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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石本惠:治理民主:民主研究的新进程(二)

——对话杨光斌教授的民主理论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6 21:47:27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石本惠  
社会陷于空前的不平等。民主化是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发生的。人们为了平等而追求民主,民主实现了,结果一夜之间却生活在市场化的不平等中,绝望的人们又开始怀念过去,呼唤强权人物。

  

   我的结论是,成功的民主化基本上是按照国家建设的“正方向”展开的,即在保证国家性和秩序的前提下,夯实官僚制和市场经济等基础性权力,在此基础上渐进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反之,挫败的民主化或无效的民主则大多是沿着国家建设的“反方向”进行的,即在国家的基础性权力缺失或经济发展不到位的前提下,把民主化当做国家建设的最高诉求。

  

   石本惠:您的“民主的词典式序列关系”即民主建设的“正方向”和“反方向”,主要是基于大历史而来的,而实践也是检验理论的最好时机,目前乌克兰、泰国和埃及的民主化悲剧能给我们什么样的理论启示?或者说这些实践能否让我们有新的理论发现?

  

   杨光斌:我认为,埃及的悲剧验证了公民社会组织如穆兄会与民主政治的复杂关系,泰国政治的周期性动荡验证着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而乌克兰的解体验证着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孪生关系。当埃及—泰国—乌克兰的政治悲剧在证伪着一些民主化理论的时候,也在强化着民主化的有些理论,比如民主化的同质性条件。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成败都取决于同质化条件。

  

   我在过往的研究中指出,民主在价值上是公共之善,值得也必须追求;但是,民主更是一个现实中的工具性问题即是一个政体问题,既然是政体问题,它和君主制、贵族制一样,必然存在内在的利益冲突性。原因很简单,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政治,而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很难一致化,而且多数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对立性的种族或根本性物质利益的对立。因此,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是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而不能选择性失明,否则,正如很多历史上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故事一样,民主到来之后并不都是福祉,反而成为祸害。基于民主固有的张力和冲突性,实现民主的条件、尤其是同质性条件就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一个大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多种族国家而言。同质性条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国家认同即国家性(stateness)前提:这是从连自由民主理论家达尔和林茨都反复强调的,民主只能在大家都接受的特定疆域内玩,各家各派都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就变成了分裂国家的工具。

  

   基本的政治共识前提:现代国家必然是文化或观念多元化的政治生态,但应该是多元一体,即存在最基本的、大家都能接受和认同的政治价值,否则,分裂型价值之争就会通过党争而强化,进而演变为分裂型社会,难以达成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自由民主理论家萨托利如是说,除非存在政治共识,否则多党制是很危险的。

  

   社会结构的大致平等性与同质性: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指出了社会结构与政体的关系,即中产阶级主导型社会最为稳定,西方的民主化也基本是橄榄型社会以后的事。而在对立的社会中,即贫富悬殊、教派对立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之中,选举只不过是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在发展中国家,穷人必然居多数,有产阶级为少数,结果是有产阶级反对民主;而在教派对立的大中东,选举最终不过是强化多数派的主导权,因而选举非但不能抚平教派斗争的伤痕,甚至加剧教派分裂。

  

   石本惠:我们已经讨论了自由民主理论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在实践中的灾难,您也从国家建设理论解释民主、还原历史语境,从而让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他们不会把民主当做复杂的思想问题去理解,而是从政治上去看问题,容易用流行的民主理论和民主模式去套现实,“自由民主”就是容易为人接受的理论,简单而有穿透力,虽然其问题种种。要淡化其影响力,不但要做大量的理论上的证伪工作,还需要提出简单而有穿透力的民主模式,您认为可否提出超越自由民主的民主理论或者民主模式?

  

   杨光斌:在知识论上,人类从过去到今天,都是不停地超越、不停地知识革命的结果。自由民主理论有好的东西,要学习要汲取,比如法治,但其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也有目共睹的,因此必须超越自由民主。

  

   萨托利虽然力图在政体意义上讲民主,但在根本上还是沿袭西方社会中心主义,即只讲民主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而刻意抹去“国家”,这不符合政体理论常识。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说,民主政治讲的是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关系:不但要讲社会权利和社会约束的重要性,也要讲国家自主性即国家超越或引导社会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理论必须引入国家自主性变量。这样视角下的民主理论研究可能才会有新的突破。我特别认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诺德林格的观点,他在其《民主国家的自主性》中对流行的各种实证民主理论的批判后指出了民主理论发展的方向:目前只有通过把主要的关注重点转移到国家,民主理论才能得到更好的论证。和诺德林格教授一样,林德布洛姆教授认为自由民主理论不但刻意抹去大企业的地位,更是淡化国家:在政治学中,甚至连那些界说民主理论的雄心勃勃的尝试,也都伴随有对政府或国家功能的疏忽,这种功能依市场在政治-阶级生活中的作用大小而不同。

  

   西方人的认识是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有来自中国的智慧和思想不能忽视,因为民主在价值上是普世的,但在制度形式上又是因时因地(positional)或语境式的(contextal)。这样,在中国谈民主必然离不开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思想和智慧。其中,“民本”这个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就是可以与民主嫁接的智识传统,因为“民本”说到底就是关于国家的思想。将民本与民主关联起来,不是没有传统的。100年前,当民主传入中国之时,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克武教授的研究,中国的精英们就以“民本”看民主。今天,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的研究,普通百姓心目中的民主观事实上依然是“民本”。难道从中国思想精英到草根阶层的认识都没有道理?也只有在“民本”层面,才能理解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群众路线,才能理解共产党这个新儒家式执政集团与中国成就之间的关系。

  

   第三波民主化的挫败经验告诉我们,好的民主离不开有效治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治理热”依然方兴未艾。“治理”是一个可以与民主并驾齐驱的范式性概念,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性概念而使用,因为即使西方人热衷研究的巩固的民主如果不能实行有效治理,如老牌的民主国家印度以及很多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依然属于“无效的民主”,无效的民主不能当饭吃。90年代开始兴起的治理概念强调的是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依然是哈耶克式新自由主义的衍生品。但是,无论怎么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都不可能取代国家的角色。在世界银行援建的项目中,做得最好的就是中国,而不是所谓以社会组织为主的非洲和南美国家。不仅如此,一个被自大的世行经济学家所无知的历史事实是,早在15世纪,英国就有一本专门以Governance in England为名的著作,governance被解释为to rule over by right of authority(可理解为“国家的管辖的权利”)。时代到了今天,社会组织在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最重要的主体还是国家。其实,在“治理”理论流行起来之前,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把国家找回来”的国家学派就已经是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主流了。国家学派是用来研究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的,只有涉及公共政策问题,就不可能离得开国家,而公共政策则是政治学理论的实践形式。

  

   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找回“国家”干什么?当然是为了有更好的民主,为了有更好的民主生活,即有效的治理。为此,我提出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相对的“治理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即“可治理的民主”)。

  

   “自由民主”仅是一种程序民主,而且并不是能够影响到决策过程或不考虑决策者自主性(即“国家自主性”)的程序,是民主诸多工具性中的一种。如果程序民主即民主的工具性不能为实质民主做出贡献,程序民主的实用性就值得质疑,为此,民主必须与有效的治理联系在一起,让民主能为老百姓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governable(“可治理的”)是一个好词,如前,其正统意义就是to rule over by right of authority,因此在语义学意义和事实上的现实政治意义上,一个“可治理的”社会首先是国家的事,不管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如何在理论上淡化甚至丑化“国家”,“国家”都是现代人生活中的空气,呼吸着空气不觉得其重要性,但却一刻也少不了空气,对于这一点研究国家史的西方历史学家最坦诚,将国家直接比喻为生活中的空气。这是美国一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不但概念的语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延伸,即“可治理的”不再局限于国家的权利,因为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使得治理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治理是社会组织应该享有的权利,即世行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治理”。

  

   这样,governable就成为一个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概念,理想的国家或理想的社会必须是“可治理的”。同时,“可治理的”国家又必须是民主的。在大众政治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化社会,治理得再好,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参与即不能保障老百姓的参与权,老百姓也不干,好坏都要自己玩。在治理意义上,新加坡应该在世界首列之中,但是老百姓还是要求选举和参与的民主权利,结果开国之父李光耀成为选举中的“票房毒药”。因此,民主是大众政治时代绕不开的话语和现实。

   我多次强调,民主是一种政体或国家形态,是一种权力关系,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governable则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好概念。在任何国家,统治者都追求可治理性,否则将危及政权;老百姓的要求则更多,不但要求能直接实现自己价值的各种形式的民主权利,更追求好的公共服务即善治,而目前流行的主流民主形式如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等实证民主理论都不必然是governable。或者说,治理不错的西方国家并不一定是理论上的“自由民主”所能解释的,即“自由民主”掩蔽了真正的国家治理之道,自由民主只是强调的社会权利而无视国家本身的作用,即不是真正的政体意义上的民主理论。这样,无论是理论的逻辑上还是现实的国家-社会诉求上,“governable democracy”都可以视为一种替代性民主理论或民主观念。governable democracy直译是“可治理的民主”,为了方便和词义上的美感,可以简称为“治理民主”,就如“自由的民主”(liberal D)直接称为“自由民主”一样。

  

   石本惠:自由民主由一些要素构成,“治理民主”的要素是什么呢?相对于自由民主,其优势何在?

  

杨光斌:我曾经以回到历史真相的方式即复原国家作用和政体意义而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即以“参与——回应——责任”表现出来的新民主观,这三要素就是我今天提出的“治理民主”的基本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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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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