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钱昊平 刘昊:“一把手”眼里的依法治国

——原标题:别人盯上了你的权力怎么办 “一把手”眼里的依法治国

更新时间:2015-03-17 22:21:40
作者: 钱昊平,刘昊  

   “作为领导干部,不是说一定要对哪部法律有很精的研究,关键是要有遵守、崇尚法律的精神,有法治思维。”

   如果审判的程序公正性能够呈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没有必要打招呼”。

   有些地方依法信访的工作越做越糟,动不动就是书记、市长接访,现场办公。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一口气提了5份带“法”字的建议: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改社会矫正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

   受十八届四中全会启发,李建春把自己的两会关键词从去年的“民生”转为了今年的“依法治国”。就在春节前,他所在的巴南区刚完成“依法治区”的部署。去年,巴南区区长陈刚也成为重庆主城区第一位出庭应诉“民告官”案件的区政府“一把手”,他出庭还有一个目的,“想扭转近年来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尴尬局面”。

   “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讲的这句话,给李建春留下了很深印象,此后这句话也成为不少官员的作文题。

   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全国人大、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张伯里,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等人相继发文阐述这一命题,文中亦直接列举当地“一把手”落马的案例。

   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具体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更小的行政区域,“法治”如何真切地落地生根?两会期间,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地方党政“一把手”,记录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和实践。

  

   “学法更多是在实践中”

   “你向医生普及经济法有什么用?”

   2015年3月7日晚,在重庆代表团的驻地北京金台饭店,一身休闲装的李建春说,今年重庆巴南区将依法治区的终极目标定位于“大善巴南”,“党委、政府要泽善天下,普通百姓要从善如流,法治和道德都不可或缺”。李建春认为目前在推进依法治国时的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很多人目无法纪、有法不依,这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吉明江也认为,目前我国法律从数量上看已比较完备,但执法不严不到位、知法守法做得还不够好。

   “自古就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朴素说法。但随着社会向多元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需要一个法器了,就是‘依法治国’。”福建龙岩市委书记梁建勇说,“十八大后,中央查处了这么多腐败案件,说明了依法治国的紧急和迫切。”

   党委“一把手”们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均提到,落实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丝毫不能动摇。”浙江台州市委书记吴蔚荣说,“党委要在法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依法治市必须要通过领导的强力推进,才会有好的部署。”海南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说。

   吉明江说,除此之外,还要通过学校、行政院校进行宣传,并把普法教育纳入政府培训。多名“一把手”认可从政府机关入手,发挥好行政部门的带头作用。而党校学习、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和自学,是党政“一把手”提高自己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

   “我个人学法更多的还是在实践中,以问题为导向。”李建春说,实践遇到什么问题,跟什么样的法律有关,就去学习什么法律。“但作为领导干部,不是说一定要对哪部法律有很精的研究,关键是要有遵守、崇尚法律的精神,有法治思维。”

   普法也是领导干部学法的途径。列席全国两会的贵州省高院院长孙潮相信,对案件的判决可以在公众普法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个案子都判得比较公平、公正,然后大家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怕争议,怕的是没有解决争议的好机制。如果解决争议的方法是恰当的,人们就会建立起对法律的信心。”

   不过李建春认为,过去传统的普法方式“太被动”。首先是没明确普法主体,例如公安、工商、卫生等部门都有执法权,但很少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理念去执行,一般都是司法局去普法,“贴点标语、背背条文,法律没有深入人心,对涉事当事人起不到教育作用”。另外,这种普法方式也缺乏针对性,“你向医生普及经济法有什么用?”

  

   “书记也是人”

   “有时不能断然拒绝,只能婉拒。”

   法治与人情,是“一把手”们无法回避的纠葛。

   浙江台州市委书记吴蔚荣说,法和情是不能混淆的,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别人找他办事,首先自己要有强烈的“不能谋私”的意识,要学会拒绝,要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海南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眼中的这条“尺度”是,“合法的就办,不合法的就不办”。

   “我们说法治,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托关系办事是客观存在的。”内蒙古乌海市市委书记侯凤岐说,“一把手”有很大权力,但他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不能违反党规和法律,不能违反道德良知”。

   但他也坦言,具体处理起来确实很难,“有时不能断然拒绝,只能婉拒,毕竟是人情社会,不得得罪太狠”。

   “亲戚朋友知道我的脾气,一般都不愿意找我。”福建三明市委书记邓本元说自己“基本不干‘批条子’的活”,如果在职责范围内,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不管是大企业家是小老板,“都按一样的规则给予关心”。而如果别人的要求过分,就要把不能办的原因说在明处,否则对方还要找人,最后还要转到他那里去。

   “书记也是人。”重庆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不讳言,如果有同学、朋友找他办事,他的处理方式是:告诉对方有什么机会,找什么人、走什么程序更便捷,但不会去打招呼,“这样既不显得自己六亲不认,也不会因权力为他们谋私利”。

   书记们都表示不打招呼,但如果遇到更大的领导“打招呼”,“一把手”该如何应对?贵州黔南州州长向琼红表示,“上级也没有谁直接跟我说,这个项目非要拿给张三做或者李四做,几乎没有,顶多就是说,这个团队很有实力,能不能参与公平竞争。这个是可以的。”

   “一般不会。”福建龙岩市委书记梁建勇说,即使有打招呼的一般也是符合办理条件的,且大多发生在经济项目上。梁建勇认为,从招商引资角度看,有人给推荐项目也是好事,但前提是“符合条件”。

   梁建勇还会对请托人声明,如果是在当地受了欺负、有不公平待遇,或办事中遇上梗阻可以找他,如果想获得额外优惠就别找他。

   “说到底,都找书记,还是因为一把手的权力太大。”重庆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说,稍有不慎就会形成权大于法,容易形成监督的真空,如何推进依法治国,“一把手”是关键的关键,必须形成一些制度来制约领导干部的权力。

   目前,重庆巴南区已制定了“一把手五不分管”的制度,不直接管财政、人事、工程招投标等。贵州黔南州的政府部门也很少直接面对项目和资金,很多项目都是通过各个县去具体实施,就是部门实施的项目也很少,政府不直接面对资金和项目。

   而谭君铁也坦言,去年梅州的项目建设投资多达407亿元,“还没有在工程廉政建设方面有什么反映”,主要原因是梅州没有具体管理这个投资,是由每个项目法人在具体管理,“我们最近几年没有发生大的工程腐败,这个功劳主要归功于相关的业主单位”。

   “简政放权”也在一定程度了减少了部门和领导的权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从去年审计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看,60%以上发生在行政管理权或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和单位。

   议事规则上,重庆巴南实行一把手“两个末位”规则,即“开会发言时末位发言,防止事先定调,在审批时实行末位审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福建龙岩市委书记梁建勇希望今后所有的办事程序都能公开、透明。

  

   谁能监督一把手

   “靠个人觉悟是没有用的。”

   福建三明市委书记邓本元看过不少领导干部“忏悔录”,第一条几乎都是批判自己的价值观,中间有很多条则在讲“自己是如何目无法纪、藐视党纪国法”,然后再讲领导干部要加强法治意识、常敲法律警钟,接受各方监督。

   谁来真正监督“一把手”?邓本元认为“一把手”的自律应被放在首位,之后才是组织部、巡视组、班子成员等外部监督。“受党的培养多年,也受到过高等教育,一点觉悟没有吗?内因还是首要的。”

   海南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认为,外在制度更重要,通过决策民主化、规范化、工作透明化来监督“一把手”,“该‘一把手’定夺的定夺,不该定夺的不要逾规”。而吴蔚荣也认为,光靠个人觉悟是没有用的,首先要心底无私,心怀坦荡,主动接受监督,同时要构建有利于监管的制度,“要靠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来监督”。

   “有两重管,一个是党委系统在管,另外政府也接受人大监督,同时重要的还有舆论监督,除非你不想干了,关键是把名声给搞坏了,今后很难在社会立足。”广东梅州市长谭君铁说。

   两会期间,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在会上说今天是“人在干、云在算、天在看”。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理解的“天”就是“人民的眼睛”,“今天的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你的一言一行都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福建龙岩市委书记梁建勇觉得“监督一定是上级监督”,他时时都感到省纪委、省委巡视组的监督,特别是现在群众跟以前也不一样,会时刻盯着官员,可以向纪委、上级党委、新闻媒体反映,“监督渠道还是很多的”。

   “中央一再强调,十八大以后不收手、不收敛的,从重查处。一而再再而三讲,如果一个党员干部依然不明白,哪些事情他该干,哪些事情不该干,这个干部还能用吗?”贵州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说。

   “说‘一把手’监督不到,那是假话,只不过容易形成监督的真空。”重庆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说,上级监督到位了,一把手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

  

   如何保证司法公正

   “关键是领导不能过问案件。”

   在谈及依法治国时,习近平曾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但在近年不少已经平反的冤案中,“领导批示”、“打招呼”往往让公平正义走向了反方向。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贵州高院院长孙潮的印象中,“贵州法院的外在环境,改变得非常明显”。他的前任曾告诉他,过去办案“打招呼”的人确实挺多,而目前其他部门和领导打招呼干涉案件的情况几乎没有,“这个变化是加速度进行的”。

   孙潮从上海调任贵州还不到一年,东西部法治环境的对比较为鲜明。在司法公开等方面提升空间很大,而另一方面,西南地区人际关系更密切,“打招呼”成了一种习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整个社会还是不信任你(法院)会去做恰当有效的判断”。他认为,如果审判的程序公正性能够呈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没有必要打招呼”。

“司法中的公平正义太重要了”,梁建勇认为,哪怕是0.1%的案件判决不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uodam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275.html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