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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生:陶渊明享年无七十六岁辨

——与袁行霈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5-03-21 10:40:49
作者: 邓安生  
不必定要年长一辈至少二十岁才可自称“老夫”。

   陶渊明的《挽歌辞》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自称“早终”,正是他终年不及六十的有力证明。袁先生说:“早终”二字乃虚拟之词,意谓即使早终亦不可怨恨命促。这里似乎又有增字解诗之嫌,因而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再说,陶渊明果真活到了七十六岁的高龄,则是从寿而终,临终前还无缘无故“虚拟”一个“即使早终也不可怨恨命促”,那就毫无意义了。这两句诗是《挽歌辞三首》头一首的发端语,紧接下去的两句是“临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以下通篇都写死,说“早终”不是自指,而是虚拟,无论如何都讲不通。

   把“早终”理解为虚拟之词,除了由于上文所讲的误解“老”的涵义,恐怕还与对“早终”一词的理解有关。按“早终”与“寿终”相对而言。《释名·释丧制》:“老死曰寿终。寿,久也。终,尽也。生已久远,气终尽也。”古人对于“早终”、“寿终”虽然没有作过明确的年龄界定,但《庄子·盗跖》确有“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的话,则是以六十岁作为寿与不寿的界限。六十岁以上便可谓之寿终,不及六十便是不寿或“早终”了。《旧唐书·李元恺传》:“元恺八十余寿终。”这是属于《庄子》所谓“中寿”的年龄了。《汉冀州刺史王纯碑》说,王纯年五十九而终,碑文称之为“不永年寿”。《夏承碑》:夏承“年五十有六”,“不终其纪,夙世霣祚,早丧懿宝。”“早丧懿宝”即“早终”之意。《中常侍樊安碑》云樊安年五十六卒,碑文引汉帝诏,称其“不幸蚤终。”“蚤”与“早”通,“蚤终”即“早终”。以上都是汉人称五十多岁、不及六十为“早丧”、“早终”的例证,与《庄子》“下寿六十”之说相合。《挽歌辞》自称“早终”,正是陶渊明终年不及六十最可信赖的证据,看来不能简单地以“虚拟之词”搪塞过去。

   四、颜《诔》辨

   颜延之《陶征士诔》云:“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呜呼哀哉!”颜延之是陶渊明的生前好友,在浔阳与他“接阎邻舍”,“宵盘昼憩”,交情甚深。因此这段述陶渊明临终前的情事,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其可靠性是远在史传之上的。梁启超说:“年在中身”用《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语,指五十岁,“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注: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年《陶渊明》本。)所见极是。这本是推翻六十三岁说的有力证据,朱自清先生亦认为“此证甚坚”,“惟用典有泛指切指之殊,‘中身’即‘中年’,颜或泛用‘中身’,指五六十岁,亦未可知也。”(注: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见《朱自清文集》第三册《文史论著》,开明书店一九五三年版。)所惜他们都没有找到旁证。其实《文选》卷五十七潘岳《夏侯常侍诔》中就有一条极好的证据。序云:“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寝疾,卒于延喜里第。”赋曰:“曾未知命,中年殒卒。”李善注:“中年犹中身也。《尚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这是魏晋人称“中身”为“中年”,并且“中年”、“中身”用于泛指的显证。

   袁先生也不反对“中身”谓中年的解释。但又认为颜《诔》“中身”以下四句不是叙同时之事,而是指中年染疾;“视死如归,临终若吉”才说到死的情形。此说盖出游国恩先生《陶潜年纪辨疑》(注:见一九二五年《国学月报汇刊》第一期,后收入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游文曰:“颜延之《陶征士诔》云:‘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这不过叙他中年得痁疾,并未说他中年便死。下文云:‘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方说到他的死。”对于游文的这一辨解,朱自清先生的《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曾有所批评,我在《陶渊明无六十三岁辨证》一文中亦有辨析(见拙著《陶渊明新探》)。这里再略作申述。首先,颜《诔》是一篇诔文,不是一般传记体文章,而“年在中身”以下数句又是诔文中的赞语,是用以赞美陶渊明对待疾病生死的超然态度的,并非叙述生平事迹的文字。因此,“年在中身”以下数句只能连读,不能离为二事。如果强行割裂,以为“年在中身,疢维痁疾”仅叙中年染疾,那便成了毫无意义的赘疣。其次,从汉魏以后通行的碑诔文体写法来看,一般都是先用序概述死者的行状,后用赞辞赞美死者的德行并表达哀悼。汉碑如此,上举潘岳《夏侯常侍诔》,以及《文选》所载颜延之的其他诔文大抵也是如此。《陶征士诔》前面用简短的序文概括陶渊明一生的主要经历、个性、病卒等情事,正文则盛称其孤介、恬淡、孝义、宽和、明哲等美德,对他因疾告终深致哀悼之情,这正是当时诔文的标准体式。因此,“年在中身”等数语应是赞辞,不是叙写陶渊明从染病到死的过程,不可加以割裂。再次,从文章语气来看,“年在中身”以下九句一气相贯,文意只说陶渊明终前身患shān⑩疾,而他视死如归,不尝药,不祷祀,安然离开人世。如说“年在中身”只叙他中年染疾,则他中年染疾时何尝不尝药?《与子俨等疏》是他五十岁以后所作,文云:“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可见颜《诔》说他“年在中身”,“药剂弗尝,祷祀非恤”,都是说他临终前事。正确理解文意,只当于字句间求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年在中身”,这几句话,我们只能老老实实承认,陶渊明是卒于“中身”亦即“中年”,而这与陶渊明在《挽歌辞》中自称“早终”是完全一致的。

   五、余论

   张縯根据《游斜川》诗提出的七十六岁说,除了与陶渊明《挽歌辞》自称“早终”以及颜《诔》说他“中身”告终相抵触外,还与史传及陶集中的许多作品自述年岁的语句多不相合。这里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宋传》称“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学者多系其事于义熙十四年。按照七十六岁说推算,其时陶渊明已六十七岁,接近古代大夫七十致事的高龄。据《宋书·百官志》,著作佐郎乃六品小官。《何承天传》说,当时著作佐郎多以“名家年少”者为之。在陶渊明退隐多年之后,已届即将七十致事的年龄,朝廷竟会以六品小官相征召,恐怕说不过去。

   (二)如果按照七十六岁说,《游斜川》诗是陶渊明五十岁时所作,其时为隆安五年辛丑,则他这时正在江陵桓玄幕中,集中有《辛丑岁七月中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诗为证。《还江陵》诗虽表现出强烈的畏行役恋家园之情和弃官归隐之意,但绝没有《游斜川》诗中那种“悼吾年之不留”、“吾生行归休”等人生短促的感伤,也没有“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及时行乐思想。两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绪隔若胡越,很难理解它们会是同时所作。如果辛丑岁陶渊明已有如此强烈的人生感喟,怎么可以想像他在此后几年中,还先后出仕做了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和彭泽令!因此,无论从内容和表现的情绪看,它们都不可能是同一时间的作品,《还江陵》诗既是辛丑岁所作,则《游斜川》诗便不可能是辛丑岁作品。

   (三)《祭从弟敬远之》开篇说“岁在辛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永宁后土。”辛亥为义熙七年(公元四一一)。后文又说敬远“年甫过立,奄与世辞”,则辛亥年敬远卒时始出三十之年。又说自己与敬远“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期爱实厚……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可见陶渊明与敬远的感情甚笃,并且志同道合,二人年龄应当相差不会过远。古直根据“相及龆龀,并罹偏咎”,认为他们相差五岁,并据以推定陶渊明终年五十二岁,固然胶柱鼓瑟,不足为训。但是按七十六岁说推算,则辛亥年陶渊明已六十岁,与敬远相差三十岁,完全属于不同的两代人,则文中叙写的“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常愿携手”等感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四)《与子俨等疏》前面自称“吾年过五十”,后文又称氾稚春为“晋时人”。王瑶先生据此认为其文必作于晋亡以后,并根据六十三岁说,将此文暂系于宋永初二年(公元四二一),时渊明五十七岁(见王瑶《陶渊明集》注)。虽未切当,可以再商,但毕竟出入不大。如果按照七十六岁说,“年过五十”即使以五十七岁计算,此文也只是晋安帝义熙中作品。身在晋朝人,为文直称氾稚春为“晋时操行人”,殆无是理。我根据五十九岁说,将此文系于宋永初二年辛酉,其年陶渊明五十三岁,与“年过五十”之语及称氾稚春为“晋时”人正相吻合,这也为陶渊明无七十六岁之一证。

   (五)《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云:“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丙辰为公元四一六年,按照“七十曰老”或者袁先生界定的至少六十六岁以上始可称“老”的说法,顺推至元嘉四年丁卯(公元四二七),陶渊明享年应当八十一岁,至少也应活到七十七岁,而不是七十六岁。

   (六)陶渊明共有五子,五子年龄相差不甚远,见《责子诗》。据王瑶先生《陶渊明集》题注,长子俨当生于陶渊明三十岁以前,其说有见。《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又说:“稚子盈门”,可知其时诸子皆幼小。《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据此,凡称幼稚,一般当在十余岁以内,充其量亦不当超过二十岁。若照七十六岁推算,义熙元年(公元四○五)陶渊明赋《归去来辞》年已五十五岁,其诸子皆已在二十岁以上,岂可言“幼”言“稚”?尤有甚者,《与子俨等疏》称“汝辈稚少家贫”,设此文为宋永初二年所作,时陶渊明若年已七十,诸子皆已超过而立之年了,而疏文乃称俨等“稚小”,成何道理?反过来说,假如陶渊明作《与子俨等疏》时果已七十岁高龄,俨等怎么可能都在“幼稚”之年呢?此又七十六岁说所难通者。

   以上都是七十六岁说无法解答的矛盾,集中类此者尚多,兹不一一胪列。总之,如果按照袁先生文章开头提出的对已有的全部资料加以系统整理,通盘考察,以客观的态度正视问题,不以枝节害全体,窃以为七十六岁说难以成立,望袁先生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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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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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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