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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生:陶渊明享年无七十六岁辨

——与袁行霈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5-03-21 10:40:49
作者: 邓安生  

   陶渊明的年纪,史传记载为六十三岁,然与本集中自述年纪的语句多不相合,故至南宋张縯首献其疑。其说见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总论》云:

   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

   其后主其说者,有清人黄璋、蔡显。黄说未详,仅知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曾予提及,并据《饮酒》诗第十九首斥其非。蔡显申张縯七十六岁说,见其所著《闲馀闲闲录》卷一,文繁不录。蔡氏对于七十六岁说其实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补充证据,而只就张縯提出的问题作一些申说,因此可以置而不论。

   张縯提出七十六岁说的唯一根据是《游斜川》诗。然细味其“若以诗为正”之语,则张縯自己似乎亦未尝坚信,不过提出怀疑而已。为何不能坚信?除了有史传六十三岁的明文记载外,恐怕他未尝没有考虑到颜《诔》和陶集中的其他作品诸因素。因此,即便《游斜川》诗序作“辛丑”,为干支纪年,诗作“开岁倏五十”,为自述年岁,那也只是一条孤证。尽管这条孤证十分重要,但如果与陶集中的其他作品多处凿枘不合,与其他一些重要材料明显抵牾,也是不能不予以慎重对待的。更何况序文“辛丑”一作“辛酉”,诗句“五十”或作“五日”,那就更不能仅仅据此来推定陶渊明的年岁。张縯以“若以诗为正”这样的语句提出问题,正见出他态度的审慎。

   一、关于《游斜川》诗的异文

   能不能从版本学与校勘学的角度,通过论证《游斜川》诗序应作“辛丑”,诗句应作“五十”,从而确定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呢?窃以为很难。陶集有无自定之本行世,至今已成疑案,若据萧统《陶渊明集序》及北齐阳休之《序录》所称,则似未尝有自定之本。萧统、阳休之之后,直至北宋前期,陶集又先后出现了众多的传写本,仅北宋宋庠所藏,就有数十家之多,而“卒不知何者为是”(注:宋庠《私记》见陶澍《靖节先生集·总论》。),则陶集在流传过程中,其颠倒错乱可见一斑。宋庠以晚年所得据称出於“江左旧书,其次第最若伦贯”者校雔刊刻,陶集自此始有刊本,这是陶集版本史上的一件大事。遗憾的是此本早已失传,无从得知原貌。此外,北宋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陶集刊本,即稍后于宋庠的僧思悦本。据思悦《书陶集后》:“昭明太子旧所纂录,且传写寖讹,复多脱落,后人虽加综辑,曾未见其完正。愚尝采拾众本,以事雔校……重条理编次为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驾东岭,示以宋丞相刊定之本,于疑阙处甚有所补”(见陶澍《靖节先生集·总论》)。可见思悦的这个刊本也是整理本。据郭绍虞先生考证,今世所传各宋刻本,如汲古阁所藏十卷本、绍兴十年苏体大字本、曾集本,“诸本皆自思悦本出”(《陶集考辨》,收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思悦本既非陶集祖本,而是校勘整理本,则其后出之翻刻本、校勘本、重编本,其可信程度自当更在思悦本之下。因此,今存的汲古阁藏本、绍兴本、曾集本等,皆不足以证明《游斜川》诗序必作“辛丑正月五日”,诗首句必作“开岁倏五十”。认为“辛酉”、“五日”两处异文必为后来所出现,也值得商榷。汲古阁藏本等有的是校勘本,有的是翻刻本甚至重编本,校勘本固然会标出异文,翻刻本和重编本就不一定标出异文。但不论属于何种情况,恐怕都未必能完全真实地再现陶集祖本原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诸宋元陶集版本中,没有一种是出自宋庠本的(即便宋庠本亦非祖本)。其中有的标出了异文,有的则没有标出。标出异文时,有的作“一作某”,有的作“宋本作某”,有的作“又作某”。据桥川时雄及郭绍虞先生研究,凡称宋本作某者,都指宋庠本而言;书“一作”、“又作”者,亦多指宋庠本而言(注: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一九三一年文字同盟社铅印本。)。若然,则陶集诸本中的异文,就不可等闲视之。它不但不是南宋以后人们囿于六十三岁的成见增补上去的,而恰恰相反,它们是根据比思悦更早的本子比勘出来的,其可信性或许更在正文之上,更应当受到重视。当然,不论正文或是校语,由于那些本子没有一个是祖本,而都是经过不知多少代人辗转传钞、整理、翻刻的本子,都有可能讹舛失真,要确定某句某字是原文,某句某字经过了后人的窜改,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异文的是这样,即使没有异文的字句,也未必就完全是祖本的原型。这不是否定版本和校勘的重要性,实在是因为陶集原本就无自定之本,再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流传、钞写、翻刻的缘故。

   总之,《游斜川》诗的序文和首句既有异文,如果没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那么很难用来论定陶渊明的实际享年究竟是七十六岁还是别的什么年岁的。当然,如果确有其他可靠证据,那是可以另作别论的。

   二、《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辨

   陶集中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一首,诗中说:“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孤介”,有的本子作“孤念”,个别也有作“诸孤”的。“抱诸孤”不可解,显系讹误。据焦竑本所校,宋本作“孤介”。以文意衡之,作“孤介”义胜,此亦足证宋庠本之可珍贵。当然,无论作“孤介”还是作“孤念”,在这里都不影响对陶渊明年岁问题的讨论。根据题目所标示的“戊申岁”(晋安帝义熙四年,公元四○八年)这一作诗时间,以及“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二语,本来是可以直接推算出陶渊明的年寿的。因为戊申岁既自称四十(一过四十岁的生日即可称“出四十”),由此顺推至元嘉四年丁卯(公元四二七年),便可求得陶渊明的实际享年。只是论者囿于史传六十三岁的记载,而忽视陶渊明这一自述年岁的重要材料,据元嘉四年终年六十三岁推算,谓戊申年四十四岁,较四十多出四岁。然诗中既著一个“奄”字来强调流年之疾和人生的短促,果真超出不惑之年四岁,为何不像《祭程氏妹文》“我年二六”、《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僶俛六九年”等作品那样,径说自己的实际年岁,而偏要举成数,少说四岁呢?因此我在《陶渊明年岁商讨》中把它作为考定陶渊明实际享年五十九岁的一条重要证据(注: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后收入拙著《陶渊明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这里不烦赘述。

   袁先生重倡七十六岁说,“对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二语别作新解。认为这两句诗应当连读,是陶渊明说自己从“总发”的年纪起,就已经抱定“孤念”,至今作诗时已经历四十多年了。并认为四十年之“年”不等于“岁”,更不是写诗的年龄。又说“总发”指十五岁以上。他按总发十六岁推算,十六岁加上四十一年;或按总发十五岁计算,“奄出四十年”按四十二计算,因而认为此诗应是五十七岁时所作,欲因此作为张縯七十六岁说的一条重要补证。

   这里似乎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虽说“诗无达诂”,可以各有各的理解,但总须忠实于原意,即做到“信”。而要做到“信”,便不能增字加意,并且要顾及上下文意和语境。按照上面的解释,原本简短的两句诗十个字中,已加进了“从”、“算起”、“至今”三个词,则原意已经大变。我们若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问题,“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无非是说自己总发时就已抱定孤介节操,奄忽已过四十之年了,此外并无他解。第二,“年”的涵义虽然不等于“岁”,但确实可以用来表示年岁。在这一意义上,“年”与“岁”并没有多少区别,四十岁即可说四十之年。这类例子不仅古籍中不胜枚举,即在陶集中亦不难摭拾。第三,“总发”一词,从词义来说,固然是束发,古礼也有十五岁以上成童束发的说法。但古人用典原有切指和泛指两种。而据我所见,像“总发”、“结发”、“髫龀”、“弱冠”这一类的词语,在古代诗文中,通常多是用于泛指的。就“总发”、“结发”而言,一般就表示童年,而极少是确指十五岁或十六岁的。例如《汉书·儒林传·施仇》:“仇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及梁丘贺为少府,乃荐仇曰:“(仇)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颜师古注:“言从结发为童丱即从师学,著其早也。”《文选》潘岳《藉田赋》:“被褐振裙,垂髫总发。”李善注:“《毛诗》曰:‘总角之宴’,毛苌曰:‘总角,结发也。’”而郑玄笺《诗·卫风·氓》曰:“我为童女,未笄结发宴然之时。”是则古代男未冠、女未笄的童年,都可称为“总角”、“结发”之年,未必确指十五或十六岁。《文选》潘岳《怀旧赋》序:“余年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赋云:“余总角而获见,承戴侯之清尘。”此则十二岁亦称“总角”之明证。因此,对于陶渊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中的“总发”、《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结发”,亦应作如是观,它们都是泛指童年。若说确指十五或十六岁,并据以推断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我以为是靠不住的。

   三、“老夫”与“从老得终”辨

   袁先生为了论证陶渊明享有七十六岁的高龄,而并非“早终”,又举《自祭文》中的“从老得终”,《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中的自称“老夫”,并引《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称曰老夫”,《说文》“七十曰老”,《晋书·食货志》“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三事作证。这也值得商榷。

   《礼记·曲礼上》所说的“老夫”是有特定涵义的。古礼规定,大夫七十而致仕,个别有德望而又身体健康不得告老致仕的,“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这与后代所说“老夫”是老年人自称,在涵义上显然有所不同。《说文》:“七十曰老”,系据古礼而言,是严格意义上的词语概念,与人们日常说话和诗文用典所谓“老夫”,也不完全一致。古礼不仅至魏晋不再遵行,既在先秦时代,人们日常说到“老”字,也每用作泛指,未必切指七十岁。例如《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用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皇侃疏:“老,谓五十以上也。”《礼记·王制》:“凡养老……五十养于乡。”《内则》:“故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曲礼上》:“五十曰艾。”郑玄注:“艾,老也。”《方言》六:“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皆谓之艾。”《盐钱论·未通》:“五十以上曰艾老。”以上皆先秦至汉称五十以上为“老”之证。至于《晋书·食货志》所谓“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诚如袁先生所说,是关于户调之式的政府规定,不是日常人们所说的“老”的年龄界限,因此也就不能用来划定陶渊明享年在六十六岁以上。陶渊明《荣木》诗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是说自己将到“老”的年龄了。诗中又说:“四十无闻,斯不足畏。”此用《论语·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也已”的典故。陶渊明不说“五十”而说“四十”,自当有所指称,绝不是随便说说。“四十”虽不必确指,或许系举成数,但其时年纪必不至五十,则是没有问题的。说自己四十多岁而“将老”,正可以说明陶渊明也是以五十岁为“老”的。陶集中有好几篇作品慨叹五十之年而衰老,亦可以互相发明。如《杂诗》第四首:“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第六首:“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就是五十岁称“老”的明证。《自祭文》是陶渊明临终前的绝笔,据我的考证,这年陶渊明五十九岁,早已过了强仕之年,而进入老年,文中称“从老得终”,正是理所当然。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这首诗是义熙十二年至十四年所作,按照六十三岁说推算,这时陶渊明应是五十三四岁。若照我的五十九岁说推算,则将近五十岁,正当古人所谓“艾老”之年。据《晋书·安帝纪》、《宋书·檀韶传》及《周续之传》等有关资料,周续之当在四十岁左右。祖、谢二人事迹不见史书记载,但如诗题所示,陶渊明既称周续之等三人为“郎”,祖、谢二人之名又在续之之后,一般来说,他们的年龄当不大于周续之。陶渊明称他们为“郎”,自称“老夫”,鄙意以为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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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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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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