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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季子:东坡文谈

更新时间:2015-03-26 11:02:32
作者: 徐季子  

   苏东坡是中国有数的大文学家,在他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今将其有关写作的论说,草就《东坡文谈》一文,请同好指正。

     一、“不能不为之为工”

   东坡有《苏轼文集》一百四十多卷,文史哲无所不包,人情物无所不谈,诗书画无所不涉,内容浩瀚如海,文字姿态横生,真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他却说“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是不是作者自谦之辞呢?不是的,应当说这是作者作文的一大心得。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写道“为文者,非能之为工,不能不为之为工也”。人们作文可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为作文而作文,一种是在写作激情趋动下感到不能不写时而作文。前者也能写出文章来,但不能打动人心;只有在不能不为的心情下作文,才能写出真感受、真性情,只有真情实感的文字,才能入人之心,动人之情。何以当年苏轼每一篇文章出来,很快就能流传于世,那怕他在流放期间写的诗文,也能不胫而行,广为流传,连宋神宗赵顼在吃饭时看到苏轼文章都会放下碗筷来读,认为“人才难得”。天下能写文章的人不少,而为写而写的人也不少,有的人有名气,在别人请托下,勉强写些空泛应酬文章;有的人以卖文糊口,虽无实感,也不能不找些题目来写;有的拿诗文作敲门砖,为沽名钓誉而写。上述诸类文章多半是空文,虽能为而不能工。苏轼所谓“不能不为之而为工”,是他作文的基本态度。

   对“不能不为”这句话,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作文要有用于事,有补于世,是作者的职责、道义、情感,促使他不能不写。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写道:“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天下好文章大都是作者在道义感、责任感趋使下写出来的。苏轼还认为在凛然正气和强烈的道义感推动下怀着深情而写,作者即使不是以作文名世,也能写出感人的好文章,如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他并不以能文自居,而他的《出师表》却感人肺腑,彪炳千秋。“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肆,大哉言乎……”(《乐全先生文集叙》)。《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中原前为求蜀国之生存,不得不为而为之作,一字一句都很感人,这类好文章不是“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天下一等好文章大都是在不能不为而为之的激情中写出来的,诚如司马迁所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些都是苏轼所谓不能不为之作,是“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

   苏轼能写各类文章,但他最不愿写墓志铭一类文字,因为这类“谀墓”文字大都是言不由衷的虚言空文。相反,他在“鸟台诗案”死里逃生以后,家里人都劝他以后少写诗作文,免得再遭人陷害,他自己也准备弃笔不写,可是做不到,在不能不为时他还是为了。他贬放到黄州后诗文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他弟弟说他贬斥到黄州后“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许多名篇都是在不能不为,情不自禁的情况下自然流露的,如《赤壁赋》、《赤壁怀古》等不朽之作都出于此时。在哲宗绍圣年间,他又一次被贬逐到岭南,他也想以后少写诗文,免惹麻烦,可是在不能不为之时,他依然情不自禁文兴不减,黄鲁直说“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贬惠川后不久,他又被执政章惇放逐到海南儋耳,承受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而他不计穷达,委运任命,还是作了许多诗文,苏辙说:“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这一切都说明东坡文章是在“不能不为”的动力下写出来的。

   东坡所谓“不能不为之为工”另一种意思是指作文要顺乎自然,好比“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南行前集叙》)有山川就会有云雾,有草木必然生华实有性情才能出文章,华实相辅,情采相符,是作文自然之理,作者内藏不能不发之情才会有不能不为之作。苏轼著名的策论如《教战采策》、《上神宗皇帝书》等都是在不计个人安危,一心于国计民生,不能不为之而为的。一些纪事抒情之作如《喜雨亭记》记久旱逢雨,苏解民困后的喜悦心情,也是情不自禁不能不为而为的。即使有些文章,看来似乎是无所为而为的闲适之作,如《承天寺夜游》,记与友人在月夜同游承天寺,全文仅85个字,文笔细致入微,格调冲谈自然,作者自称为闲人,好像是消闲文字,其实不然,他是在写一个不想闲而闲的“闲人”,闲人之心像明月一般的皎洁,而又满怀勃郁的情思,“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是作者既怀着忧伤又自求解脱,那种复杂心情的流露。我认为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离骚》,从创作感情而言,也是“不能不为”之作。苏轼的《超然台记》、《筼筜谷偃竹记》等著名的散文都可作如是读。

     二、“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由于东坡文章是在不能不为而为的情况中写的,因此他的文笔自然流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在谈自己作文心得时说过这话,他称赞谢民师的诗文时也说谢民师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是东坡又一行文准则。苏轼文章长的有长达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短的有仅86字的《承天寺夜游》,前文,作者观点是保守的,而写作情绪却意气风发,是在“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有何难”的锐励奋进的豪情中落笔的;后者则是他悲凉、孤独、企求解脱心情的自然流露。两样情怀,两种风格,但都流畅自然,长的不可减,短的不宜增,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能不止。

   好文章的情理文采自然融合,不是生硬凑合。苏轼父亲苏洵将情理文采关系,比喻为“风行水上涣”,水上的涟漪、波浪,只有在水和风相激扬的时候才会产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此天下之至文也。”(苏洵《仲兄字文甫说》)苏轼继承他父亲的观点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作文准则,是很中肯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能不止”,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却是大作家作文的宝?。作文之难就难在“所当”两个字,什么是所当,什么是不当,作者的才识、功力就表现在这上面。作文既要像行云流水、自然而然,又不能离题太远不着边际,要文理契合,精采相符。东坡大小文章,大都符合“所当”两字,如融游览、考察、哲理于一体的游记散文《石钟山记》,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的范例。文章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提出对前人关于石钟山诸说的怀疑,疑北魏郦道元“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说之浅。疑唐代李渤所谓扣山石铿然有声,故名为石钟山说之伪。第二层次描写他深入考察、探索究竟的过程:先发现山下有许多石洞和石缝,微波激浪冲荡其间,声播四周;又发现两山间有大石当中流,大石中空,四边有小孔,风水吞吐其间“有窾坎鞺鞈之声”如“钟鼓齐鸣”,终于搞清楚此山何以名为“石钟山”的原因。第三层次论证凡事不目见,不实地了解,不探明究竟,妄加臆断,得出的结论都是靠不住的。郦道元想到了,但未作深入调查,因此说不清所以然;李渤认识片面,以偏概全,自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全文以石钟山为主线,从“疑”字入题,以“探”字深化,用“解”字作结,文章层次清晰,情文并茂,中间穿插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情景描写,更使文字跌宕多姿,气势雄浑,全文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如将此文作为范文来读,是大可得益的。

     三、“辞达而已矣”

   作文是为了表情达理,情要用辞来表,理要以辞来达,因此“辞达”是作文的基础。孔子说“言之不文,行而还远”说话只能使眼面前的人所得到,只有形成文,才能广为流传。而要成文,就要用“辞”联系起来,辞的作用就是达意,所以他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只要求辞能达意,不赞成说与实不符的漂亮话“巧言令色鲜于仁”,更反对“巧言乱德”用虚言假语来混淆视听,败坏诚信的美德。这是孔子的语言观,东坡论文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语言观,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辞达”,在《答王庠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又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得更详细“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人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在三封信中所谈到的“辞达”是相互表里的三种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辞达”是作文的基础,也是作文的基本要求。第二层意思是说“辞达”先要“心达”,心中先要弄清楚文章所要表达的事物之理,心中明白了还要做到“口达”,说得清,道得明;再而做到“手达”,能将心中想到的,嘴里说到的情理写出来,而且要达情达理。第三层意思是说“辞达不仅指辞而言,还必须做到物、情、理三达,即要确切反映客观事物;要善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情感;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这就是苏轼认为作文的最高要求,“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显然,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的原意了,而是苏轼借孔子“辞达”两字,加以发挥而提出他行文的主张。苏轼对“辞达”两字的阐发,可作我们作文的借鉴。现在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可是肯在“辞达”两字上下功夫的人却并不很多。有些文章读起来往往感到语涩情伪,有些自称为作家的人,却做不到“辞达”,这是令人遗憾的。

   东坡在阐述“辞达”的同时,还提出“随物赋形”的美学观点。用一体化的文字模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的多样化是不成功的。苏轼认为描写各种事物,不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一定要根据事物性质、形状、情态、气势、景象的不同而“随物赋形”,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者。”意思是说他写作时文思如泉涌,意之所及,文便随至,好比大河流水滔滔汩汩无所阻隔,但一遇到山石,水势就会随山石的势态而变化,或汹涌澎湃,或迂回曲折,随物赋形才能多姿多态,妙趣横生。作文切忌刻板,陈词滥调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苏东坡的《后赤壁赋》和《石钟山记》,虽然都描写了月夜的山川,但所描写的景象不同,文章的语势也完全不同,描写赤壁夜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石落石出……”文笔宽缓舒坦,将人带到静寂的世界。描写石钟山夜景“其夜月明……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鹃,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文笔紧促,使人觉得寒气袭人。“随物赋形”使东坡文章多情趣,令人久读不厌,这也是“辞达”的一种表现。同时,东坡所谓“辞达”并不是要求词藻华丽,而是要求“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反对贵华而践实”。他在《答黄鲁直书》中说晁无咎词“细看甚奇丽”但不够平实,希望黄鲁直转告晁无咎“凡人文字、当务使和平,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盍出于不得已也。”尽管他自己文章文采华赡,而他始终认为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文词要平实、合体、适用、“辞达而已矣”。

     四、“一意以摄之”

上文所谓“不能不为”、“起于所当起,止于不能不止”、“辞达而已”,三者是互有联系的,可说是东坡文谈的三准则,而使三者贯连的还有一重要观点,就是“一意以摄之”。“意”不仅是东坡论文的中心,也是我国历代文论家所关注的问题。《易•系辞》有“立象以尽意”之说,庄子有“得意而忘言”之论;钟嵘有“文已尽而意有余”之议;至于唐宋以来以意论诗文者更是不胜枚举。东坡以意论文,一半是继承古代文论的传统,一半则是东坡的创见,这也和苏轼对待其他传统观点一样,善于融古于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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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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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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