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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元稹、白居易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8:27:33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晚年在刺史和节度使任上政绩卓著,在朝任职时主张停止对河朔用兵,也是审时度势之论;文章还从传统文化心态的角度指出了历来人们偏爱白居易晚年洁身自好而非议元稹“谋道不择时”的锐意进取的偏颇。

   与薛涛之关系 元稹与薛涛的关系是学界探讨元稹人品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本世纪有相当一批学者沿袭《云溪友议》、《清异录》、《牧竖闲谈》等书中的观点,认为元稹在使蜀时曾与薛涛相会,并有诗往来,有的学者还认为元稹在江陵时与薛涛“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对元稹的人品表示非议。

   张蓬舟在其《薛涛诗笺•薛涛传•元薛因缘》中就认为薛涛四十岁时,元稹为东川监察御史,慕涛欲见,严绶遣往,与元稹聚于梓州。她似属意于稹,但长于稹十岁;稹则爱情不专,数月后又遭移贬,她遂终身未嫁。邓剑鸣、李华飞在《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中也认为薛涛《寄旧诗与微之》、元稹《寄赠薛涛》两诗是“地地道道的情诗”,“元稹、薛涛见过面是事实,两人有过一定程度的爱情关系也是确实的。”苏者聪的《元稹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往情深”吗?》则指责元稹“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其根据是“宪宗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十几年来,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朱德慈《元薛姻缘脞证》则以“诗证”、“史证”、“他证”三种证据,来力证元稹与薛涛之间确实有过一段未谐姻缘的关系。

   对此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主要有卞孝萱、彭芸荪、陈坦、冀勤、吴伟斌等。卞孝萱《元稹•薛涛•裴淑》认为,“元稹与薛涛未曾会晤,仅有唱和关系”,其证据是严绶时任右仆射,不在成都,又何来遣涛往侍之事?彭芸荪《望江楼志》也认为“旧传(元稹)尝与薛涛会晤,实出附会。然唱和寄赠,事自有之。”陈坦的《〈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辨误》、刘知渐《关于元稹、薛涛的关系问题》两文也都不同意元稹与薛涛有过爱情关系,刘文列举了“年龄相距悬殊”、“会面地点、情事不合”、“爱情关系无证据”等理由,证明元、薛之间只有诗歌唱和关系而没有爱情关系。冀勤的《元稹道德品格之我见》主要针对苏者聪《元稹在男女问题上“一往情深”吗?》进行商榷的,该文开列了元稹恋爱、婚姻历程的时间表,用事实说明元稹并非“轻薄放荡、好色成性”,作者还指出,评价古代作家时必须要有足够的材料依据,同时要顾及作家当时所处时代的“是非标准”。吴伟斌则接连发表了《元稹与薛涛――兼与苏者聪同志商榷》、《也谈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等文章,坚持认为历来关于元稹轻薄好色一类的传闻并无可靠的历史根据,因而不足凭信。他在后文中更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辩驳肯定论者的根据。他还认为现存所谓元、薛的唱和诗“实为他人伪作”,而薛涛的《赠远二首》“实与元稹无涉”,诗中所谓的“戎马事”绝非指任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不能以此证明稹在江陵时期与涛存在所谓’以夫妇自况‘的艳情及唱和”。

   三、元稹诗歌研究

   对元稹诗歌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开始于30年代陈寅恪发表的《读连昌宫词质疑》、《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等系列论文,同时或稍后,邹恩雨的《元稹与白居易》和玄修的《说元白》都是将元稹与白居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此后陈寅恪也将元稹与白居易的的诗歌作品一并进行笺释、研究,如其《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稍后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及元稹诗作的部分则有《古题乐府笺证》、《艳诗及悼亡诗》、《连昌宫词》等三篇。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元稹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了,到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研究角度更多,诸如诗歌艺术特色、对当时文学发展之贡献、诗歌体裁、题材、声律特点、诗歌理论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尤以卞孝萱、王拾遗、吴伟斌等人成绩显著。值得一提的是,王拾遗的专著《元稹论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讨论元稹诗歌的,其中第三部分是“元稹的文学见解”,第六、七、八、九等部分则对元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和探讨,均具有一定的深度。

   诗歌成就和对中唐文学之贡献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对元稹的诗歌艺术及其成就,作出了整体评价。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就认为,“元稹的诗,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流滚出来的。他看不惯当时藩镇的跋扈,豪将的横杀,捐税的苛杂,佛老的猖披......于是’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所以遂便发之为诗,讥讽时政;冀可极百姓于万一,使政治上轨道。......他有了陈子昂做帮助,有了杜工部可师法,遂便大胆地在诗里谈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起来。同时他又看穿了诗虽然是依伴乐曲而流演的东西,但却也可以离开音乐而独立。......于是他便大胆地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他之所谓新体诗歌,专门要讽刺执政,代民伸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元稹“虽和居易相酬唱,但居易的流畅平易的作风,他却未能得到。不过他的诗虽不能奔放,却甚整炼”,他的《乐府古题序》“是’新乐府‘的一篇简史”,他的传奇《会真记》“成了后来的一个最有名的传说的祖本”。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元稹诗歌的论述更加细致深入了,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元稹虽比白居易小六七岁,但却是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而且“元诗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动性,都不及白居易。这主要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另外,他的悼亡诗“属对工整,而又如家常话”,“这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将“元稹”单列一节,以示重视,他们对元稹的《田家词》、《估客乐》、《连昌宫词》等作品评价很高,但是也认为“元稹其他讽喻诗的成就远远不如白居易,元稹的作品形象不鲜明,意思不集中,枯燥乏味的多”,有些作品的“表达方法也有些呆板”, 不及白居易写的“叙述生动”、“引人入胜”。 “元稹作品中最好的是古今艳诗和悼亡诗”,“由于他富于词藻,精于描绘,尤其擅长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能吸引人和感动人” 。他们还特地指出其爱情诗《春晓》“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的”。

   八十年代以后,对元稹诗歌艺术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多起来了,较具代表性的有:裴斐《元稹简论》、吴伟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卞孝萱《唐代次韵诗为元稹首创考》、梁超然《元白四题――与裴斐先生商榷》、吴伟斌《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吴伟斌《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等。

   其中裴文主要探讨了为何是“元白”并称而非“白元”的问题,该文认为“元白”并称所以先元后白的原因有两个:一、元白唱酬固以次韵见重,而次韵不独自元始且为其所长;二、“淫靡”本为元白共有,李肇却独加于元,可见元之艳诗影响更大。文章还认为,“真正能代表元稹的不是新乐府,而是以哀艳缠绵之笔写生离死别之情的艳诗和悼亡诗”,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元稹实在要更可爱一些,他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对于我们也更亲近一些。”

   吴伟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认为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五个方面:一、浅切,二、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三、含蓄有味,四、感物寓意,五、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

   卞孝萱文以丰富的资料和谨严的考证,得出了“元和五年元稹在江陵府所作《酬乐天书怀见寄》等五首诗,是元、白之间’次韵相酬‘的开始”这一结论,从而使宋程大昌关于“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等比较笼统的说法落实了、准确了。

   梁超然文中的“题四:说元稹之淫靡”,则是针对裴斐《元稹简论》中所云“’淫靡‘即李戡所谓淫言媟语”,提出不同的看法。梁文认为,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元和年间人们“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均指艺术风格而言,而“淫言媟语”则指内容而言,因而不能混为一谈。

   吴伟斌《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文把元稹一生的创作道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进行论述。文章认为,元和年间是元稹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盛时期,也是元稹一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文中指出,所谓“元和体”诗歌,“就元稹来说,也主要是指他元和年间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讽喻诗及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和’次韵相酬‘的排律,而正是元稹等人的这些诗篇,在唐代文学史上形成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局面。”这种将“新乐府”也纳入“元和体”的范畴,是吴文的新说。

   吴伟斌《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回顾了以往在元稹评价上的种种不够公允的现象,对元稹在诗歌、小说、文论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元诗固然不能与李、杜诗相比,但就制策与传奇来说,元稹却有着李杜所没有的成就。元文当然不及韩、柳影响深广,但元稹诗却无疑比韩、柳诗歌更受当时人们的欢迎。”

   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一文则则针对当时“某些权威著作忽视了众多史料的存在和元稹诗文的实际,避而不谈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否认元稹为中唐文坛主盟者之一的地位”的现象,强调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他认为,“无论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与参加,诗歌内容的变革,诗歌理论的提出,诗歌唱和形式的创新,还是对唐文,尤其是对当时制诰文的弃旧图新,以及对唐传奇的发展繁荣,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贡献是毋庸置辨的,其在中唐的主盟者之一地位,也是无可置疑的。”

   卞孝萱、刘维治的《元稹评传》对元稹创作成就的论述也比较深入,如他们从“成就较大的乐府诗”、“颇具特色的艳诗与悼亡诗”、“独树一帜的次韵排律”等三个方面论其诗歌创作成就,谓“在平易坦荡中呈现出丽绝华美”是元稹独有的诗歌艺术特色,而这一点又体现在五个方面:(1)浓墨重彩的画笔,(2)曲尽其情的铺叙,(3)具有感染力的细节刻画,(4)富有情趣的比兴手法,(5)酣畅淋漓的自由抒写。

   另外,单论元稹乐府诗的论文有吴翠芬的《元稹的新题乐府和古题乐府》,单论元稹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论文则有屈小玲《元稹在通州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研究元稹诗歌韵系的论文有鲍明炜的《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也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元稹的文学主张 本世纪人们对元稹的文学主张也比较注意。早在二十年代,胡适就发表了《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该文认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后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洩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而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

   后来的一些文学史(包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诗歌史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也对元稹的文学主张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其中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尤有新意。

   如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就认为,元稹虽然在提倡有所兴寄、写时事上和白居易观点一致,但他们在对待诗歌的艺术方面态度又略有差别,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诗歌史上各个时期作品的评价标准,似以有无寄兴定优劣,但他在论杜之成就时,却未完全以寄兴为标准,而是从其诗歌艺术的兼备众体说的;这是与白居易论杜的些微差异处;而且他在《叙诗寄乐天》中也说他之写诗,几乎涉及一切生活内容,不象白居易所说的“惟歌生民病”了。

再如,王运熙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把元稹的诗歌批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二是围绕着杜甫诗的诗论。他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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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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