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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龙:“抵抗”的流变:从启蒙主义到文化民族主义

更新时间:2005-09-04 23:43:13
作者: 唐克龙  

  

  内容提要 “抵抗”是一个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命题,它反映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与思想文化潮流时,所展示出来的痛苦的心路历程。张承志、张炜的“抵抗投降”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依托,因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俗化潮流,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其中内含与“现代性”相悖反的因素;莫言和王安忆的“悲壮的抵抗”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核,承认并认可现代性,积极冷静作出的调适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一体化关系的反应,并且自觉剔除了其中的宗教化道德姿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是与20世纪上半期鲁迅的“反抗绝望”相比较,“抵抗投降”和“悲壮的抵抗”都缺少鲁迅的那种从人的内在出发的实践的启蒙精神。

  

  “抵抗”曾经是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面一个颇富文化史和思想史意味的字眼,一个命题。时光如流水,它冲走了许多东西,同时也使另外的一些东西得到了澄清。当时在“抵抗”的文化现场因为距离的过于贴近而显得暧昧不清的一些问题,如今时过境迁,大部分都已得到了清理,不再模糊,比如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抵抗”问题。之所以今天还要重提“抵抗”,并不是无所事事驱动之下的再算旧帐,而是现实之中又隐隐现出了历史的影子:文坛又出现了“抵抗”的声音①。新世纪之初,公元2002年的3月30日下午,当代文坛的两位重量级作家王安忆和莫言联袂在上海图书馆发表主题演讲,宣称写作是一种“悲壮的抵抗”。从20世纪90年代张承志、张炜发出“抵抗投降”的呼声,到今天王安忆、莫言宣称“悲壮的抵抗”,时间不到十年,“抵抗”不绝于耳。我感兴趣的是,间距如此之近的两次“抵抗”,它们相同的姿态背后,是否有着相异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不至于是简单无趣的历史重复?再进一步,如果它们果真只是在文化变迁中,感应于不同的文化际遇而作出的表面相似的姿态,好比是不同的疾病显现出来的相同症状,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将目光穿透这似是而非的表象,探查出它们真正的精神病灶,而不应该掉以轻心地将它们轻轻放过。唯物史观的普遍联系论帮助我们把它们牵合在一起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这两种性质上似是而非的“抵抗”作出泾渭分明的判断,而必要的历史感,将会自然而然地把我们的思考引导到20世纪的上半期,从“精神谱系学”的意义上,考察我们今天的“抵抗”,与鲁迅先生当年“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文化哲学,有没有精神上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的从一个“姿态”入手进行的精神考察与思想寻踪,将有可能揭露出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运行的某种轨迹,以及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上,知识分子应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变动不居的社会与思想文化潮流时,所展示出来的痛苦的心路历程。

  历史的连续性不容割裂。在我们开始讨论王安忆、莫言“悲壮的抵抗”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上一次的“抵抗”,那段还不十分遥远的历史。让我们看看,当张承志、张炜“抵抗投降”的文化现场已被清理完毕,参与者和看热闹的旁观者都已走散之后,到底还留下了一些什么。

  其实,张承志和张炜的“抵抗”,只是1994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事件中的一个插曲,但是由于它的激进的姿态,插曲变成了讨论中各界关注的焦点,引起了始料不及的反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最终导致了一场塑造“文化英雄”的造神运动,这是与它的初衷大异其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初是由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他的几个博士研究生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民进行了一次讨论、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触发的,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其他报刊杂志的转载之后,引发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一些颇有影响的刊物如《读书》、《东方》、《文学自由谈》、《文艺争鸣》、《花城》、《钟山》等相继卷入,围绕“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不断涌现,一场大讨论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出场了。王晓明在他那篇引发讨论的文章中认为:

  “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直到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了兴趣了。……因此,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②

  王晓明的沉痛之论,由于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症候,故此得到广泛而积极的回应,便是极其自然的事。与此同时,好象是有某种约定似的,张承志1993年在《十月》发表《以笔为旗》一文,张炜1993年3月21日在《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一文,直斥文坛时弊,呼唤“抗战文学”。面对文坛的媚俗倾向,表达自己在精神上决不后退,绝不妥协、不宽容,一定要战斗到底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与此相呼应,韩少功、李锐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措辞激烈、相当情绪化的言论,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反响。③在这过程中,基本可划分出三种声音:赞同者、反对者以及貌似超脱的商讨者。④但是不管哪一种声音,哪一种意见,由于“站队”式的表态冲动过于急迫和强大,阻碍了对问题真正深入、全面的讨论,急切间抛出的各种概念,比如“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义”、“抵抗”等等,也因此而没有得到深入的阐发。意气之争盖过了学理探讨,讨论虽然持续了两年,却似乎总在一个平面上滑行。因此发起人王晓明不无遗憾地总结道:“任何一场学术或思想讨论,都难免夹杂进非学术和非思想的因素,但是,这两年间有关‘人文精神’的种种意见当中,那非学术和非思想的影子是否晃动得太频繁了呢?” ⑤“非学术”和“非思想”,即是这场讨论某种意义上的“盖棺定论”,因此它留下的遗憾是令人扼腕的。

  今天看来,“抵抗投降”之所以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首先,1989年的事件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出于环境的压力和自愿的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知识运作方式”⑥,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转向与市场权力的勾结,弃“文化资本”而谋取商业资本;其次,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和社会思潮的世俗化趋势几乎同步进行,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治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整个社会开始被经济理性所支配。在这两种情势的作用之下,知识分子的分化更加剧烈,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被整合进国家权力机器,变成了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悲愤投海,佯狂经商”(魏明伦语),被统治社会的另一股霸权——商业化大潮所吸纳,这样,在“有机知识分子”和商业化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一个边缘化地带,留守在这一地带的是一部分坚持人文理想和道德化操守的知识分子,在日趋多元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世俗化浪潮冲击之下,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中心位置已不复存在。按照鲍曼的说法,启蒙时代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代是不适应的。这种不适应“使知识分子构筑了当代的信心危机,………其实质是一种特定的立法者角色的深刻危机,以及专门扮演这个角色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多余的对应性体验。场所的缺席是导致知识分子自信心危机的一种因素,也就是说立法者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来发表权威性陈述的场所。”⑦因此这一部分在90年代找不到“场所”的知识分子,他们既然没有向世俗化低头的打算,那么,转而求助于在过去的启蒙年代里屡试不爽的“道德理想主义”以“抵抗”世俗化的进攻并借此重建自己的信心和话语场,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了。

  但是从现代性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抵抗”之精神资源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可以说是启蒙主义和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征,但它却和启蒙主义的精神大有相悖,因为不管是启蒙还是“新启蒙”,它的最大也是最终的目标诉求,都是社会的现代化。9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日益增进,由于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保证它的完美性,现代化本身更是一柄双刃剑,因此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除了物质的丰富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准,精神领域的宽松而导致的思想活跃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民主气象外,也造成了信仰的松弛和精神的颓废,耽于享乐的世俗化趋势,以及知识分子地位边缘化等一系列后果。在此背景下,一部分象张承志、张炜这样的知识分子祭起“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摆出“抵抗”的姿势,一方面令人感佩,另一方面却因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内涵中和现代化相背弃的因素,而令人惋惜。⑧

  因此这样看来,“道德理想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⑨“抵抗”的姿态看似激进,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防御、保守的姿态。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派、甲寅派、新儒学等文化保守主义不同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时,缺少冷静面对挑战、周密思考、以求从传统资源中开出正确面对现代化一些负面因素的新路的度量与能力,而只是注重了概念和口号、情绪的宣泄,理论建设付之阙如,“作秀”的成分多于诚恳探讨问题的成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无疑削弱了它的文化意义和思想史份量:一个极好的机会,一个极富有时代感的命题,却因为一哄而上,七嘴八舌,缺少沉潜的心理准备和必要的知识储备,以及正确的方法论,致使这次讨论变成了一场极为肤浅的后现代式“众语喧哗”。王晓明事后的叹息,并非没有意义。

  张承志、张炜“抵抗投降”的声音停歇还不到十年,文坛上又出现了“抵抗”的声音。这一次是写出了《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一系列佳作的北方男作家莫言和写出了《纪实和虚构》、《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佳作的南方女作家王安忆发出来的。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一北一南、一男一女两位作家共同发出了“悲壮的抵抗”之声,这是否预示或者表明了这一命题的普泛性?它和“二张”的所谓“抵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莫言、王安忆关于“悲壮的抵抗”的阐释。莫言说,他之所谓“悲壮的抵抗”有三层含义:“一是全球文化一体化是个不可抗拒的潮流,文化人如何来抵抗这种全球一体化?全球3000种语言正以每年消失60种的速度消失,再有50年,就该消失差不多了。每个民族都不愿意自己的语言被消亡。在这个背景下,作家坚持用母语进行写作,为保持民族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尽一份力的行为,确是悲壮的抵抗。当然,这种抵抗是否有意义,也值得商榷。第二个意义上的悲壮抵抗,是小说这门艺术形式本身正在走向衰落,各种新生艺术门类也正抢夺人们的时间,吸引人们的眼球。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要挽救小说,必须向外国小说学习,在了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向民间学习,学习老百姓生动的语言,自觉保持底层、平民意识。第三层意义上的悲壮的抵抗,是作家要自觉地与自我挑战,就像唐•吉诃德一次次向风车挑战一样。作家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过去的作品。”⑩而王安忆则似乎更“务虚”一些,她说她的“抵抗”与莫言有所不同:“她说,她的写作是为了抵抗某种生活方式。当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日益走向格式化,精神生活被物质生活所瓦解、抽空,生活的面貌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单调乏味的时候,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特别是描摹人间常态、世俗生活的写作,重新构建出一个充满感性的精神世界。”○11她并且以上海为例,说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格式化、标准化了,整个社会看起来物质丰富,但精神上已极其单调,社会生活这种不感性、抽象的性质,使得小说家的存在很危险,因为缺乏写作资源。

  实际上,不管是莫言的“抵抗全球一体化”,还是王安忆的“抵抗某种生活方式”,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从王安忆的描述看来,“某种生活方式”即是“全球一体化”必然的伴生现象。为了论述的方便,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某种生活方式”就是“全球一体化”,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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