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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锋:从苏轼评蔡襄书法论到其“尚法”思想

更新时间:2015-03-26 10:56:54
作者: 李剑锋  

   启功论蔡襄诗云:“矜持有态苦难舒,颜告题名逐字摹。可笑东坡饶世故,也随座主誉君谟。”①又云:“欧阳永叔于蔡书誉之于前,苏东坡继声于后,至称为宋朝第一,未免阿好。”②

   的确,蔡襄的地位在“宋四家”之中是最特殊的,也略显尴尬,历来聚讼最多,年纪最长而名列苏、黄、米等晚生之后,以风格而论也很难被拉进“尚意”的阵营,更有人认为“宋四家”中本无蔡襄,所谓“蔡”者乃指蔡京,以京之奸佞不齿于士林,才姑以襄代之。这些说法由来已久,我们亦不必更费疑猜,本文所要论及的,首先是作为宋代书坛的领袖式人物苏轼对于蔡襄书法的真实评价。

   一、苏轼对蔡襄书法的真实态度

   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于文化的贡献是全面的,他不仅开启了宋代金石学的热潮,同时对于宋代书法的复兴无疑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对于宋初书坛的凋敝感到痛心疾首,认为“书之废莫甚于今”③,因而振臂高呼,发出了宋人“尚意”的先声。欧阳修于当世书法推重三人,苏舜元、苏舜钦兄弟和蔡襄,而欧公与蔡襄年纪相仿,志同道合,交谊甚笃,对蔡襄书法之推崇更是不遗余力,试引两则:

   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学称盛矣。惟以翰墨之妙,中间寂寥者久之,岂其忽而不为乎?将俗尚苟简,废而不振乎?抑亦难能而罕至也。盖久而得三人焉,向时苏子美兄弟以行草称,自二子亡,而君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世人多藏以为宝,而余得之尤多。④

   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⑤

   欧阳修要力挽书法之颓、力矫书法之弊,于是为世人树立起一个榜样,那就是蔡襄,蔡襄既能“笔有师法”,又能“惟意所为”,正符合欧公的书学主张。而纵观当时的书坛,客观地说,蔡襄也应是不二的人选,所以,应当承认蔡襄在北宋中期书法发展中的关键地位,欧阳修对他的推赞也并无过誉之嫌。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学生,老师对自己的知遇和提拔自然是要心存感激的,并且他一生膺服其师的学问见识,相关言论俯拾皆在,那么,在对蔡襄书法的评价这个问题上,苏轼到底是对老师观点的随声附和呢,还是发自内心的推崇?这是一个有关苏轼书学思想的深层次的问题。

   苏轼对于书法的集中论述,见于《东坡题跋》卷四。细查《东坡题跋》,我们发现,蔡襄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与蔡襄有关的题跋有十三则之多,其中多是对蔡襄书法的极力称赞,言词之恳切比之其师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略引数条: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议,故特明之。⑥

   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⑦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⑧

   仆论书以君谟为当世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⑨

   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⑩

   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11)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12)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13)

   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绝不应仅目为谙于世故的随声附和,更何况“(论者)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语气中已透露出捍卫己见的近乎固执的态度。

   综观东坡论书,从不肯轻易盲从附和别人的意见,若涉及批评,虽口气往往委婉,常顾左右而言他,但绝不至于作违心的虚誉,若是赞扬,也是恰到好处,断无肉麻的吹捧,我们也不妨引证几例。

   《题〈遗教经〉》云:

   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馀,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14)

   显然,苏轼在这里并不赞成欧阳修“《遗教经》非逸少笔”的断然之论,甚至有以其为真的倾向,但碍于情面没有说破,作了“阳奉阴违”的处置,但至少说明苏轼对于欧阳修的观点并非一一不假思索地全盘肯定,而是保持了思想上的独立。

   又,《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云: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15)

   这是苏轼有名的一段书论,往往被当作其“以人论书”的证据。然而抛开此点,若单就对钱君倚书法的评论而言,其实这未尝不是东坡先生避实而就虚的曲笔,因为我们通观整则题跋便可明白,从书法本体而言,钱君倚的书法并无多少高妙可言,用“仁者其言也讱”的托词转移视线,实在是既不用违心拔高,又不至于得罪人的做法了。

   又,《跋欧阳文忠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三则: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16)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17)

   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18)

   以上三段文字直接评论欧阳修的书法,若以师生之情论,苏轼更应该做的是对欧公的书法大加赞扬,大书特书,甚至推为“本朝第一”,但看这几段话,似乎仅止于礼节性的赞美,从其风神态度、人品性情着笔,避开了对其真实书法水平的评论。由此可见,即便对其师欧阳修本人的书法,苏轼也并没有任意拔高、夸大溢美,他又有何必要因为迎合欧阳修的论调而去对蔡襄大加褒词呢?

   以上的论述,我想大概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轼极力推崇蔡襄书法为“本朝第一”,这确是出于其对蔡襄书法的独到认识和心悦诚服,而不是出于对其师欧阳修的尊重而随声附和的泛泛之论。明乎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苏轼推崇蔡襄书法原因试析

   蔡襄的书法,在北宋中期为一代大家,这自然毋庸置疑,但我们把他放到历史的维度中考察,就会发现他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宋代“尚意”精神的代表。蔡襄书法的特点仍在于重视法度,他的行草书取法二王,楷书取法颜真卿,整体风格典正娴雅、矜庄妍美,但在风格的独造和性情的抒发上则略显逊色。据载,“蔡君谟妙得古人书法,其书《昼锦堂》,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百衲本’”(19)。这种斤斤求好的创作心态,与后来的“尚意”书家们所标榜的“点画信手烦推求”的潇洒率意的确判若两途。后来的书法大家如黄庭坚、米芾等,对于蔡襄虽也算敬重,但态度总不免有所保留,黄庭坚云:“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处。”(20)米芾亦云:“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花。”(21)试推二人之意,似亦认为蔡襄书法犹如张怀瓘评右军书所谓“有女郎才,无丈夫气”(22),这大概也是苏轼所云“或谓君谟书为弱”的所指。这种看法应该是苏黄时代的人对于蔡书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认知,所以才有了苏轼对于“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的慨叹。

   苏轼推蔡书为“本朝第一”,其理由何在呢?从苏轼的言论来看,这首先是因为蔡襄的书法有法度,能够成为学书者的楷则。东坡自己说得很明白:“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天资高固然是成为优秀书家的必要条件,但笃学之功更是必不可少。在苏轼看来,蔡襄最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系统出色地继承了前代优秀书家的法乳,特别是接续了二王和颜真卿的正脉,使书法回归到典正儒雅、法度完备的正途上来,而这正是从五代到宋初的书法所最欠缺的地方。苏轼《跋陈隐居书》云:“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23)这里,苏轼引用的典故很能说明问题,《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阯,还书诫之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24)在苏轼看来,蔡襄正像龙伯高一样,是最可楷法的人,他“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仪表堂堂、庄重谨严,书法学蔡襄就如同说话先学“庄语”而不至失态。苏轼将蔡襄推立为学书者的榜样,正说明了他对书法法度的重视。

   另外一点,是苏轼书法审美观与蔡襄书法实践的契合。蔡襄书法的取法路径十分清晰:行草书学晋人,尤其是二王,楷书学颜鲁公,而晋人与鲁公,也正是苏轼所极力推崇的对象。书学晋人,几乎是宋代书家的共识,他们对晋人韵致的向往常常溢于言表,如欧阳修曾言:“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25)苏轼对晋人的学习更是身体力行,《西楼苏帖》中刻有他临摹王羲之的《汉时讲堂帖》和桓温的《蜀平帖》,这使我们直观地看到了他追摹晋人的痕迹。《东坡题跋》中《跋桓元子书》亦记:“‘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26)(按,与《西楼苏帖》所刻文字略有出入)对桓温的尺牍临习尚如此之勤,何况其所爱之右军者乎?其《题王逸少帖》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锺,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恖恖”(27),更不惜将张旭、怀素一并大加贬斥,而以反衬右军书法无可比拟的高妙境界。苏轼对于颜真卿的推崇更是人尽皆知的,他的著名的论断“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8),直将鲁公推到了书史顶峰的位置。从苏轼的楷书作品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也不难看出他于鲁公楷法用功之深。他为何如此推重颜真卿呢?其实道理也正同于他对蔡襄的推重,除了受到颜氏忠义正直的人格力量的感召这种道德感情因素之外,正由于颜书的法度完备,也即在苏轼看来,颜真卿书法是人品与技法的高度完美的统一,是士大夫书法的典范。此外,颜真卿还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书家,在二王之外别构一体,为书法带来了新的面貌风格,所谓“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29)。正是因为对书法史的认识和取向的契合,苏轼对于蔡襄书法的高度认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尚法——苏轼书学思想的另一面

   作为“尚意”书风的开创者和领袖,苏轼的书学思想最常被提及的是任情适意的一面,而这一思想倾向集中体现在他的诗歌《石苍舒醉墨堂》里,兹俱录于下: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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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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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京)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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