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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左右、通三统、新党国——中国梦的儒家解读

更新时间:2015-03-18 19:42:13
作者: 陈明 (进入专栏)   赵广明   刘海波   唐文明 (进入专栏)  
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唐文明曾经说过,现在的你要么接受左派,要么接受右派,但你自己是什么,实际上是不清晰的。我觉得,儒家跟左派右派类型上不太一样,它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诞生,直接呈现为一个政治话语的形态,所处理的也并不是现代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它当下的政治论述中首先是一个对各种观点进行认知筛选或站队,因而表现出或左或右甚至忽左忽右的现象。

  

   但是,在这一切的下面,或者说在方法论、价值观这些基础论述上它实际是自成系统而与左右各派完全不同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例如现代性是来自外来的冲击,在近代的突变中儒家也主要镶嵌融汇在社会之维,立场中庸,而没有像国民党、共产党那样由于种种机缘建立自己的政党,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和论述。现在,在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经济达到一定的规模,在左、右两个思想体系都陷入某种困境、在习大大表现出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的意向之后,一些问题似乎可以也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

  

   中国是需要现代化,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会有所不同;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形态转换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有新的思路,既不能维持过去模式,也不能分化为所谓民族国家,长期以来阶级建国、公民建国是两个思考点,但现在显然要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选择处理和尝试探索,这是近代史的问题,也是近代史的主题。现在讨论儒学,或者说儒家开始发声,实际应该看成是近代史儒家失语的补课,是对五四以来思想走偏的拨乱反正。中国特殊的问题、特殊的国情需要借助儒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去应对处理,才可能会走得通,走得比较稳妥,而生搬硬套西方或左或右的模式则可能出岔子走弯路欲速不达。

  

   这里我就做一个尝试,根据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变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以历史为参照,做一个儒家式的诠释或想象,即“中国梦”的儒家解读。

  

   有人说中国梦就是庄周的蝴蝶梦和儒家的周公解梦。这种调侃说明很多人,包括做传统文化的人对它存在误解或拒斥。但是,把它放在邓小平初级阶段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悬搁,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探索演变的脉络里,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标志着中共指导思想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统治向中国实际问题解决主导,即由普遍的、思辨的乌托邦理想追求向中华民族内在需要满足之转变的完成。在这一前提下,政治上的革命党、阶级党向执政党、全民党的转变完成都以此为基础和前提。这也是习近平亲近儒家的基础和前提,当然也是我们这里从儒家角度对中国梦进行阐释的基础和前提。

  

   儒家的角度是啥?儒家或者说儒教,它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解是,它信奉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天。这个天,它是有生命的、有意志的,也是有价值的。与道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同,儒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儒教核心概念的仁就是指天的这个生物之心。落实到政治哲学,就是以生命的发展安顿为最高价值,用《中庸》的话说就是要成己成物,并且“与天下共遂其生”。亚里斯多德把幸福作为最高的善,幸福就是生活得安顿生命得发展,就是flourish——繁荣,就是大家都活得很好,就是鸢飞鱼跃、共存共荣。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孔子所称许的最高政治境界圣就是博施广济,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这与现代政治的原则,与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义、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都是可以贯通的。

  

   有人否定家国理想,认为儒家不能处理与陌生人相处的问题因此不够普世,实际是没有看到儒家的家国天下是一脉相通的。爱有差等、施自亲始是在经验层面,是作为“协和万邦”的实践路径所提出的命题,逻辑位格是低于或从属于前一原则的。此外,所谓等差并不是简单的做减法减着减着就成负数了,因此并不构成对前者的否定或与普世性相冲突。我老师余敦康还有李泽厚先生以及打过交道的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的和谐是一种价值,它不仅是普世的,甚至比自由什么的更具基础性。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和谐是由“生生为仁”这样一种天道信仰维系支撑着的。从这样一种信仰和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看这个中国梦,我觉得在现实中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值得重视,第一点是超左右,超越左右而回归本土;第二点是通三统,由此而重建历史整体性;第三点是新党国,将党国论从阶级论的1.0版提升为国族论的2.0版,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方向明确节奏稳妥。

  

   一、超左右:突破五四确立的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两种宏大叙事

  

   先说超左右。

  

   这里的左和右既是指一套历史哲学,也指一套政治制度方案,不妨分别叫做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革命话语这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中国已经是“潇洒走一回”了,效果怎么样?我认为效果不怎么好。以1949年为界,之前,中共党内的国际派因教条主义水土不服被本土派替代;之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实践的文革几乎使得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毛在1949年之前实际是持本土派立场,无论在价值上还是知识上,即选择社会主义是为了救中国而不是服务于国际共运的宏伟规划,但1949年之后,尤其是赫鲁晓夫改革以后,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国际共运领袖了,于是超越或背离了此前的本土情怀和民族立场,进而选择了列宁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还更上层楼发展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谓晚年的错误,本质和根源就在这里。反而是作为其对立面的刘少奇、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代表和反映着对中国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正确解决思路。后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后来叫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开放才把国家和执政党带出生天。

  

   启蒙方案那一套还没有走,正因为它还没有系统的付诸实践,所以它的理论光环还十分迷人影响力很大。但菲律宾、印度的现状以及俄罗斯变化的经验,甚至台湾的动荡都促使我们去思考制度决定论到底成不成立?去思考选择一种制度究竟是为了实现某种价值还是为了获得一种相对更好的生活?去思考制度的安排实现是不是存在约束条件?去思考理论上的最优是不是等于效果上的最优?去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约束条件都是些什么?我们中国的问题序列中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如何兼顾均衡?右派所做的诊断和方案是准确有效的么?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当中我认为它存在错位的地方。近代以来中国主要的问题是民族救亡,是国家寻求富强,是保国保种保教。虽然不能不承认契约论、个体论在现实中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很有积极意义,但它的虚拟性、非历史性决定了其作为实践理论的可操作性是很需要推敲的,而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此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注意,显得有些急躁甚至傲慢。很巧,最近网上有个视频非常流行,是李世默调侃左右两个宏大叙事。左右开弓却没有谁出来反驳,甚至主流媒体好像也颇为欣赏。在我看来,实际它真正的现实作用是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这个元叙事的解构,因为右派的启蒙叙事并没实现与政治力量的结合成为制度和政策方案,很大程度还只是个精神性存在。如果有关方面看懂了还这样做,是不是表明它们内心真的有所觉醒了呢?

  

   这就有个反思清理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革命话语和启蒙方案的引进、建构和确立都是在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右派,我们知道李泽厚有所谓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他认为从近代以来,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这一历史规划一直受到干扰冲击,没有充分的展开。他在八十年代就说要补课,补新民主义的课,就是补资产阶级的课,也就是补启蒙的课。许纪霖跟王元化他们八十年代在上海办一个《新启蒙》,就是重续启蒙,还是要补课。这都是在五阶段论的历史哲学或者说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的前提下立论的,里面暗含着目的论和规律论,目的论就是理性王国,规律论就是经过农业文明进入工商文明;工商文明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一套。这是右派的说法。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更清楚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组织基础都是由此奠定的。按照这种马列主义理论,它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而在路线图上还是先解放全人类再实现自身的解放。但不管怎样,五四因为引进了这两种宏大叙事,这两种宏大叙事又因为历史的机缘与某种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而被强化、被真理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五四成为了新世纪的起点,成为政治和文化的图腾。必须指出,这个起点与此前的历史是断裂的,对于救亡的近代史主题,更是一种改写、扭曲和覆盖。虽然它也歪打正着支撑着我们走过了二十世纪,但我们思想和社会的成熟,却不能不首先表现为对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的反思与清理。

  

   五四之所以为五四,是因为有《新青年》,因为反对《二十一条》。《新青年》是以道德的觉悟为最后的觉悟,就是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文化落后;《二十一条》则是德国在山东青岛的权益不能收回而转给日本,这都是一个近代痛史的一个部分,属于救亡主题下的一个内容。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五四都应该是近代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可是,因为左右两种叙事的引入,这两种叙事在思想和政治上支配地位的取得,整个历史描述被改写,中国的问题不再是寻求富强的救亡,而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制度,有这样的制度承诺兑现一个理性社会一个乌托邦。换言之,通过这两种元叙事,儿子吞并了母亲,五千年的文化被否定,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这些儒士大夫的历史努力被抹杀,弑父弑母,别子为宗。就这样,五四成为左右两派共同的神主牌,但两派共同的思想罩门也就在这里。

  

   我说习近平的“中国梦”超越左右,就是因为他是以近代史,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理论思考的基础和政治追求的目标。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破的什么?就是五四确立的那两种宏大叙事。救亡是国人在生存危机下的意志和需求之表达,救亡与复兴是一体两面,一个从反面说一个从正面说。现在当局将“富强”放在核心价值观之首,最深刻的意义和内涵就在这里。所以我说它的第一个理论意义就是超左右而回归近代语境,回归本土意识和情怀。救亡语境中的中西关系是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体的国家民族间的竞争博弈的关系,而革命话语和启蒙规划则把它转换成了文化关系、阶级关系,消解了其本身固有的矛盾紧张,这显然是荒谬的。更要命的是,它们把问题解决方式导向自我否定,而向普遍真理认同。这个关键要害,今天是必须加以揭露和澄清的。揭露和澄清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对左和右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元叙事加以否定和扬弃,走出洞穴蔽锢,回到真实的生活世界。

  

如何实现超越呢?不扯抽象的,左派元叙事的中心概念是阶级,右派意识形态和元叙事的中心概念是个体。阶级我暂时不想说,个体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着,他的要求、欲求肯定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中国来说,要救亡首先要建立的是一个能进入现代世界,能够参与国际政治的博弈政治单位即主权国家,因为当代世界的竞争博弈是以国家为单位并以国家竞争为内容的。殖民主义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向我们展现的是丛林世界及其规则,所以这个主权国家的建构目的首先是要能够在这个丛林世界立足,即有效面对列强,而不是现在这左右两派所讲的要解决社会自主、个体自由或者劳资关系搞共产主义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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