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小说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9:05:54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第一节 二十世纪唐代小说研究概述

   本世纪学界对唐代小说的研究发轫于二十年代。无论是从作品的整理方面说,还是从小说史的理论探讨方面说,鲁迅都称得上是本世纪唐代小说研究的奠基人。他首先打破了清儒轻视小说的旧习,从1920年8月起, 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于二十年代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小说史论著,辑校并出版了《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其中《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唐代部分发明颇多,对唐代小说的系统研究有开创之功;《唐宋传奇集》更是本世纪一部出现较早的、较为可信的唐宋传奇选本,对当时唐代小说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鲁迅,当时致力于唐代小说研究的学者还有郑振铎和汪辟疆等。其中,郑振铎曾于二十年代编过一套《中国短篇小说集》,其中第一部都是唐人小说;三十年代又在他编的《世界文库》里陆续印出了《传奇》、《博异志》、《玄怪录》等唐人小说。汪辟疆除了校录出版了《唐人小说》,还撰有《唐人小说在文学史上之地位》等对唐代小说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二三十年代,唐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张鷟《游仙窟》从日本的回归和学界对这部作品及作者张鷟生平事迹的热烈讨论。四十年代后期出版的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则是本世纪较早出版的一部全面研究唐代小说的专著,集中体现了本世纪上半叶唐代小说研究的成果。

   五六十年代,唐代小说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但重印了鲁迅、汪辟疆等人选辑的《唐宋传奇集》和《唐人小说》,还新出版了张友鹤选注的《唐宋传奇选》。张著在前两书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增补,不仅加了比较详细的注释,而且也作了认真的校订。从文字校订方面来说,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本子。另外,此时也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唐人小说的单行本。如方诗铭的《游仙窟》就是其中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新注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的唐人小说集有《剧谈录》和《三水小牍》两种,都选用了较好的底本,并作了新的校订。其中《三水小牍》仍是现今最好的本子。另外,汪绍楹校点的《太平广记》的出版,也对唐代小说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再从小说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看,这一阶段也较之本世纪上半叶有所深入和拓展。此时人们多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和评价唐代传奇的艺术成就和局限,也有学者探讨唐代传奇与当时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更出版了《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这样综合研究的著作,至于当时对唐代著名的小说家及其作品研究和介绍的文章就更多了。

   八十年代以后,唐代小说的研究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此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出现了一批开掘深、视角新的唐代小说史著作,如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等。另外,此时唐代小说研究的领域也扩大了许多,以前人们较少关注的唐人笔记小说,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社就陆续推出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唐人笔记小说的单行本,还出现了像周勋初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这样专论或涉及唐人笔记小说的专著。此时在唐人小说的普及方面,也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唐传奇鉴赏集》的面世,较好地满足了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和欣赏唐传奇的需要,唐代传奇、唐人笔记选译本的大量出版,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尽管这些普及性的读物中不乏粗制滥造、转抄剽窃之作,但相当一部分还是比较精审的,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唐代小说在当代普通读者中的影响。

第二节 唐代小说史的研究

   和历代的唐代小说研究相比,本世纪唐代小说研究最显著、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史”的研究。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们不但对唐代小说的史学地位和历史贡献首次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较为深入的探讨了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还多角度、多层次地综合研究了唐代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其与唐代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在唐代小说“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

   本世纪上半叶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已经能从文学本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来寻找唐代小说兴起和大盛的原因。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指出,“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指出,唐传奇之所以能在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从前看不起小说的,此时也来做小说了”,“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作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唐代的传奇之所以能够在大历、元和年间“开花、结果”,是因为有“古文运动”在“促成其生长”,传奇文的作者多受了古文作家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传奇文”的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鲁迅和郑振铎的观点影响极为深远,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沿用或讨论着。

   当时众多的专题文章对此分析得更细。如方世琨在《小说在唐代的倾向》中就认为,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的小说在唐代中叶极盛,“全系全社会的形成”,“当时唐人受思想上之遏塞,于是在文艺上努力,加以承接南北朝遗留的风气,外国文艺的运入。在天宝后,民人生活的流离,当时藩镇跋扈,人民申兵,赋税日重,一祈控制边陲;内又遭安禄山之乱。”

   周潜的《论唐代传奇》则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唐代小说得以兴起的社会背景:“唐初承六朝之弊,士尚清谈,此其一也;其后天下承平,帝皇恣于淫乐,艳迹秘闻,民间羡称,此其二也;天宝以后,藩镇开府,奇人术士,如川归壑,各以技术干禄,于是剑侠之事,津津乐道,此其三也;小说之动机,不外乎感触,唐代思想极为自由,且贵族与平民,时有接近之机会,而宫廷间对于民众娱乐之需求,亦较前代为多,......或感于盛衰之靡常,借小说以寄其感喟;或感于阶级之殊异,借小说以发其咨嗟。或假托鬼神,寓其惩劝;或摭拾谑浪,恣其侃调。文不一体,意不一途,分道扬标,各树一帜,此其四也;当时达官如褚遂良、牛僧孺;文人如韩愈、柳宗元;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皆有小说之述作。是小说已为一般文学人士所垂青,......传奇作品,已为一般人所乐道,此其五也。综观上述五原因,传奇之来源及其凝成之背境之梗概略真矣。”

   冯沅君的《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则通过对唐代传奇作者身分的分析和统计,得出结论:唐代盛行科举,而“举人”以传奇猎取功名;牛僧孺是传奇名家,同时又是中科举的政党的党魁;统计作者出身的结果,不独确无科名的人是极少数,而且进士出身的人成绩较优。因此,在尚未获得有力反证的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唐传奇的发达颇得力于唐科举;换句话说,唐传奇的作者多是唐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人才。文章还分析了唐科举所造成的新阶层对唐传奇的三点影响和作用:它们的内容何以唯奇是尚,他们主要人物何以多是社会上层的人,他们中间何以有不少辉煌的作品。文章最后认为:唐传奇与进士科试文艺的关系不应轻易抹杀,也不应过分强调。

   而在四十年代后期面世的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则综合吸收了本世纪上半叶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与古文运动、进士科举及佛教均有密切的关系。

   五六十年代此时,学界对唐代小说发展的原因的探讨也不外乎文学艺术本身和社会原因两个方面,只不过较之三四十年代更强调阶级矛盾和经济的发展对唐代小说的影响。

   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城市经济的繁荣,随着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和广大群众对文化娱乐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小说文学的发展。”“又,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跟着变得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也向文学日益提出许多新的任务和新的思想主题,因此,形式的束缚较小、能够宽阔地反映生活的小说文学,便适应着这样的需要而发达起来。”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册也认为:“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于艺术方法。”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同学集体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则指出,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士族大地主阶级;唐代实行均田制,壮大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势力;加上科举考试的推行,又使得中小地主阶级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在文学上进行革新,与六朝以来的士族大地主阶级的形式主义文学进行对抗:都是唐传奇能够突破六朝志怪思想内容的藩篱,大兴于唐的重要原因。

   当时也有一些文章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唐代传奇小说兴盛的原因,如王运熙的《试论唐代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曹家琪《唐小说与科举、古文运动及其他》、吴庚舜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等。

   其中,王运熙文是一篇细致剖析唐代传奇与古文运动之关系、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如前所述,早在本世纪上半叶郑振铎就指出传奇的运动是古文运动的别支,强调了古文运动对传奇创作的促进作用。后来陈寅恪在《论韩愈》及《元白诗笺证稿》等文中又设新解,以为古文运动则因传奇的写作而成功。王运熙此文则指出:从时间的顺序说,唐传奇始于初唐,因此,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并不能成为促进传奇发展的动力。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而兴起。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学界则多从某一侧面深入探究唐代小说兴盛的原因,如唐异明的《思想解放与唐传奇的繁荣》、陈勤建的《论唐传奇的繁荣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卞孝萱的《唐人小说与政治》、陈珏的《唐宋传奇与西域文化》、王枝忠的《繁盛期传奇“不甚讲鬼神”原因试探》等。

   而八九十年代讨论的一个焦点是唐传奇的繁荣到底与唐代“行卷”(或“温卷”)之风有无关系。如前所述,从二十年代直至八九十年代的唐代传奇专著、论文和小说史、文学史,大都肯定“行卷”之风是促进唐传奇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持审慎态度,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论及这一问题时措辞就比较慎重:“据记载,当时有这样一种风气(即”温卷“之风)”,“这种情况,虽未必普遍如是,却也可以看出当时文坛上的显贵人物已有嗜好传奇小说者,而知识分子并可以此为进身之阶,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本世纪下半叶最早对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一部理论专著。作者认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文中有一章专论“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作者认为,传奇小说正好可以发挥作者史才、诗笔、议论三方面的能力,更能够在一篇之中有机地综合抒情、说理而表现多方面的才能,所以当时人们多用传奇小说行卷。而且,作者还认为,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铏的《传奇》这三种传奇集子也很可能是行卷之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517.html
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