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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李商隐、温庭筠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8:36:10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他屡屡表白心迹,乞求谅解”。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思想和性情本世纪专门研究李商隐思想的论文不多。张振佩的《李商隐评传》中曾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析李商隐的性情和思想,他认为义山的性情有六点:即热情、偏狭、倨傲、好名、犹疑、矛盾。他还认为,李商隐“也和一般人同样,为追求较舒服和安定的生活,于是便力争上流,谋求显达。但几度的失败,便把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反顾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于是只好归之于不可推求的命运。成为一个定命论者。”“一个目前主义的颓废者”,最后“做一个激头激尾的现实反抗者”。

   陈贻焮的《关于李商隐》是一篇深入分析李商隐一生思想发展的论文,该文通过对李商隐一生三个心愿的叙述和分析,看出:“一、李商隐少壮时代,固然有所谓’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大志。但比较抽象,而更具体更见诸行动的却是为了’孝友‘,为了家人骨肉之情,对于重建家门和光宗耀祖的渴望,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二李商隐诗文中的感伤情调,固然主要是当时唐王朝衰落时期封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没落情绪的反映,也透露出他其后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但多少含有他自幼孤苦忧伤等身世方面的因素。”文章还将李商隐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始欲委屈夤援;继悟孤立无援;终于疏远名利。”并谓其晚年诗如《槿花二首》、《乐游原》等作的感伤情调中夹有受佛教影响所致的虚无思想。柳文英的《谈李商隐的风貌》通过对把李商隐当作一个轻薄浪子的传统说法的批驳,探讨了李商隐独具的性格美和精神美,指出李商隐具有高洁的品格、傲兀的志气,而且也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

   李乃龙的《略论李商隐的仙道观》则根据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等诗考析了其仙道观的渊源和特点,并论述了仙道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其他有一些论著涉及到李商隐生平的其他问题。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探讨了李商隐“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徐幕奉使”、“王氏逝世之时间”等问题。李中华的《“王氏之死”考》则认为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深秋。梁超然的《李商隐考略二题》则对义山的生年和摄守昭州二事进行了考证,他考定李商隐摄守昭州时间为大中二年正月初五至三月二十日。

   二、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义山诗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品评大多比较简略,但也不乏珠玑之论。如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诗“作风能独开一派,其最著者,典丽、奇炼、幽深、微婉、纤巧,五者是也。”

   何蟠飞的《李义山诗的作风》谓义山诗是象征主义,应该用解象征主义诗的方法来解,“只需感觉到其中浑漠的气味就可以了。”又说义山诗的作风是热烈、伤感、凄清、精丽、沉郁。

   玄修《说李商隐》云:“读义山诗,毋专求之律体,其学杜处,多在古体中。当明其身世所遭遇,及其心迹。”

   张尔田《玉溪生诗题记》则云:“玉溪一派,实于天壤间独辟一蹊径,观集中多假闺襜香清语,以寓其忧生念乱之痛,直灵均苗裔也。有唐名家,无一人可与抗敌,岂直奴仆命骚也哉!”

   缪钺的《论李义山诗》谓李义山“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可比之屈原,文章还分析了李商隐与令狐氏恩怨亲疏之故发为篇章者,谓皆似香草美人之辞。

   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学界多从诗歌内容和现实性等方面来评价义山诗的成就。

   如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就颇强调了李诗中的现实内容,说他的一些直接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可比杜陵诗史”,又认为“李商隐是作讽刺诗的能手”,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指出,“作者不可能只是刻划爱情,而不关心政治的。但一般人却看不见他诗中的主要内容,光把它当作描写爱情的诗人,这是何等的错误呢?”

   顾易生在《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中也认为,李商隐有很多诗在精深、婉丽的辞藻中含有丰富高尚的感情和充实深隽的内容,有些诗更是结合了时代、反映了人民的爱憎。作者指出,“他时而戟手怒斥,直销胸头愤慨,更多的却是委宛含蓄,曲吐隐微无尽的愁丝,以婉丽蕴藉的彩笔,写凄楚低迷的哀思,成为晚唐诗人中的代表。”

   再如马茂元在《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则强调了李商隐诗中的“高情远意”,所谓的“高情远意”,实质上就是诗人的人格美,也就是诗歌风格的美的表现。认为“商隐诗确实多忧危凄苦之词,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气息,但他和那些消极的颓废诗人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看出’无限好‘的晚晴景色。”

   另外,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能较全面、客观地评价李商隐诗歌的风格和成就。

   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就认为,“李商隐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而其佳者,含蓄蕴藉,韵味深厚。”他又认为,“李商隐虽少直接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作品,但在不少诗篇中,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对晚唐政治的败坏,君主的荒淫,宦官的专横,表示不满。许多优秀的咏史诗歌,大都是借托史事,寄其弔古伤今之意,而具有较深的讽刺性。”又认为李商隐爱情诗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但“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他们认为,“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则更高,他们认为,“李商隐的诗歌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李商隐的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统一的,是他少数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和一部分的咏史诗和爱情诗(无题诗);而咏史诗和爱情诗中优秀的作品最能够代表他自己的优美风格和艺术特色。”虽然李商隐“没有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广泛地反映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没有较多地表现人民的苦难、意志和愿望,却以很多的作品来表现他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对于爱情的追求”,“但他开创了诗歌上新的风格、新的流派,在艺术技巧上他对我国的古典诗歌更有所发展和丰富,有些地方还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八十年代以后这个时期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综合研究更为深透,从整体上探讨李商隐诗歌艺术风格的论文主要有: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吴调公的《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董乃斌的《李商隐诗风格分期论纲》、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刘学锴的《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等。

   其中吴调公《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将李商隐一生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认为“李商隐的十年应举时期的诗歌早已表现其承传李贺的秾丽的特色。而他的’沉博‘风格则更多地表现为爱情诗中内心矛盾的体贴入微和对情境色泽丰富多彩的描绘,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时期的诗歌,主要是着重反映一代兴亡巨幅画卷的旅行诗,和揉合神话与现实于一炉的讽谏诗,霓裳风马,骋驰于远古的历史和广阔的郊原中,以形成其’沉博‘。至于天涯漂泊、幕府生涯时期的诗歌的’丽‘,则表现为异乡风土的描绘、斑烂陆离的色彩和伤悼诗中凄楚的冷色。而’沉博‘的进一步发展,则更得力于学习杜甫功力的精进,无论是在政治诗和生平回忆诗中,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杜诗’沉郁顿挫‘的特色。”吴调公的另一篇文章《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

   董乃斌文一反前人多用李商隐的生平分期来论析其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做法,从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将李诗风格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模拟期,大致从李商隐开始创作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写出《有感二首》等诗以前,其诗歌创作主要致力于模拟乐府歌行和李贺歌诗,抒写少年情怀,偶有轻愁薄闷,在模拟中显出过人的才华和巨大创作潜力。第二期为愤激期,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哭刘蕡》等诗的完成,本期诗风特征是政治性大大加强,情绪趋于激愤悲壮。第三期为感伤期,大致从哭刘蕡以后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游历江东写出一系列咏史诗为止。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哀惋凄厉、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同浓艳绮丽、朦胧曲折的表现形式有机、和谐的统一,到本阶段才成熟定型。第四期为颓废期。指李商隐罢盐铁推官归居荥阳以后的创作。随着生活境遇和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诗中大量出现对人生和世界虚无、幻灭的思想情绪。

   刘学锴文是一篇从宏观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的论文。该文首先指出,诗歌中写人生感慨,唐以前较多人生苦短的喟叹,唐以后较多人生困顿与离合聚散、盛衰变化的感慨,陶潜与杜甫就是杰出的代表。李商隐则是使诗歌中人生感慨的抒写向更深细隐微方面发展的诗人。义山诗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具有个性特点的有三种类型,即命运感慨、世情感慨和情绪感慨。另外,作者还认为,李商隐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同时反映了从先秦到晚唐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到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分析。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第五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中前五部分都是论述义山诗的风格的。

   其中刘著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吴著认为 ,李商隐诗歌的“沉博绝丽”表现在四个方面:“在诗思的陶钧中,表现为意脉的贯串和律法的精细;在炼字炼句中,表现为体物的工切和用典别出新意;在诗体方面,发展了咏史诗和侧重地创写了无题诗,表现了艺术素养的深厚,不拘一格,师法前人而又自辟蹊径。”董著下篇第一部分探讨了玉溪生诗歌风格演变的轨迹;第二部分认为,李商隐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一种纯属主观的心态和生命体验;第三部分指出,人生的挣扎与感伤的主题是李商隐诗歌主题的贯串线;第四部分认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倾向于多用比兴以寄托其主题思想的表现方法,因此他的诗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隐晦曲折、朦胧含蓄。第五部分则认为,义山诗描述语言最显著的特征自然是秾艳华丽,另外还具有沉痛凄切、森冷阴暗的色调。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创作心态、艺术构思等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特色进行了探讨,如张伯伟、曹虹的《李义山诗的心态》、蒋凡的《李商隐的艺术贡献与心理分析》、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董乃斌的《幻梦与诗章――李商隐诗心抉微》、王同书的《枯荷夕阳萧瑟美》、梁佛根的《义山诗的用典心理动因与中国传统诗歌用典的文化内因浅说》等。

其中蒋凡文称李商隐是“心理分析的高手”,文章认为李商隐的一生蹭蹬仕途,并非如人所说仅是牛党要人令狐綯的排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的“逆反”心理素质及其诗歌创作。这样抛开个人得失,全然无视利害的坚强创作心理准备,保证其诗歌创作在构思立意、命题谋篇诸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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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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