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东育:甲午战前清朝内治环节的阙失与战后中日落差分析

更新时间:2015-03-13 23:03:10
作者: 韩东育  
何也?以其不信也。而进言者辄曰:民心向上矣。民力可恃矣。中国既已治已安矣。此贾生所谓非愚则谀者也。吾心最愿有是言,而吾今最鄙闻是言,以其不实故也”(38)。后来,梁启超还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处对公私不分的国民性进行过深度挖掘:“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39);又,“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40)。由于这种感觉发生于中国近代以后,所以梁漱溟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1)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元气”大比拼。然而,在战争前后,清朝内部以“人心”或“民心”的解体和堕落方式次第暴露出来的民政问题、军政问题、贪腐问题、世风问题和体制问题,并没有获得朝廷高层的应有重视,自然亦遑论有所解决了。而日本,几乎从明治维新开始即全面展开的对华调查和情报收集工作,不但使它对清朝内部的一切情况了若指掌,还极具针对性地促进了其本国内部与敌国正好相反的内政外交改革。(42)由此而导致的日中间加速度的升降变化,意味着甲午战争后中日地位的乾坤逆转,其实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初具雏形;而海上对阵,不过是日本为了证明自己远胜清朝而需要的一个标志而已。康有为在甲午之战数月前曾有过准确的预言:“光绪二十年甲午,先师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会试,寓盛昱家。昱,肃邸从弟也。时有贵人问先师曰:‘国祚能几何年?’先师答曰:‘祸在眉睫。’某贵人大骇,而心以为非。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已而朝鲜变起,日本乘之,与我构兵,有甲午之败。”(43)然而,“外征的根本在内治”。这一在日本有过经典实践的规律,并没有因为甲午战败而促成清朝上下的根本性警醒。(44)从这个意义上说,嗣后掀起于清朝内部的“戊戌变法”,也只能以“百日维新”的形式瞬间终结;而继之者的“辛亥革命”,似乎也难以摆脱旧制的影响。康有为在《中华救国论》中,虽理性上认可了共和告成“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趋同,必无复于帝政之理”的现实,但深以为忧者也仍然是老旧问题:“今共和数月矣,所闻于耳、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故窃谓今者补救中国之亟图,在整纲纪,行法令,复秩序,守边疆”,“讲乎外势而先弭内乱”云云。(45)

   二、军事失败的延续:对日本价值的过度倾倒

   甲午海战完胜后,日本军近乎失态的狂欢反衬出他们对自己所获战绩的大喜过望。(46)可是,如果仅就军事数据而言,曾让“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战败往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似乎也不应该发生。金一南将军指出:“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而且,“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于是,“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成了“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成了“横亘在中国命运之途的一道大坎儿”,成了“留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一个噩梦”。(47)

   如此充满悲情的描述,无疑凸显了中方在历史上首次败给日本后断难平复的心理创痛,也隐约地表达了即便在水师覆灭120年后的今天,“汉唐气象”下中国人固有的骄傲和自信仍有待于恢复的焦虑与纠结。然而,有这样一个事实显然被我们忽略了,即甲午战争后,清朝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全面倒伏,国人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也随着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事件的纷至沓来而走向虚无。一个“前不如古人、今不如洋人”的厚古薄今情结与崇外自贬心态,开始逐渐弥漫并习染成俗。何启、胡礼垣说道:“日本自维新立政以来,其君每一得间则亲临学校,或身至戎行,观诸生之学业,必勉之曰:‘日本贫国也,贫则见凌于上国,尔其志于富,毋使我国羞。’观武士之操演,必勖之曰:‘日本弱国也,弱则受制于雄邦;尔其志于强,毋为我国辱。’又曰:‘事无难易,人无尊卑,有志者成,无志者败,我之所望厥为尔曹,厥为尔曹之志。’呜呼,其君如此,焉得不兴?故仅十余年而国内机器之厂林立,出口之货充盈,而工作之成有非泰西所能及,枪炮各事尤能独出乎心裁。然则其兴也,岂得曰天意而非人事哉?今其入寇中国也,其国君口授韬略,耳听羽书,而夙兴夜寐,有越王尝蓼之志。其国后手制医巾,亲调药饵,而爱怜忠义,有平原丝绣之心。其太子身历行间,躬亲召募,而往来巡抚,有楚子挟纩之风。其公主率诸命妇,装如服役,而料理伤兵,有吴起吮疽之度。凡此作为,虽其好名之故,而实足使路旁观感者涕泗滂沱。至于歌曲唱英雄,使士卒奋扬其功,直比于秦王破阵乐。非是,则旅顺之战虽胜,而先登未必如是之速而不缓须臾也。旌旗标壮士而杯酒以饯,其效竟同于易水送荆卿,非是,则鸭绿之战虽败,而兵士未必但求乎死而并不求生也。”(48)他试图阐明这样的道理:当下中国不及日本。日本之所以强于中国,是因为日人所为酷肖中国古人。唯因当今圣上不如中国先贤,于是中国天子亦不及日本天皇。类似说法在甲午战败后长时间流行,以致20世纪20年代辜鸿铭造访日本时竟亦放言:“唐代的中国人就是现在的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49)然而,用历史光辉去掩饰现实窘迫的做法,更多反映的是郁结于内心深处的“自卑”。这除了能证明当时中国人自信泯然却又不甘泯然的心态外,事实上还反向强化了日本所代表的标准意义。于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另一极走向遂同时出现,即如果我们不把所谓战胜清朝使日本历来潜在的对中国的恐惧,转变为对中国的蔑视这一日方说法视为谎言,那么,中国民众如坠深渊的心理反应,其实已不自觉地验证了日本人的良好感觉。重要的是,当这种反应逐渐从感性距离沉积为理性落差、由一时不敌演变成理所当然时,某种自我矮化的心理和对日神化情结,还逐渐演变成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归趋。“康梁变法”所引发的全面仿日运动,遂由此展开。甲午战争,是伤及清朝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命脉的重大历史事件。唯此,败战之初,康有为曾为此痛不欲生,所撰《日本书目志》,亦视此为奇耻大辱:“日本蕞尔岛国,其地十八万方里,当中国之一蜀,而敢灭我琉球,剪我朝鲜,破我辽东,跞我威海,虏我兵船,割我台湾。”(50)《日本书目志》一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汪晖认为,该书当作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之前,证据是梁启超在这一天以《读日本书目志后》为题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文章。(51)有学者考证,该书的编撰时间应该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52)然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898年4月10日),日本对他国的蚕食鲸吞行为,不但在康有为的笔下转而为日人“改良进步”之“治效”,而且,这时的日本为中国树立了比泰西诸国更具实用性的标准和榜样:“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遂以南灭琉球,北开北海,左抚高丽,右取台湾,治效之速,盖地球诸国所未有也。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而且,倘“大誓群臣,伊雪国耻,取日本更新之法,斟酌草定,从容行之,章程毕具,流弊绝无,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皇上但稍留意人才,拔至左右,日以讨论,立即施行,拱手垂裳,而土地可保,中国可安矣。以我之地大人众倍于欧洲,十年之后,虽为政地球不难矣”。(53)学习日本竟能带来如此绚烂的远景,光绪帝亦为之倾倒,可谓良有以也。不过,参与变法维新者显然都受到过某种思想的共同影响。林乐知在总结甲午战争中方败战原因时曾谓:“日人之崇尚新法,如水乳之交融,如骨肉之互易。其形则短小羸弱,不如西人及华人之俊伟魁梧,而其气质性情则迥非昔日之东人,而竟成今日之西人矣。况重以君若臣之振兴鼓励,不遗余力,泰西良法美意,无不略见端倪。又踵西法而立议院,许其民公举议员,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复兴起。”清朝则不然,“同文方言诸馆既立,亦曾别选幼童出洋肄业,而一二次后,遽尔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学童,即皆学业有成,而杂诸四百兆人中,不啻沧海之一粟耳,而况乎未必尽成,成者亦未尝一用也”。(54)林乐知著述中的价值取向,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发言,在当时中国人当中极具移人耳目之力量。据载,甲午战争后和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光绪帝,均受到过广学会和《中东战纪本末》的主要来源——《万国公报》的深刻影响。如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对香港《中国邮报》的一名记者说,他之所以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与林乐知牧师的著作”(55)。又,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称,康有为“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56)。这证明了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57)、“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莫不尽量购取”(58)等记录的属实。而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中所列的42种西方著作中,传教士编译出版的有30种,其中即包括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丁韪良的《万国公法》等。后来,连光绪皇帝也购阅了全套《万国公报》及89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并“在精神上接受了它的影响”。(59)

在戊戌变法的筹备与实施过程中,康有为进呈于光绪皇帝者,除了《日本变政考》外,还有《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和《英国变政考》等。然而,其所以对日本情有独钟,除了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外,也有来自他自身的特别判断。首先他认为,日本过去不入中国人法眼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真正研究过它。一旦认真关注之,就会发现其能量不仅不在欧美之下,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自小而大者,俄罗斯是也;自弱而强者,日本是也。是皆变法开新,君主能与民同之国也。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60),“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然后北遣使以开虾夷,南驰使以灭琉球,东出师以抚高丽,西耀兵以取台湾,于是日本遂为盛国,与欧洲德法大国颉颃焉。然论其地,不过区区三岛;论其民,不过三千余万,皆当吾十之一。然遂以威震亚东,名施大地。迹其致此之由,岂非尽革旧俗,大政维新之故哉?恨旧日言日本事者,不详其次第变革之理,无以窥其先后更化之宜。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之三年,乃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61)。其次,向日本学习,可以少走许多弯路;而改革中的许多风险和不测,都已由日本经历过的教训得到了规避,其经验可拿来即用:“夫凡有兴作,必有失弊,几经前车之覆,乃得后轨之道。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62)“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63)再次,日本之勇猛强悍,令人骇惧。因此,只有效仿日本,才不致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及东事将兴,举国上下,咸昧日事,若视他星。臣曾上书言日本变法已强,将窥辽东,先谋高丽,大臣不信”,“及东事之兴,举国人皆轻日本之小国,贸然兴戎,遂致败辱,则太不察邻国,误轻小邦之所由也”。(64)又次,日本从泰西不光学到了“术”,更学得了“道”:“夫日本所以盛强者,为其兵之练欤?为其炮械之精欤?昧昧我思之,其有不然欤?其有本原者存焉。”他的解释是:“尝考欧洲所以强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w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040.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