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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翔:法治文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更新时间:2015-03-26 20:27:47
作者: 刘作翔 (进入专栏)  
他把社会制度看成是社会文化的真正要素。他说,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的,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根本的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地团集着一群人中,有它特有的一套规律及技术。任何社会制度亦都是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用来称呼这种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最适合的名词莫若"社会制度"。在这定义下的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研究法律制度的文化属性极具帮助意义。

   还有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文化的定义就更广泛了。他把世间所有的事物都看做是文化。他说"我认为今天以后,研究学问都应该拿文化的眼光来研究,每一种学问都是文化中间的一部分。在文化体系中,它所占的地位亦就是它的意义和价值"。钱穆先生还曾用以下两句警句对文化的价值功用作了至高的评价:"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这是在他的(文化学大义)里面讲的。在钱先生看来,一切问题,都是文化问题,甚至战争都不例外。而解决问题的出路,则应当到整个文化问题中去寻找,非此莫属。他是一个唯文化论者。虽然我们不完全赞同他把文化推到如此高的高度,但是,他这样一种重视文化的精神和传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在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对文化的高度推崇还是比我们今天要浓烈地多。

   (二)法治文化视野中的文化观:制度和观念

   面对以上三种文化观,研究法治文化,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呢?显然很清楚了。广义文化观肯定不可能采取了,因为太大,它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放到里面;而狭义文化观把文化仅仅理解为观念形态,也是难以赞同的;那么可否选取中义文化观呢,因为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离开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来谈法治文化是有缺漏的。

   (三)"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概念的区别

   从形式意义上讲,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即它们两者在形式要件上没有太实质性的差别。但在内容上,有一个实质性的差别,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这两者的区别有点类似于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法律文化概念可以是正价值的文化类型,也可以是负价值的文化类型,可以用来表达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法律文化类型,不管这种法律文化类型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先进的还是野蛮的。而法治文化则是一种蕴含人类正价值概念的文化类型,它不管从制度到观念,都必须是包含和反映了人类的基本价值,即应该是反映人类进步的、先进的、优秀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构造。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应该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三、法治文化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及其互动

   (一)法治文化的结构

   法治文化应该有个结构,这个结构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组成。所谓表层结构就是外显化了的,它和深层结构没有高低之分,就是一种表述。因为文化学者有隐性文化和显性文化这样一种结构表述。我们就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来表达。表层结构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文化已经可以看得见的,这些文化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等。比如说法律规范可以看得见,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摸得着、看得见,还有法律组织机构,比如说法院、政府、人大、检察院,所有的法律组织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还有监狱,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法治文化这个意义讲的法律组织机构包括监狱、包括军队,还有法律设施。为什么把法律设施看成是法治文化的结构组成?因为法律设施是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举例说,中央的司法改革,为什么把解决经费问题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主题呢?与司法改革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一个地方连办案的基本条件都没有,那么它能把案子办好吗?有些地方法院,有的律师事务所让当事人出费用,包括路费等所有费用,如果国家能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在司法形象方面能够更好一些,在职责方面能更好地履行职能。更重要的是好多机构由于经费短缺造成了案件不能进行下去,有些地方可能连电话费都支付不出去。这个表层结构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制度性文化"。那么深层结构指的是什么呢?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这是法治文化深层结构,是同意识形态相关的法治文化结构。对法治文化的理解就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两大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两大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在中国法治化的过程中,法律制度体系和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体系需要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如果这个互动中断,法律实施的效果就要受影响,良好制度实现的效果可能就不理想。法治文化两大结构的关系很重要,两者的互动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这是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美国著名法学家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中有一个很经典的观点:法典的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每一个法律制度产生背后的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其实这个现象在中国也有。比如说,围绕每一部立法所产生的激烈的辩论,都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制度一种高度的认识,因为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就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另外,在这个认识论原理中还包含着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观念怎么来?它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近些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了。在最初"一五"普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观念,认为不需要老百姓懂那么多法律知识,他们只要知道有事找法院,找律师等专业人士为他解决就行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人们悟出来的一个道理:缺乏知识作根基的观念是不牢靠的。一种观念如果是建立在个人对知识的掌握和认识的掌握基础上会比别人灌输给你的要强烈得多和牢固得多。当然现在虽然仍不可能要求老百姓懂所有的法律,但有些基本的法律知识还是要懂的。如果老百姓连他有什么权利都不知道,他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又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有可能走向问题的反面。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所以说依法维权、依法维稳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一切观念都要建立在理解、认识和知识的基础上。在法治文化的建设进程中,人民素质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人民素质的提高靠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当是建立在人们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的基础上的。

   其二,良好的制度和规范又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它们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中讲了一个例子:税收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习惯。他说现在自觉纳税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不是美国人天生就那么守法,那么有纳税意识,也是经过几百年的演进,由最初的强制性的行为,逐渐地变成人们自觉的意识和习惯。用制度来改变不好的习俗,在世界各国都有成功的先例。比如说,中国1950年的(婚姻法)就规定了国家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因为旧中国有纳妾的习俗,国家就要通过法律条文明文废除这种不好的习俗。还有就是韩国通过法律废除了他们长达两百年的&同姓不婚'的习俗(中国古代也有这样一个法律),因为按照现代科学它已经没有道理了。如果继续这个习俗,那么很多相爱的人可能不能结婚,终身不能厮守。我看过中国的一个例子,一个乡村有两个青年,他们相爱,准备要结婚,但是家族执意反对。因为按照辈分,男的应该叫女的为姑姑,其实他们已经出了"五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两人不见了,到哪去了?大家以为他俩私奔了。结果后来工作队进去搞农田改造的时候,挖出来一具尸首,就是其中一个人的尸首。后来马上立案侦破。侦破的结果是:当时家族认为,他们两个如果结婚就是他们家族的奇耻大辱,怎么办呢,他们就开了一个家族会议,这个家族会议还是由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主持的,他们就决定把他们两个处死,还让两家的家长去执行,男的母亲就把男的用被子捂死,女方家也把女的弄死,弄死后找到一个山坡,一个埋在这面,一个埋在那面。就是让他俩生不能在一起,死也不能在一起。这个案件最后侦破了。前几年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具体的民间法",讲了个案例,其中包括这样的案例。现在虽然说习俗、善良风俗,司法要依法吸收,但是对于恶俗应该怎么办呢?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司法的方式对它进行纠正。所以制度和规范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

四、结语:法治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性文化建设和观念性文化建设的结合和互动

   如何理解"法治文化建设"?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相区别,法治文化是指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法治文化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组成,前者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等,后者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法治文化就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一般来说,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而良好的制度和规范又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可以这样讲,法治文化建设是建立在以上对法治文化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法治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性文化建设与观念性文化建设的结合和互动。我们既应该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对公民观念的塑造和提高。制度性文化建设和观念性文化建设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治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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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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