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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何必要用李光耀的成功为儒家贴金——新墨家的观点

更新时间:2015-03-26 13:24:17
作者: 顾如  
然而儒生去说这话,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们只能去忽悠那些不读儒家经典的人,包括老外们。一认真读儒家经典,那么就糟糕了。要么被带入魔境,要么就会像我一样厌恶他们,厌恶他们对华夏传统的破坏。所谓“内圣外王”与“内圆外方”、“守中执正”几乎是同义词,只是相同理念在不同范畴中的不同表达而已。内圆外方,大意是内心自由,外守规则。圆,是人为自己划定的边界。「规画攴也」。方,是在社会中经过人与人互相作用而形成的,人们实际能够拥有的边界。「矩现攴也」。而儒家偏偏要“圆滑做人”,他不是内圆而是外圆。他们主张的“仁政”给予官员过高的裁量权、选择权,也确实是外圆,不是华夏传统的外方。华夏传统要“守中”,儒家偏偏要“用中”。为什么儒家要用中而不是守中呢?因为中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点状狭小位置。他用中就具有了太大的裁量权和选择权。守中不同,守中在我,我对自己当然应该有足够大的裁量权和选择权。外用在华夏传统是“执正”。正是不偏不倚,也是不参与。也就是说在执用的时候,我不把自己参与进去。我只在争论的双方之外,持一个中立态度,维持好争论秩序、帮助双方信守自己达成的约定等等。当自己已经是参与的一方时,此时自己是“用中”,但自己不能同时成为评判者。而应该请其他人和天志、规则为“执正”者。尚同篇提到一个官员在代表自己所辖地方的利益时,应该尚同于上级,原理在此。这是华夏传统的“执正”。所谓内圣外王,也是如此理解。只是内圣者还要“义本于外”,从而获得“中”。然后虚己而与外义相耦合。包括将之内化或者配合、协调等等。形成“守中”的内圆,也就是内圣。儒家人士连“内圣外王”是什么都不懂,还整天把“内圣外王”挂在嘴上,实在是可笑又可怜。

   李光耀绝对不符合华夏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说。其将自身之“内圆”外扩覆盖了其他人,超过了通义范围。或者说他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压制了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在墨家叫做「超城圆」。「超城圆,止也」,这种做法是应该被制止的。李光耀首先就不内圣,他只做到了外王,也就是「信身从事」。他定的规矩,他自己遵守了。如此而已。此为霸王之道,非王者之道。庄子认为孔子和盗跖是同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和盗跖都是要把自己的秩序强加于人的人。实际上儒家学说从家推天下,从自己推天下人。本质上是一种小家子的学说。从极端推导普遍,不可能有普适性,而带有天然的强制性。儒家文化比较适合家长式家庭、血汗工厂、小邦国的治理。儒家社会做到极致也就是秦国、武则天时代水平。反思、切割“法家”之后的儒家,在治国方面还不如法家。纯粹依靠道德忽悠和养民措施,能获得秩序吗?它内在的强制性必然遭到人们的反抗。百姓也必然仿效不受约束的精英层所为。所以每当儒生们成功制约皇帝之后,社会就立即下滑。没有例外。当然,法家的霸王道虽然在儒家社会是更好体制,但仍然不如讲求法治、无为的黄老学派。黄老学派本是墨道两家适应集权社会的产物。严格管制官僚层,严格执法,却又尽量不去打搅社会的自生。制吏不制民。黄老的主张更为接近内圣外王。李光耀也比较认同哈耶克的学说,只是受制于儒家意识未能在境界上超越儒家。

   儒家人士喜欢引用福山自美。“民主制度和儒家文化的不相容,并非如大部分亚洲人和西方人所以为的那么严重”。我仔细研读福山该文,所得出的结论恰恰与儒生相反。在解读《墨子》书时也有这种情况。墨子解释自己为什么“有见称于孔子”时说,即使鸟鱼都有正确的时候,何况孔子呢?儒生认定墨子称许了孔子,而我们墨者解读为看不起孔子。福山的文章称儒家体制虽然反民主,但它的养民说也会制造中产阶层。当中产阶层出现后就会持续不断地追求自身权利。从而使社会走向民主。我们墨者解读为:即使在反民主的文化和体制之内,只要不阻断社会的自生过程。社会总会顽强地自生起来。从而打破原先的文化和体制。那么就需要考察哪些因素会阻断社会的自生过程了。其一是墨家反对的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能教民以德,不能教民以智、以辩、以利、以艺。强制进行这种教育,就可能是阻断社会自生的效果。而开放会破坏这种愚民教育。新加坡也有愚民教育,但他不能不开放,形成了对冲。其二,不可以实行扼杀中产阶层壮大的经济政策。贫富两极分化,将撕裂社会进入典型儒家社会。其三,严管官僚层。可以高薪,但必须控制他们对社会的掠夺。否则也会产生扼杀中产阶层的效果。我们认为避免了这三点之后,即使是在儒家社会之内,社会也会顽强地自生起来。最终将以什么形式冲破儒家社会对社会的束缚,则还需要更多考量。

   中国的儒家社会历史也证明:即使在儒家思想笼罩的社会中,也会自然产生正义。对于墨家来说,称“产生正义”并不准确。墨家认为“仁义礼”之类“心、志、行”层面的东西,都是人类智慧。准确地说应该是:人类智慧也会自然产生。夸张一点可以称:人类的高贵智慧。天帝赋予人类以超出万物的智能。已经在人性里种下了智慧的种子了。随风传送的小草种子,几乎能在任何土地上生长出来。唐宋儒学向着华夏传统的方向回归,就属于这种情形。只是他们还受制于独尊儒术造成的封闭罢了。特别是习总提及的王阳明心学。其修身法门与华夏传统只隔了一层纸。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所持的“君亲师皆不必可法(墨子言)”理念。原本已经使中国处在第二次思想提升的临界点。只是少数民族的蒙元、满清入主中原,他们不得不更加依靠儒家学说维持统治,以汉制汉。才使得中国的社会再次向典型儒家社会回归。

   满清尊儒家经学自不必说。此处以蒙元为例简单说明。⑴元朝恢复了儒家的家臣制。也就是《礼记》所称的“在家为仆,在公为臣”。其“投下户”即属民,有如汉朝魏晋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⑵“诸色户计”、“匠籍制度”的恢复。也就是《荀子》所称的,官方给人们分配好职业、生产资料等等。⑶“路引制”的恢复。这一点甚至恢复到了儒家秦国体制。⑷宵禁制度重现。秦汉特色,在蒙元重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害怕汉人的反抗。需要儒学将人们羁縻于家乡、家庭。⑸“籍没制”泛滥。也就是儒家的族诛制度,但又稍微人道一些,没有人身毁灭。⑹治理的粗鄙化。也就是儒家的德治(人治)而不是法治。只是蒙元也遵循了裙带之仁,更信任蒙族官员罢了。所以被儒生称为“粗鄙化”。从元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异族的统治,必然更加依赖儒学。因为儒学能为统治者提供更好、更强的强制能力。其裙带之仁,能合理化异族的特权。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总是很快喜欢上儒学,原因在此。早在鲜卑、羌人、氏人的五胡乱华时代就已经如此了。他们都争相汉化、争相祭起以汉制汉的大旗。与儒家的统治技术相比,他们确实是相对粗鄙的。这就类似粪坑,进来了也就被同化了。统治集团他不是一个人,整体而言,他们是非常聪明的。

   在儒家社会中,不但思想这种人类智慧可以顽强生长。一些社会操守类的人类智慧也会顽强生长出来。比如孔子、儒家最大的弱点之一:不诚信。就遭遇商业发展的反抗。我们看一则古代徽商的家训——《新安家族商训》: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斯贷,不以牟取为贷,以义为贷;斯典,不以情念为念,以正为念。

   其中“以和为贵”、“不以牟取为贷”可以与儒家扯上关系。其他都是类似墨家的典型商业文化特征。尤其突出了儒家所不具备的“诚信”特点。

   新加坡的社会也是如此。在中产阶层逐渐成长后,已经面临变革的压力。儒家思想已经无能为力,恰恰是需要被冲破的对象。现在看来,在建政时期实行一定的威权是有益的。但不能以破坏自生社会为代价。黄老是被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最佳选择。退而求其次,选择儒家也还过得去。只是儒家社会如何转向正常社会,还有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儒家社会造成的特权阶级如何保住所有,还有人们会否形成过度反弹的问题。李光耀先生要求拆除自己的居所,一方面是不想成为偶像。另一方面大概也有防止居所被做为反面象征被拆除吧。这种情况将发生于新加坡形成激烈转向之后,那是人们都不乐见的。

   由此可见李光耀的伟大在于他迎合了建政初期一定威权的需要。也在于其高超的政治技巧和仁慈之心。其所为确实有儒家文化色彩在内,我们不能否认。而且李光耀也睿智地采取了一些比较普适的,类似墨家主张的措施。比如政治精英的「杂于庸民」、兼爱民众等等。李光耀糅合两者,把儒家体制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统治者。李光耀的儒家社会,没有对社会的自生形成阻断效果,仅有所压制。从而避免了进入典型儒家社会。李光耀的儒家色彩也对新加坡的正常化造成了一些阻碍。未能实现华夏传统的“内圣外王”。但这种阻碍未必不能顺利克服,造成动荡。另外,新加坡所具有的一些有利条件,不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所能具有的。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依靠类似马六甲海峡这种天赐条件。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有足够的外部制约,从而避免自闭和进入典型儒家社会。即使日本,如果不加入二战,也不能获得这种制约。新加坡的经验可以学习。在我们为李光耀点赞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新加坡的弱点和其他国家不可能具有的优势,需要思考改进和找到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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