脆说是一种高雅的俗气。但问题在于,对一位地方官诗人来说,这种雅俗之分当然不能成为评判高下的标准(它也许适用于方外诗人)。《再游西山》(6.1977)写道:

   南谯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叹乏弘量,终朝亲簿书。于是忽命驾,秋野正萧疏。积逋诚待责,寻山亦有余。测测石泉冷,瞹瞹烟谷虚。中有释门子,种果结茅庐。出身厌名利,遇境即踌躇。守直虽多忤,视险方晏如。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

   近藤氏评本篇说:“未脱簿书羁绊,故诗亦乏高致”。是的,不仅此诗,上举二诗亦云“物累诚可遣,疲甿终未忘”,“心当同所尚,迹岂辞缠牵”。这说明他清楚自己终究不够洒脱,仍不能忘怀“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鄽”的责任。这样,诸诗之乏“高致”,就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官的良心。

   象戴叔伦一样,韦应物自始至终是个循吏。他对隐逸,只不过存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愿而已。古人从高洁、隐逸的角度来赞扬他,我们可以理解,但必须指出这在根子上就错了。到今天如果还有人以高洁来要求他(比如象近藤元粹那样),那么就意味着要他放弃社会责任而追求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理想。这很难令人赞同。我更喜欢世俗的韦应物,而且认为这世俗正是地方官诗人的可爱之处——虽追求身心的自由、超脱,却不放弃责任;虽终日沉埋于簿书案牍,却又不忘享受自然的美妙和乐趣。社会正是由这样的人来维持和支撑,由这样的人来推动进步和发展的。

   作为人生境界和艺术理想的散淡

   散淡,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它既不是清净无为,也不同于懒慢,更不是冷漠。散淡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标志着心灵的宁静、淡泊,感情的平和满足;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它意味着对生活事实的忻然接受,并随时感念真善美的恩惠;而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则表现为对和谐的情境、冲澹的气韵和悠闲简洁的风格的追求。散淡因汩没利害而真挚,因超然物外而冲和,因自适其适而自在,因无所贪吝而充满爱心。

   以此衡量,则陶渊明尚不能说散淡。他的理想与现实有着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只有待归田后,心灵的痛苦才稍稍平息;但理想的失落、死亡的阴影仍使他烦躁,不时露出峥嵘的意态,露出金刚怒目式的面目。韦应物却不然,他一生都显示出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虽然觉得爵禄值得追求(这是劝告后辈说的),但自己并不汲汲于功名,热衷于仕进;而被罢官亦欣然归里享受天伦之乐,毫无怨艾。《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6.1935)云:

   结发仕州县,蹉跎在文墨。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幸遭明盛日,万物蒙生植。独此抱微痾,颓然谢斯职。世道方荏苒,郊园思偃息。为欢日已延,君子情未极。驰忽云晏,高论良难测。游步清都官,迎风嘉树侧。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乐陶唐人,服勤在微力。伫君列丹陛,出处两为得。诗中回顾了自己入仕以来的经历,略有蹉跎之感,又有点为归隐欢欣,末联期许友人显达而无失意之感,有各得其所的恬适。清代廉兆纶评此诗曰:“和平之音,使人之意也消。陶令不为五斗(米)折腰,视此为激切矣”。又评《寄中书刘舍人》云:“不自寓升沉之感,乃见身分。否则不悲寥落,必求汲引”。⑨此论指出韦应物胸襟之恬和更胜于陶渊明,实在是极有眼光。沈德潜说韦应物得陶诗之冲和,不知陶诗的冲和是经过剧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灵折磨后方获得的,而韦诗却仿佛与生俱来,天然成就。的确,除了悼亡及怀旧(如《温泉行》《逢杨开府》之类)这等极特殊的场合,我们在韦应物诗中很少看到感情失衡的时候。甚至在早期的拟古、咏怀诗中,身世遭逢也未对冲和造成太大影响。而在写日常生活的作品中,则只看到极平和的心情。写喜悦。如《永定寺喜辟强夜至》,外甥雪夜远归,理应欣喜,诗题也确是说喜,可是诗中却无半点喜态,只是两人守着炉火,默默饮酒。诗人的“喜”就满足于此,至为平淡。写伤感如《滁州园池燕元氏亲属》颓年惜别,换成刘长卿、戴叔伦免不了要有一番欷嘘,而韦应物却写得极平淡,并不刻意表现“留连”的情形。这使伤感之情轻淡了许多。贺裳说:“韦诗皆以平心静气出之”,可以说准确地道出了韦应物诗在情感表现上的特征。相对于他人,韦诗的抒情方式总是显得很平淡,因而其叙述节奏也格外舒缓。象《夕次盱眙县》(6.1961):“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沈夕。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此诗所写的情怀与张继《枫桥夜泊》完全一样,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基本相等。但张继诗象一组切镜头,节奏紧凑;而韦应物此诗却似一个连续的长镜头,节奏舒徐,从而诗中的情绪也与张继诗显出了安详与郁抑的差别。

   韦诗的散淡在语言风格上表现为简洁朴实,不加雕琢。这点夙为古人公认。苏东坡说“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⑩,论柳未必确,但论韦却是精当无比。贺裳更具体指出:“韦苏州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粹如蔼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余。然虽以澹漠为宗,至若‘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日落群山阴,天秋百泉响’,‘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一为风水便,但见山川驰’,‘何因知久要,丝白漆亦坚’,正如嵇叔夜土木形骸,不加修饰,而龙章风姿,天质自然特秀。”(《载酒园诗话?又编》)韦诗极少用典,也很少用比喻、象征手法,以描述性为主的诗歌语言有较高的透明度。同时,他用字很平常,即使集中名句,也不以刻划取胜,古人于此多有议论。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无视韦应物诗歌语言中的生新特点。日本诗评家近藤元粹曾注意到韦诗中的用字新异之处,他的评语于此颇多指摘。其实,他举出的例子有许多并不算生新,还是唐人惯常的用法。真正生新的我以为是这样一些例子:“鸣钟悟音闻”、“泊怀遗滞想”(《慈恩伽蓝清会》,6.1899)、“妍光属瑶阶”(《对雪赠徐秀才》,6.1908)、“高天澄遥滓”(《九日沣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6.1911)、“念离独伤抱”(《寒食日寄诸弟》,6.1918)、“皓曜群玉发”(《酬韩质舟行阻冻》,6.1944)、“境殊路遗缅”(《自蒲塘驿回驾经历山水)、6.1962)、“飘风忽截野”(《往富平伤怀》,6.1963)、“果药发余荣(《昙智禅师院》、6.1981)“于焉洒烦抱”(《夏至避暑北池》,6.1983)。上述诗句中带点的字词搭配不啻生新,简直有点生硬,应是出于诗人的造作。这样的例子也相当多,看来韦应物在学陶渊明简朴高古的同时,也受到大历诗坛锤炼语言的影响,力图求生求新。但由于他学诗较晚,在修辞方面的学养不如他人,于是他的努力就不免偏离传统而走到极个人化的道路上去。不过这对于他的散淡的品格来说倒是歪打正着,因为个人化的生造,恰是与古诗发生时的独创性质相通的,当韦应物的生造不是趋向于尖巧(比如象钱起那样),而是趋向于古拙时,它就显出一种古雅的色彩,与诗人的总体风格相一致。正因为如此,生新在韦应物诗中就决不象在钱起诗中那样引人注目。古拙淡化了生新的陌生化程度,使它平淡到我们中国人甚至不易察觉的地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钱起、韦应物两人在诗史上的独特地位。钱起以他的尖巧生新开中唐苦吟派之风,而韦应物则以他的古朴完成了古诗传统的归宿。胡应麟论古诗,说“韦苏州后,六朝遗响绝矣”(《诗薮》内编卷二),我以为是指古诗至大历日益律化,在韦应物之后不复有六朝的古淡。这个命题同样可以表述为,“至钱起,六朝遗响绝矣”,意思是一样的。总之,这两位诗人是唐诗接力赛古诗一棒的交接者。然而韦应物对于大历诗坛、对于唐诗的意义远较钱起为重要,他诗歌的独特个性和艺术精神不仅超越了大历,也超越了唐代。

   正如本文开头曾提示过的,韦应物是大历时期最特殊的诗人。他的创作,除五律“自是大历声口”(《诗薮》内编卷四)外,几乎所有的方面都与大历诗风异趣:在诗型上,大历诗偏擅近体,工于五言,而韦应物独以古体胜,诸体皆长;在表现方式上,大历诗多用象征、移情、烘托等抒情手段,而韦应物仅平铺直叙,直接抒情;在艺术形式上,大历诗“争工字句”(沈德潜语)而忽于篇章结构,韦应物诗却结体浑成,天然超妙;在意境上,大历诗时空狭窄,气象促迫,而韦应物诗悠然淡远,意味深长;在语言上,大历诗炼饰、省净、流利,颇事雕琢,韦应物诗则朴实、自然,略带古拙;在节奏上,大历诗如顺水之船,轻快流利,韦应物诗却优柔舒缓,冲和平静。最后,从情调上说,大历诗率叹老嗟卑,多苦语,气象衰飒、冷淡,而韦应物澹泊平和,多恬语,气象清朗、湿润。大历诗人主要奉谢朓为宗,继承了六朝精工清秀的传统,而韦应物却独宗陶渊明,踵其古淡清腴之遗绪,兼采二谢的流丽名隽,终成高雅闲淡一体,并直接影响到柳宗元的创作。到宋代,苏东坡开始将韦应物与柳宗元并称,而到明代以后,以平淡概括韦柳诗风渐成为诗论家的一般见识。同时所谓“平淡”也从一般的风格内涵、审美趣味向审美理想的层次升华。胡应麟把韦柳归入清淡诗派,王渔洋把韦柳归入清真古淡的风格体系,并奉为神韵的典范,愈益使韦柳与一种审美理想联系在一起。(11)。从这一点说,韦应物诗不仅超越大历,甚至具有超越唐代的典范意义。尽管论实际成就,他可能比不上高岑李(商隐)杜(牧)这些大家,但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们。他的古诗上薄陶谢,下该王孟,堪称是清淡诗派在风格上的集大成者,其“无声色臭味”(朱熹语)的淡泊尤被后人奉为流派正宗。如果我们说,韦应物是诗史上一位参与中国诗歌传统形成的重要诗人,那是丝毫也不夸张的。

   注释:

   ①有关韦应物生平考证的文献,可参看拙著《大历诗风》附录“大历诗研究参考文献一览”。储说见其《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文学遗产》1984,4)一文。

   ②赤井益久《韦应物的屏居》,《汉文学会会报》第三十辑(1984,12)。该文未列苏州剌吏一永定寺一组,此为笔者所增。

   ③本文引韦诗均据中华书局新排印本《全唐诗》,只注册、页数。

   ④斯蒂芬?欧文《追忆》第21页,郑学勤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近藤元粹评订《韦苏州诗集》,明治三十三年排印本。后引近藤说均见此本。

   ⑥大历时期士人生活之贫困,可参看《大历诗风》第87页。

   ⑦关于谢朓的这种心态及对大历诗人的影响,可参看拙著《大历诗风》第三章及《吏隐:谢朓与大历诗人》一文(《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

   ⑧《溪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本。《苕溪渔隐丛话》所引,第七句作“士君子当以此切切存心”。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汪立名刊本《韦苏州诗集》卷上朱瀛过录廉兆纶批语。

   ⑩《书黄子思诗集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60。

   (11)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马自力《论韦柳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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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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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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