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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左右、通三统、新党国——中国梦的儒家解读

更新时间:2015-03-18 19:42:13
作者: 陈明 (进入专栏)   赵广明   刘海波   唐文明 (进入专栏)  
那是很奢侈的玩意,用来做动员可以,目的则是要救亡,要保种保国保文化,这是没得选择的当务之急!所以,它不可能产生五月花号上那样的协议——对原住民印第安人来说,那难道不更像是一个强盗集团内部的分赃协议?这些是历史的差异造成的,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宿命。承认这种差异,我们就不能想着从个体出发,从阶级出发,照着人家的模式去想像安排自己的制度。苏联的模式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极大代价,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条水沟。这是很重要一点。

  

   既不沿袭阶级,也不选择个体,习大大是用什么概念来做超越左右的政治方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呢?中华民族。“中国梦”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也正是近代救亡史给我们带来的最宝贵的思想自觉、理论成就和政治遗产。面对西方列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民有了共同的命运感受,有了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意识。它意味着对满蒙回藏汉ethnic属性的超越,意味着对大清王朝这个制度形式的超越。它带来的是一种现代意义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追求和可能。因为中华民族是nation,nation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座的赵广明是回族,我是汉族,各位可能还有别的民族,那个民族是个ethnical概念,但是我们共同构成一个nation,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在这个政治性法律性的概念基础上获得新的同一性。我认为这正好是近代的一个主题。今天强调这一点,就是要回到近代,回归本土,从哪里回归?从左和右的老路和邪路——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歧路。中国梦才是一条真正的正路。我写过一些文章,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新浪的陈明原道,我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把文章发给你们。当然,去买《儒教与公民社会》更好。这里就不细说,讨论比一个人啰嗦重要得多。

  

   二、通三统:对满清、民国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以重建历史

  

   第二点,通三统以重建历史。什么叫通三统?统本来是讲天子的正朔,是个时间的起点。三统就是夏、商、周的正朔。汤武革命一般被认为是顺天应人的新朝代对旧朝代的替代。但是,在儒家更宏观的论述里,尧、舜、禹、汤、文、武是一统的,是一以贯之的,即统一于天。通三统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汤代桀、武王伐纣属于革命,但都是替天行道,是在天命的原则和节律下展开进行。各方政治的对立是经验层次的历史层次的,而这种政治权力本身确实属于天的,因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必须有所维持、有所表示。通三统就是要体现这点。它主要要表达两层含义:一个是新建立的政权既要与前朝有所区隔,同时又要有所衔接,表明与天道的流转性和一贯性相应;第二是对前朝统治者的后代要加以优待,“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最根本的一点则是强调对天道之绝对性的尊重,在这种尊重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用儒家公羊学的通三统来讲习近平的中国梦,主要是基于后面这一点的考量。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从近代讲起,是以中华民族为立论基点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超个体的,也是超阶级的。如果我们按照左派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讲,清属于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的;民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主导;本朝则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三者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那么这一时段内的政权更替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与儒家政治哲学里的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广播,听得最多印象最深的就是池恒、梁效的文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声音。在这样的论述里,一代一代是对立的,因此是断裂的,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这显然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念骨子里是基督教的思维,是一种目的论、末世论。那种乌托邦理想,那个最高审判者,都是神学性的,跟我们中国的或者说儒家的、道家的历史观念完全不一样。这种乌托邦主义,对于历史事实和现实需求来说是不好的,也不好用,历朝历代都不是这么讲的。因为按照通三统来说,它要讲政治的连续性,要讲天道的合法性,落脚在现实的道义、秩序和伦理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孙中山是高度肯定认同的。毛泽东也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继承,但是他的政治思想或方针政策却不是这些东西。由于种种原因,他反感儒家亲近法家,可能对缓不济急不屑一顾,乌托邦又把造反派赋予了历史价值,于是他把正史中的价值观掀了个底朝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陈胜吴广、赤眉黄巾以及黄巢、闯王、洪秀全则是进步的代表未来的。这就导致整个历史的断裂和价值的虚无化。

  

   但中国梦不是这样。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中国梦是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涵摄性的,而不是排斥性的,就不是从阶级去讲了。尊重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在建构历史的整体性,也就是在扩大自己的历史基础。当局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晚清以来的仁人志士的肯定,而不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否定,像文学史对作品的解读,“阿Q正传”证明了地主阶级不行,“子夜”证明了资产阶级不行,“围城”证明了知识分子不行,然后究竟是他自己如何如何。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即使作为策略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如果认为寻求富强、振兴中华是近代的主题,是我们现在应该承接的,那我们就要想,在近代语境下、国际环境中,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建构问题。富强、中华,都是相对列强、相对侵略者提出的概念,跟阶级、个体没有直接关系。国家建构,也不是平地起高楼,像美国建国一样,而是一个帝国转型的问题,跟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有丁点类似,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形态决定的。

  

   满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从趋势上说就是必然趋于削弱衰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列强入侵只是使得这一过程加速并充满危机,不仅是权力的内部转移,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瓦解。怎么避免克服这一危机才是近代史最根本的问题。什么个性解放、阶级解放之类的问题如果不是完全不存在,那也是无足轻重的,是那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之后才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你才能认清自己到底在哪里,到底要去到哪里。内外压力的化解,成为那个将要建构追求的新国家必须首先满足的功能条件。这显然是无法套用西方的理论如契约论之类来描述、规范和评价的。西方现代国家形态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内部生长的产物,新的社会阶层地位上升,诉求改变,权力重新分配,旧的国家形式被和平或不和平地替代,政治权力和权利根据社会力量的对比与需求重新安排划分,英国的贵族和平民、法国的僧侣和第三等级等等的情况都是如此。而我们不是这样。我面对的是外部挑战,需要做的是如何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和组织化解外部的压力、解决内部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一个帝国转型的问题并构成这个问题解决的路径和目标。在这里,组织和动员能力才是最大考量,而版图不缩小、族群不分裂则是它的前提和约束条件。

  

   世界范围看,所有的帝国转型都是以分裂成若干个民族国家为结局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都是这样的。中国的情况能不能这样?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右派认为,中国就应该是这样的。它们是个人本位,并且主张程序优先。这样的逻辑带入历史,分裂就是自然而然的,它们也倾向于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划等号。这是理论貌似正确,实际相当荒谬。这方面左派可能稍微好点,基本认为国家是不能分裂的——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另一回事。作为儒家,我觉得所谓的大一统,从疆域不改变、民族不分裂的角度理解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的,对这个大中华的坚持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不是什么理论什么意识形态可以改变的。以这一理解为内容的现代转型才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就是五十六个ethnical groups 组成一个nation,外部独立,内部繁荣。

  

   这个版图直接的来说就是满清奠定确立的。有人把“清帝逊位诏书”作为重要的宪法文本,很有道理。五族共和,这是清的期望,也是民国的追求,当然也应该是共和国的理想。通三统就是对满清、民国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对它们在近代史上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才是完整的、贯通的,我们的现实也才会是完整的、和谐的。习大大以中华民族概念作为叙事主体,从近代史讲起,就具有这样的意义。这是我讲的通三统以重建历史整体性的第一层含义。由此推出的第二层含义就是通过对这种历史整体性的体认,明确我们今天的问题之所在,那就是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这是一个仍未完成的任务。新疆、西藏、台湾就不说了,现在香港又出现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满清、近代,划归到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问题范畴之内。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必须牢牢抓住,而不要受个性理论、阶级理论那些左的和右的思想观念的干扰。右派总从个人权利去讲,个人权利是重要的,但我认为那是一个问题,但重要性还没到那个程度,现有制度框架内的空间还没用够,就是说它目前还只是个技术问题。阶级问题就更荒唐了,在政治斗争时作为一种论述是可以的,但是那是一种修辞,当真就麻烦了,就会回到文革。

  

   所以,通三统重建历史整体性、明确自身政治问题所在与超左右,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

  

   三、新党国:以人民、民族、国家为基本概念

  

   这样就进入第三个问题,新党国。如果明确了问题是帝国的转型,明确了转型是为了化解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化解外部和内部的压力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解释、评价近代历史中的种种活动、现象就有了一个大的坐标参照。在这个参照系里,党国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基本的制度特征,就是首先需要处理的。

  

   所谓党国就是党在国上,权力集中于一党之手。右派从契约论出发,用西方政治理论的“政党俘获国家”来否定批判。左派则从列宁主义出发,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以肯定赞扬。其实,国共两党的的党国体制,根本上讲完全是由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即救亡主题决定的,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出的制度选择。如果说跟列宁主义有某种重合,那也纯属偶然,当然,用右派那种理论来批判也完全不得要领。孙中山在三次革命失败后,发现救国任务的完成,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要有富于理想热情和责任感以及牺牲精神的精英人士组合起来,在一个领袖领导下才有可能完成。这实际很有点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色彩和味道。权力运作的形式上它也许是专制的、独裁的,但权力运作的目的却是救国救民,因此不能简单化。再看近代中国,危机四伏,一盘散沙,要外争国权、内保民权,谈何容易?就像一组七长八短的木块要拼成一个木桶盛水,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铁箍把它箍起来。所以,从组织力量、组织效率和组织目标的角度去看,或许对党国的制度安排就会有一定的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要知道,当时可以说是国已不国,党正是为救国救民才组织建立起来的,政党俘获国家,那有什么国家可供俘获?因此,这个党不能简单使用西方政党那个party理解,party是一部分,是在一个国家业已存在,政治平台也已完善的前提下有不同社会力量、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和形式。国民党、共产党是不能完全按照那个概念去讲的。它是一个殖民运动中受欺凌的民族所采取的自救方式,是救国党、建国党。如果非要套用西方政治的话语,它们都属于全民党。这样或许可以对党国做一个历史的同情的理解。

  

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不是永恒的。当初步的目标,救国、建国的目标完成实现后,就应该以国家如何才能发展更好为尺度对自己进行调整;这是救国党、建国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列宁主义的论述里,在阶级论的论述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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