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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骨灰

更新时间:2015-03-25 20:06:27
作者: 白先勇 (进入专栏)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 ,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 ,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 ,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大概才三十出头,他立在萧将军身侧,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剃着个陆军头,十分英武的模样,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长得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关刀眉,双眉一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颇有慑人的威严,后来大伯上了年纪,发胖起来,眼泡子肿了,又长了眼袋,而且泪腺有毛病,一径泪水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张圆厚的阔脸上反而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短的陆军头,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拿出来,洗熨得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只是他那一双腿,却愈来愈跛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庞大沉重的身躯,显得异常蹒跚吃力。从前在台湾,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听他数说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捞起裤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大腿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腿是畸形的,膝盖佝曲,无法伸直,膝盖一圈紫瘫累累,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腿对我说道:

   “齐生,你大伯这双腿啊,不知该记多少功呢!”

   大伯在一次锄奸行动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手里,关进了“七十六号”的黑牢中。大伯在里面给灌凉水。上电刑,抽皮鞭子,最后坐上了老虎凳,而且还加了三块砖,终于把一双腿硬生生地绷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大伯抗日有功,颇获萧将军的器重。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而大伯的事业同时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妈刚从堂哥帕洛阿图那个家搬出来。伯妈趁着大伯去洗手间,朝里面努了努嘴,悄悄对我说道:

   “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妇儿子闹翻了。”

   原来大伯住在堂哥家,没事时就给他两个小孙子讲述“民国史”,大概就像他从前给我和堂哥两人所上的课类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历史博士,专修近代史的,而且思想还相当左。她与大伯的“历史观”格格不入,她认为大伯不该尽给她两个儿子讲他那些“血腥事件”。大伯嗤之以鼻,诘问堂嫂道:

   “我考考你这个历史博士:萧鹰将军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点何在?这件历史大事你说说看。”

   堂嫂答不出来,大伯很得意,他说如果他是主考官,堂嫂的博士考试就通不过,堂嫂背地里骂了大伯一句:“那个老反动!”大伯却听见了,连夜逼着伯妈便搬了出来。老人公寓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铺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伯妈也在一家洗衣店里当出纳,两老自食其力。

   “你大伯摆书摊是姜太公钓鱼!”伯妈调侃大伯道。

   大伯的书报摊左派书报他不卖,右派的又少有人买,只有靠香港几本电影刊物在撑场面。不过大伯并不在意,他说他跟伯妈两人是在实践“新生活运动”。他又开始练字了,从前他在台湾,有一段日子在家中赋闲,就全靠练字修身养性,后来还真练就了一手好草书,江苏同乡会给他开过一次书法展。那天我去的时候,大伯正在伏案挥笔,书写对联,录的是陆放翁的两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手草书写得笔走龙蛇,墨迹还没有干。大伯说,那副对联是写给楼上田将军的,田将军也是一位退了役的少将,从前跟大伯是同一个系统,大伯搬进这幢老人公寓,还是田将军介绍的。田将军画马出名,他的画在唐人街居然还卖得出去,卖给一些美国观光客,他自己打趣说他是“秦琼卖马”。田将军送过一幅“战马图”给大伯,大伯回赠对联,投桃报李。大伯在对联上落了款,他命我将两幅对联高高举起,他颠拐着退了几步,颇为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对我笑道:

   “齐生,你看看,你大伯的老功夫还在吧?”

   旧金山傍晚大雾,飞机在上空盘桓了二十多分钟才穿云而下,我从窗户望下去,整个湾区都浸在迷茫的雾里,一片灯火朦胧。我到了唐人街,在一家广东烧腊店买了一只烧鸭,切了一盘烤乳猪,还有一盒卤鸭掌——这是大伯最喜欢的下酒菜,打了包,提到大伯的住所去。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罩在灰濛濛的雾里,那些老建筑,一幢幢都变成了黑色的魅影。爬上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忙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纽约已经下雪了,因为圣诞来临,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灿烂的圣诞树,白绒绒的雪花随着叮叮咚咚的圣诞音乐飘落下来,反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

   大伯来开门,他拄了一根拐杖,行走起来像是愈加艰难了。

   “大伯,我给你带了卤鸭掌来。”

   我举起手上的菜盒,大伯显然很高兴,接过菜盒去,笑道:

   “亏你还想得到,我倒把这个玩意儿给忘了!我有瓶茅台,今晚正用得着这个。”

   我放下行李箱,把身上的风衣卸去。大伯公寓里,茶几、沙发,连地上都堆满了一叠叠的旧报纸、旧杂志,五颜六色,非常凌乱,大概都是卖剩下的。

   “喏,这就是任平的小儿子——齐生。”

   大伯拄着拐杖,蹭蹬到饭桌那边,把菜盒搁到桌上。这下我才看见,饭桌那边,靠着窗户的一张倚子上,蜷缩着一个矮小的老人,大伯在跟那个老人说话,老人颤巍巍地立起,朝着我缓缓地移身过来,在灯光下,我看清楚老人原来是个驼背,而且佝偻得厉害,整个上身往前倾俯,两片肩胛高高耸起,颈子吃力地伸了出去,顶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老人身子十分羸弱,身上裹着的一件宽松黑绒夹祆,好像挂在一袭骨架子上似的,走起路来,抖抖索索。

   “唔,是有点像任平。”

   老人仰起面来,打量了我片刻,点头微笑道。老人的脸削瘦得只剩下一个巴掌宽,一双灰白的眉毛紧紧纠在一起,一脸愁容不展似的,他的嘴角完全垂挂了下来,笑起来,也是一副悲苦的神情,他的声音细弱,带着颤音。

   “他是你鼎立表伯,齐生。”

   大伯一面在摆设碗、筷,回头叫道。

   一刹那,我的脑海闪电似地掠过一连串的历史名词:“民盟”、“救国会”、“七君子”,这些轰轰烈烈的历史名词,都与优生学家名教授龙鼎立息息相关,可是我一时却无法把当年“民盟”健将、“救国会”领袖、我们家鼎鼎大名的鼎立表伯与目前这个愁容满面的衰残老人连在一起。

   “你不会认得我的了,”老人大概见我盯着他一直发怔,笑着说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才两三岁,还抱在手里呢。”

   “人家现在可神气了呀!”大伯在那边插嘴道,“变成‘归国学人’啦!”

   大伯知道我这次去跟北京做生意,颇不以为然。

   “我是在替美国人当‘买办’罢咧,大伯。”我自嘲道。

   “现在‘买办’在中国吃香得很啊。”鼎立表伯接嘴道,他尖细的笑声颤抖抖的。

   “你怎么不带了太太也回去风光风光?”大伯问道。

   “明珠跟孩子到瑞士度假去了。”我答道,隔了片刻,我终于解释道。

   “她不肯跟我去中国,她怕中国厕所脏。”

   两个老人愣了一下,随即呵呵地笑了起来。明珠有洁癖,厕所有臭味她会便秘,连尿也撒不出。我们在长岛的家里,那三间厕所一年四季都吊满了鲜花,打理得香喷喷的,我们公司有一对同事夫妇,刚去中国旅游回来,同事太太告诉明珠,她去游长城,上公厕,发现茅坑里有蛆。明珠听得花容失色,这次无论我怎么游说,也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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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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