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陶东风: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重读王蒙的《布礼》

更新时间:2015-03-19 21:00:48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忠诚问题是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坛,忠诚主题得到了反复书写。这大约是因为这两次政治运动在革命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内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所谓冤假错案,无不缘起于革命组织对其追随者和效忠者之忠诚的怀疑。对于那些本身就经历了忠诚危机的“右”派作家而言,如何对待和书写自己的冤屈,就成为考验他们是否还能保持忠诚的试金石,当然也是检验他们是否经由对自己冤屈的反思达到新主体性建构的检测剂。

   王蒙的《布礼》[i]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这点甚至从小说《布礼》及其主人公钟亦成的命名就可以看出来。钟亦成谐音“忠亦(而且)诚”,忠心不贰之谓也;而“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者内部使用的交流密码和忠诚符号,是革命者之间绝对信任关系的标志。然而对钟亦成而言,这个密码和符号竟然陷入了深刻的表意危机。

   1、忠诚危机为什么如此紧要?

   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是15岁入党的“少共”。解放后任P城(北京)中心区共青团干部,喜欢文学。小说一开始,钟亦成就面临着恼人的忠诚危机:1957年8月,他发表的一首小诗《冬小麦自述》被一个“红得发紫”的评论界新星解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372),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并由此开始了折磨他20多年的忠诚危机。“忠诚危机”在此有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它意味着一个革命者对组织的忠诚受到了组织的怀疑,组织拒绝相信他的忠诚并使他陷入深刻、痛苦的认同危机;其次,忠诚危机还意味着:面对这种危机,面对自己无端遭受的怀疑,该怎么办?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忠诚,还是终止它,寻找新的身份认同与忠诚对象?

   对钟亦成而言,后一种选择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忠诚危机就成为一个他不敢想象的危险信号,“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敢想象这危险。”(374 -- 75)。这个危险之所以严重得“不敢想象”,是由钟亦成与组织的关系性质决定的: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也不愿意多看他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396 -- 97)

   可见,忠诚危机可怕就可怕在:钟亦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是依附于组织的,革命者的身份、对组织的忠诚,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是他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畜生/细菌/垃圾/狗屎的全部保证,而革命是钟亦成活着的全部理由,是他生活的唯一意义。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只能是组织的儿子,否则就什么都不是。[ii]他曾这样明确地对自己的恋人凌雪表白:“我们是吮吸党的乳汁长大成人的”,“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412)

   钟亦成的命运就是取决于他与组织的这种关系的性质,他的效忠必须是无条件的,是单方面的而不是相互的,即使这种忠诚遭到怀疑,也不可以放弃其忠诚。组织可以宣告钟亦成的“不忠”,而钟亦成呢?既不能拒绝这个宣判,说自己是冤枉的(这就意味着组织错了),更不能接受这个判断,并撤回自己的忠诚(这是钟亦成想都不敢想的)。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等待组织承认自己冤枉了钟亦成,为他平反。

   因此,一旦钟亦成对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忠诚遭到组织的怀疑和否定,就无异于孩子离开了娘,不知所措,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虽然钟亦成对组织如此忠心耿耿,但他是否真的拥有这种忠心却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包括他的言行,而是取决于组织的认定和判决。换言之,他自己不能证明自己的忠诚。只有组织才能证明。一旦组织怀疑和拒绝他的忠诚,判定他是“敌人”,是“叛徒”,即使他自己明白是冤枉,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个错误的判断,并进而开始残酷的自戕、自虐和自嘲: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实际上我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397)

   如果说老鬼《血色黄昏》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林胡(即作者老鬼)在不敢质疑“反革命罪”本身的同时至少还坚持“我不是反革命”,并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冤上诉;那么,钟亦成则更进一步:在肯定“反革命罪”的同时,干脆承认自己就是“反革命”——因为他不可能怀疑党的判断是错误的。换言之,钟亦成没有能力定义自己,他只能依据党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要“亲自拿起手术刀”(397)来剜自己的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钟亦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采取了王蒙式的嘲讽和夸张语体,它有效地传达了钟亦成自虐的荒谬性,以及这种自虐背后的认同逻辑的荒谬性,它也体现出典型的钟亦成的智慧。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智慧的政治反抗意义给予过高的估计。因为革命文化培育出来的钟亦成不可能在效忠革命组织之外另建起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不但没有这样做的组织资源,而且没有这样做的思想资源。比如,他和那个冤枉他的革命组织一样,都对个人主义那套“我就是我自己”的宣言嗤之以鼻。小说写到:革命忠诚教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就是彻底铲除个人主义。作品中的区委书记老魏这样教育钟亦成:“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394),对此,钟亦称的反应是“太对了!太对了!”“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像蟑螂,像蝇蛆。”(395)就像钟亦成献给凌雪的所谓“情诗”《给我提点意见吧》中说的:“我们没有自己,我们把自己献给了革命。”(406)这样,“自身一无所有”的钟亦成就连自己对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忠诚也必须得到革命组织的恩准,一旦被打成“右”派,一旦失去这种恩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只能空洞地发出“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呐喊,他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悲剧的根源。

   2、忠诚危机的疑似“化解”

   因为被打成“右派”,钟亦成对组织的忠诚陷入危机,但钟亦成却不能因此而干脆接受组织的判决,放弃这种忠诚,哪怕在心里也不能。更可悲的是,他也不能申诉,为自己鸣冤叫屈(这意味着他竟然怀疑组织的正确性)。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所谓“化解”,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让自己相信:虽然我钟亦成的忠诚被粗暴践踏、被无情嘲弄,我却依然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忠诚,我的忠诚没有错。

   这当然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钟亦成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钟亦成诉诸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关于解放伊始的记忆,以便重建自己和革命、革命组织的精神联系。变成了“臭狗屎”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共生涯,想起了P城解放后第三天的那个“永远新鲜、永远神圣且并不遥远的”第一次党员大会,那团结友爱、欣欣向荣的气氛。他感到:

   这二十多年间(从被打成“右”派到获得平反——引注),不论他看到和经历了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全新的、充满了光明和正义(当然照旧会有许多矛盾和麻烦)的生活是能够建立起来和曾经建立起来过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393)

   钟亦成甚至誓言:

   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既是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恩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的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掩盖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393)

   回忆这次大会之所以对钟亦成具有如此巨大的疗伤作用、自勉作用,是因为他本人参加了这个“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这个情节隐喻钟亦成与革命之间具有信念及组织上的同源关系,因此这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对钟亦成而言具有类似验明正身的作用:他属于这个大会及其组织。遗憾的是,正是他和这个“大会”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使得他不可能拉开距离来反思它,反思自己为什么以后再也无缘参加这类大会。同样遗憾的是,小说没有任何地方写到这个会议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一味突出会议的狂欢气氛,以及钟亦成和凌雪因为分享一块烧饼而萌生的爱意。这种狂欢或爱意对政治反思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一种干扰。钟亦成和其他革命者的蒙冤和被打成右派,本来是一个公共事件,一个政治悲剧,只有运用公共理性把自己的遭遇当作政治事件的一部分来分析和反思,才能揭示这个悲剧的本质并找到解决方法。只有热烈氛围(而不知道讨论了什么问题)的大会和只有私人意义的爱情或许同样值得回忆,但是却绝对不可能解决钟亦成的政治信念危机和政治忠诚危机。在钟亦成回忆的这个“大会”盛况中,我们不能找到任何足以证明钟亦成的忠诚依然正确的理性的而不是情感的、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理由(即使到了“新时期”,即使钟亦成获得了平反,被解放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中)。

   本来,钟亦成的忠诚与这种忠诚被践踏的痛苦在小说中构成了强烈对比,它实际上设置了一个读者期待解决(也是作品应该解决)的问题:钟亦成会不会以自己的遭遇为契机开始理性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最后找到自己悲剧的原因?但小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钟亦成进入“新时期”后的所谓“不懊悔,不感伤,毫无个人恩怨”等等,便也都成为愚忠而不是成熟的标志。

当然,在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长达21年的时间里,钟亦成偶尔也有过悲观失望。作品两次描写他如何拒绝“灰影子”——象征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诱惑。如果我们对这个细节进行症候式阅读,那么,“灰影子”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钟亦成内心的“魔鬼”,一种引诱他放弃忠诚的力量。作品中有一段钟亦成和“灰影子”的对话——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钟亦成之间的对话:一个是感到幻灭乃至虚无的钟亦成,另一个是坚持信念和忠诚的钟亦成。虽然作品对“灰影子”的描述有些飘忽不定,一会是“穿着喇叭裤”、“长发留得很长”、“叼着过滤嘴香烟”的青年,一会儿是“眼泡浮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gouwany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35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