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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宝麟:“史学南派”——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

更新时间:2015-03-17 21:03:32
作者: 蒋宝麟  
故讲明历史最有助于事理之观察与推断,分析言之与本国史则注重政治文化脱变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兴革。……”(27)可见,中大史系的学术风气的确偏于“智识”一线,“明利弊”和“知兴替”也体现了不同于纯考据的“经世致用”倾向。

   但还应注意到,以上倾向也存在一定的变数。据1933学年上学期中大史学系选课指导书显示,史学系设置方针有四:一、养成治史之专门人才;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三、研究外国历史并探讨其治史之方法;四、培养中学历史学科之师资人才。(28)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一点,似乎与十年前北平史学界的风气十分相近。

   大体而言,除去南北学人均有的个体差别因素,从学系方针与课程标准的大框架来看,到中央大学初期,“南派史学”在治史取向上仍与北方有重大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其趋同的一些方面。相近趋同一方面体现在交涉方面,另一方面也与“边缘—中心”的转移有关。

   朱希祖从1919年底至1931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基本社会科学作为“史学应有之常识”,纳入史学系本科课程体系当中,力图“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29)从学派渊源上看,朱希祖属太炎门人中之正统,但治史理念与方法却深受欧美史学的影响,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30)他在北大史学系推行的课程改革正是其史学观念的体现。在中山大学短暂任教后,1934年春朱希祖赴南京中央大学。

   当朱希祖到新学校时,发现史学系学生“多受缪凤林等教育”,所编讲义“以详赡为主,且用文言”。可能是朱希祖初到中大史系,看到与北平各校历史系迥异的风气,他告诉欲来中大任教的罗香林(清华大学毕业)“练习文言,淘汰冗长文句及新滥名词”以做准备。(31)朱氏在中央大学时,虽看到不同于北方史学的一面,并未全然以旧换新,但也不同于出自同一师门的黄侃南下任教的意义。(32)

   关于抗战初期的部定各院系课程标准,时任中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曾专门拟就《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一文,陈述对统一课程标准的见解。首先,朱希祖认为:“大学与中学异,中学课程表,必须整齐划一,不可参差,大学则延请人材,不能一致,设备方面,亦不能一律”,所以教育部“不能制定一表整齐划一之”,而“只宜规定原则”。其次,他指出,“以历史学系而言,因造就史学人材目的不同,故各大学所设课程亦异,有注重应用者,有注重学理者”;“然就注重学理而言,其目的亦有不同者,例如以发明历史真相为主者,则除普遍史(包括文化史)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修科目外,尚须以考古学、地史学、人类学、人种学、言语学(包括吾国之文字学)、人文地理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史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以辅之。以发明历史真理为主者,则除普遍史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修科目外,尚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哲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专门史如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人文地理,人类学以辅之。若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其内部多有相通者;史学史及史籍举要,其内容亦有相通者,各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最后,他建议历史学系的课程原则为:“第一,造就史学人材之目的,宜确定标明,然后分别拟定课程。第二,中外历史,不宜偏重,普遍史必须完备。第三,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第四,基本历史辅助科学必须完备,如上列考古学等六种,或以心理学等四种。第五,不得因人而设范围狭小不甚重要或重复类似之科目。第六,学分及钟点,不得太少或太多,须照规定标准办理。至于科目分配之多少,分代史划分之长短,半学年一学年之伸缩等,皆由各大学斟酌实情,自由排列,以不违原则为限。”(33)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中提到的“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一语来看,朱希祖对中大史学课程的设计延续了其一贯思路。

   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学系必修科目有: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中国地理、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34)选修科目有中国史部目录学、传记学、史籍名著、史前史、考古学、世界地理、制图学、人类学、文字学概论、社会心理学。(35)与此相比,中央大学史学系课程中则增加了社会科学类的必修科目: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也被列为选修科目。(36)

   朱希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他在离开北京大学后,北京大学史系原先“社会科学史学”的课程标准调整为以史料辨析整理为主。(37)在教学上,北大史系的考据风气重返中心,而朱希祖却将昔日北大史学风气南移到中央大学。北平学界的“科学方法”考据自期以非经学化的路向整理史料,较之南方“传统”史学,自我定位为“新”。但与更西化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相比,反而不够新。中央大学史学系体现出南北新旧的转化,颇具吊诡意味。

   当然,朱希祖在中央大学史学系(1940年后改称历史系)的课程安排或许仅能代表他自己。而且就他个人的治学方法而言,社会科学化的史学似乎只是“取法乎上”,实际研究基本还是落实在具体问题的层面,以考据为主。

   朱希祖的继任者是金毓黻。金毓黻在北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朱希祖,对他一直执弟子礼。不过,金毓黻对历史系的整体规划似与乃师不完全相同。1941年6月30日,金毓黻为诸生讲《治史纲要》,涉及本系治史的三大纲领: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第二、以求通重于求专;第三、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附各条缕析说明,其中研究“制度文物”之原因为中大历史系侧重研究中国史,以正史志书等为研究对象;而“求通”主要体现在注重通史,避免支离破碎的治史方法。(38)桑兵教授已注意到此点,金氏所指以研究文物制度为中心,其实就是关注正史即政治史,与清季至抗战前所有新史学的主张颇异其趣,而是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轨。(39)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在中央大学侧重制度文物(正史)和通史,恐怕与“南高史学”的传统更为相近,与史语所那种“窄而深”的专题式研究区别较大。由此来看,前引《史学述林》题词,金毓黻告诫诸生勿忘“史学南派之历史”,颇可玩味。

   金毓黻在1949年前主要的研究范围大致为东北史、辽宋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题目一般比较具体,但他一直向往通识之学。虽然他和柳诒徵没有丝毫学术渊源,但对柳氏之学很是青睐。当年顾颉刚与柳诒徵围绕《说文》与古史真伪问题展开论争时,金毓黻并不同意这位北大学弟的观点,觉得“柳氏之论,不愧通人”。(40)其后又认为“柳诒徵之学识固有可议,而其博闻多识亦自有不可及者”。(41)直至1960年,他仍将柳诒徵列为“平生所敬事之人”。(42)

   金毓黻在北大时曾上过陈汉章的“中国通史”课,他和顾颉刚一样,觉得陈的课“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讲述上古史喜欢用一些“荒诞无稽”的古书而不加裁减,所以引发学生的不满。但若干年后,当自己渐入老境时,翻读陈汉章的《辽史索隐》,出于自身研究的经验,遂生敬佩之情,对于陈氏“博综取约,允为传作”的读书方法十分认同。(43)换言之,金毓黻认为治史不能拘囿于片段的史料文字,而更在于知人论世,由博返专。但有意思的是,朱希祖却认为这个北大时期的老学生治学虽“忠实”,但“仅能搜罗历史材料而不明历史之为何物”。(44)

   从1942年起,贺昌群长期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46年起担任系主任。贺氏治史学属“自学成才”,既未受过大学专业教育,又无明确的师承,也很少看到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将他归入哪一派哪一系。1947年,他曾与当时服务于中研院史语所夏鼐谈及中央大学的“东南派”教授,表示颇多不满:“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皆气派不大,根柢不深”,而且他们主持的《学原》杂志在缺少新人文主义者主持的情况下,比《学衡》更差。然而,恪守考据的“京派”学者,“更觉其支离破碎”,考据不可能再成为思想界的主流。(45)贺昌群自非“东南史学”门中之人,但亦非北平“考据史学”的同调。

   所论或许挂一漏万,陈汉章、朱希祖、金毓黻和贺昌群的治学取向和期待并不能涵盖中央大学史系之整体,系内师生研习古今中外历史各有由致。总之,“史学南派”的“学术传统”虽为变量,但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南北学术的对流与差异。

   三、理念、权势与“学派”分际

   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后,文史两系出现的最大变化即北方学人南下。南北交汇赋予学术以新的蕴涵,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东南大学的“学术传统”。但是,在相容的同时,由于理念和权势上的差别,南北新旧间又往往存生几许隔阂。

   1930年,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博士雷海宗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他曾委托胡适和梅贻宝代邀此时在史学界正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南下任教,但被顾拒绝。(46)另据陶希圣回忆,1931年他在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校长朱家骅曾对他说:“一个大学的学风,以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为枢纽”,朱计划一步步对中大文史两系进行充实,据说已经约顾颉刚前来任教。(47)

   关于中央大学两次邀请顾颉刚南下任教,尚无翔实资料辅证。不过以常理推断,雷海宗主治西洋史又非本校出身,不同于东南大学旧人以及陈汉章,故能力邀顾颉刚加盟。而朱家骅与顾颉刚交厚,前者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曾延揽后者,出长中央大学后邀顾,至少在姿态上是很有可能的。顾颉刚之所以没有南下,一方面是由于顾喜欢燕京大学平静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顾颉刚的疑古观念与南方史学存在根本分歧也是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学者颠沛,许多人为研究工作和生活计,往往辗转多处单位。当时顾颉刚在重庆中央大学就有一番短暂的执教经历。1941年10月,顾颉刚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之邀赴重庆主办《文史杂志》,11月又应中央大学新任校长顾孟余之邀在中大兼课,1942年3月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48)顾孟余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时的旧识。原先,顾孟余欲顾颉刚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但顾颉刚“以系中问题甚多,而予初至不易处理”为由,只同意担任出版部主任。(49)若干年后,顾颉刚忆及此事,说因自己出身北大,“中大和北大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50)

   顾颉刚的回忆或存后见之明,但他到中大后与旧人相处得的确不融洽。顾颉刚在中大时,曾介绍丁山来历史系任教。丁山出身北大国学门,专门研究甲骨文和商周史。据顾颉刚言,为介绍丁山事,“中大中没出息的同事又为我造谣言,或谓我将作文学院长,或谓将任史系主任”。(51)不过,丁山还是顺利到中大服务。刘起釪于时为中大历史系学生,他认为系主任金毓黻对历史学功力深厚,使他掌握了“旧史的系统知识”,而顾颉刚“授我以科学的文籍考辨之学,强调从传统的学术观点中解放出来,并带同我研究《尚书》”。(52)刘起釪在中大接受顾颉刚的指导,成为顾晚年最重要的学术助手之一,颇能传承乃师学问真谛。1945年刘起釪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此时顾颉刚早已离校,但仍担任刘的导师,丁山为副导师。有“旧”有“新”,有“传统”有“现代”,虽共聚一堂,但在学生眼中却是差别立判。

顾颉刚在中央大学过得并不如意。1943年初顾孟余辞职后,顾颉刚也随之萌生退意,于2月辞去中大专职。同时,蒋介石继任校长,由朱经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校内实权被本校(南高师)出身的教务长胡焕庸掌握。胡焕庸在校内的权势地位受到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而朱家骅与陈立夫长期争斗,为扩充势力而延揽学人,双方对立严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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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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