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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我为什么要研究流动人口问题

更新时间:2015-03-15 21:28:28
作者: 王辉(浙江)  
这让我觉得,我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方式进入中国的知识界。或者说,如果要和所谓的文人学者们能有一个共同话题,那么,其途径并不是文学,而是社会科学。

   就这样,一个原本想当作家的人,却转行当上了学者。

   就这样,一个骨子里的人文主义者,却离开了中国文坛,走进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界。

  

   1994年8月,我满腔热血走上打工之路。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还要用自己挣的钱来买书,实现自学成才的理想。

   八年之后,当我走进小路下,令我心怡的,除了体面的工作,还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自此以后(特别是2005年以后),我既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与此同时,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投入到学习研究当中。每一个夜晚、每一个星期天、每一个午休时刻,我都没有浪费。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堆放着各类书籍,在我的公文包里永远携带着书籍。我每天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不少于六七个小时,每天晚上拥书入眠。我在赛跑,与时间赛跑,以保证在2008年前后,我三十岁时,可以学有所成,成为一个有点学问的人。

   我是性情中人,对酒是喜欢的,对烟则是拒绝的。到了2010年,当我的研究臻入化境,每天晚上对着电脑,便一边喝茶,并一根接一根抽烟。结果,从2012年8月起,我突然感到肠胃不适——此乃烟茶过度之故。接着,我白天则嗜睡,夜间则多梦——此乃用脑过度之故。

   我于是惊觉,近自2005年起,远自1994年以来,前后凡十余年中、二十年之间,我居然从未在半夜12点之前入睡。我日间工作,夜间研究,每时每刻以180码的速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脑神经,在尽情感受“思维的乐趣”(王小波)之时,也终于逼近生理的极限——累了。

   我年少轻狂,自命不凡,但我深知我并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我所可以自诩的是:在这人世间,我是一个最勤奋的人。

   在小路下的十一年间,人们所看到的我,是一个辛勤能干的小吏、一个活跃的明星、一个热情的公共人物。但为世人所不知的,另一面的我,本质上是一个纯朴、平静、严谨、沉稳、勤奋的学者和思想者。

   我之所以在小路下,在弼马温的位子上,一待就是十一年,完全是因为在这里我可以营建一个可以读书治学的环境,可以拥有一个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生活方式。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做事情非常讲究计划性。犹如中国古人用九州这个概念来定位空间一样,我往往用一个非常严整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理想。

   所以,当我决定学习政治学之时,我将这个计划的时间限定于:2005至2008年。

   然而,从2009年开始,我觉得自己只是学会了政治学,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学生,还谈不上是所谓的学者(用文学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这时的水平还只是一个作者,而不是一个作家)。于是,我决定延长自己的学术生涯,再用四年时间,好好做出10篇论文。

   从1994年涉世以来,虽然一直在打工赚钱,但我的思想里面,情感里面,想得最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赚钱,而是学习。

   对于象牙塔内的学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做学问。

   对于社会上的打工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赚钱。

   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却有两个:如何做学问,如何赚钱?这两者之间绝对不可偏废,却又无可妥协,难以兼容。

   对此,我采取了一个变通的手段,那就是先做学问,后赚钱。我想趁着工作还算可以之时,暂时放弃金钱,集中精力做好学问。等到学有小成之后,再回过头来,亡羊补牢,去抓经济建设。

   我如是选择并非只是基于心理因素,也是基于生理原因,因为我年近三十——一个记忆力开始下降的年龄段了。再说,搞文学艺术,是要靠天赋的,沈从文、莫言小学未毕业,亦可成为大师。黄公望五十岁后方始学画,并有《富春山居图》传世。但做学问是靠一点一滴积累的,不要说一个小学生如沈从文、莫言者,也不要说初中毕业如我者,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在三十岁之前没有经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广博深厚的文献研读,却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只怕是难于上青天了。

   如是说来,我之学习政治学,实在是我人生的一个大决择、大战略、大冒险,我既豪情万丈,又惶恐不安,一者,我不知道自己真的能否学有所成;二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职场上毕竟有这个那个的问题,它们会随时冒出来,打乱我的研究——让我既赚不到钱,又做不成学问,荒废青春岁月。

   2011年六七月份——做到第6篇论文之时,我的恐慌到了极点。是年7月,我到中国社科院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余姚、宁波和浙江的一些媒体获知消息后便纷至沓来,有一家媒体未经过我的同意硬是给我做了一整版的报道,说是“要树立一个榜样”。然而,我实在气得要死,更怕得要命,气的是担心学术界的朋友看到这个报道之后会笑掉大牙,怕的是由此引发的不测风云会打断我的研究。

   到了2012年2月13日,周末的晚上,8点多一点,小路下村办公楼内已寂无一人,我打印出了一篇论文,用订书机订好,郑重地放在办公桌上。

   这篇论文写的并不好,但这是我平生第十篇论文,标志着我提前大半年完成了研究计划。

   所以,我双膝跪地,朝着自己的办公桌、电脑和论文,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从此,一切意外的干扰,都不用害怕了。

   从此,书还是要读的,学问还是要做的,但我可以花点精力做一些其他的该做的事情了,例如赚钱,例如谈恋爱。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当我在学问上一步步走上巅峰之时,我的职业生涯却遇到了瓶颈,在经济上开始走下坡路。

   2002年,我刚进小路下时,老家一村长捎话说:出手不可过于大方。

   2003年,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与我交谈时,突然提了一个让我一愣的问题:小王,你现在工资多少一个月?

   2004年,我在宁波电台做节目,主持人私下交谈时提出忠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2005年,父亲在电话中警告说:你在经济上已是一个无产阶级。

   2008年,一个长辈来看我后说:从现在起,你失去的,比得到的还要多了。

   2010年,我的收入与2009年相比,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赌博,那么,曾经的十一年间,我赢得了学术,却输掉了物质和世俗的生活。

   遥想当年,我青春年少,便脱颖而出,获得了一份貌似体面的工作,一时之间春风得意,陶醉于雄伟的办公楼、漂亮的办公室和上流阶层的交往之中。然而,凡一切相,皆为虚妄,在现实中我的收入很微薄。我做了十一年的村务工作,也吃了十一年的大锅饭,所获得的,除了满腹诗书,一大箱子荣誉证书,就别无长物了。凭借这些东西,不要说买房,连一部面包车也买不起。一度辉煌的我,不要说在“一等公民” 本地人面前,就是在外地人面前,也不能以成功人士自居了。

   赵匡胤说:倘李煜以治词功夫治国事,又岂为吾擒也。

   此言甚是,例如我吧,倘以治词功夫治国事——用做学问的时间来赚钱,那么,亦断然不会困窘至此,呜呼!

  

   关于去年——刚刚过去的2013,我虚岁三十有六。

   老话说“男怕三六九”,果不其然,我在这一年输得最惨痛,败得最可怜,陷入到有生以来最惊险、最困难的境地。

   是年1月,我结束了一场浪漫而又荒唐的爱情。

   到了5月,我目睹了一家知名企业的崩溃、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失败——从2012至2013年间我曾仰赞他的栽培与庇护。

   11月,村委换届。在多年的基层生涯中,我一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制人而不制于人,但村庄政治的险峻与复杂,绝不亚于老佛爷的宫廷。

   圣经上说:人啊,你要自救!

   在可怜的2013,我精神恍惚,又愈挫愈奋,自强不息。我跑到企业当兼职的培训老师,每堂课挣300块钱,并眼巴巴地等待一项为期三年的政策奖励的结余部分。

   在艰难的2013,我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三篇论文——关于邓小平、袁庚等人的研究。我是流着眼泪在做这些论文的,我明白改革的艰难困苦,又为这些改革家身上的勇气与智慧,而坚定了人生的理想。

   在惊险的2013,我继续阅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北京爱情故事》等励志片,和俞敏洪、马云、李书福的演讲。

   在迷惘的2013,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给了我最大的激励,是他们让我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穷途末路之时,又柳暗花明,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选择。

   终于,到了12月,在一个图穷匕首见的午后,一场灰飞烟灭的谈笑之间,我作出了一个人生的决定:辞职。

  

   2014年2月,春节尚未结束,我正式到一家企业就职,首先任总经理助理,三个月后升任为行政副总 。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一度执着的政治人却转型成为一个经济人,一个长期不伦不类的“王主任”却变成一个名至实归、收入还算体面的 “王副总”。

   然而,这一切之于我,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早在2005年,一家地方知名企业的老总就邀请我到他的企业任职——我当时拒绝了,因为我已决定要研究政治学。

   此后,又有几家企业三顾茅庐,也一概坚辞不就。

   到了2008年,大哥——我现在所服务的企业——公司的董事长,也非常诚垦地找到了我,邀请我加盟他的团队,这时,他的企业将要上市。

   这时,大哥才32周岁,我才30周岁,都很年轻,已相交数年,彼此惺惺相惜,以兄弟相称。

   我非常明白,到他的企业之后我将要获得什么,不到他的企业我将失去什么——因为从这一年起我的职业开始走下坡路, 将“为吾所擒也”。

   但我还是忍痛谢绝了,理由当然很多,也冠名堂皇,但最大的理由——为了学术之故,却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自己闭关修练多年,到了最后关头决不能分心,否则前功尽弃。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此后几年的深入研究,我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最多只是一个半调子。

   我知道我的学习与研究,将会导致职业的下滑,导致收入的减少,导致失败与困苦,但是,学术者,经国之大业,天下之公器也,如果我的学习与研究,能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改变流动群体的现状,增进人类的知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所贡献,那么,所谓的贫穷、困苦与失败,于我而言,皆不可畏,皆不足惜。

  

今年,2014,我没有写东西,也没有做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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