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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甲午战前清朝内治环节的阙失与战后中日落差分析

更新时间:2015-03-13 23:03:10
作者: 韩东育  
作为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王韬无疑深谙“西法”的优长和可仿效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韬认为只有在凝聚“民心”并切实、有效地整顿好“内政”的前提下,“西法”的导入才是有意义的。而且即便如此,对中国来说,“西法”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其“非徒恃乎西法”的观点,体现了他明确的国情意识和务实风格。他了解自己的国家,唯此才懂得怎样去做是最有效果的:“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骛乎小。”(19)惜乎,即便是这样一种略显保守的建言,也没有获得应有的采纳。甲午战争完败后,王韬一度痛心疾首,他在为《中东战纪本末》所作的序文中写道:“当思以堂堂绝大中国反厄于藐焉日本一小邦,可耻孰甚焉!”可痛定思痛,王韬又再度把目光转向中国战败的真实原因上:“日本处心积虑于二十年前,而发之于一旦,我中国欲以靡然积弱之势、宴然无备之形御之,其能得乎?”他诅咒日本“满盈召患,不知小国之胜大国,祸也,非福也”,可谁又能保证清廷从此就一定会“内修政教”然后“外语戎兵”并不致再蹈覆辙呢,“若谓难已息矣,事已平矣,仍复虚憍之气中之自足自满,漫然无所动于其心,因循苟且如故也,蒙蔽粉饰如故也,勿论报复无期,亦且振兴无日,不有负林君乐知先生作此书之本意乎哉!”(20)

甲午海战中日舰一艘未沉和北洋全军覆没的结局,让日方欣喜若狂。而在中国,由于朝廷把中日争端的全部赌注都押在了海军身上,因此,当北洋水师非败即降的消息传来后,朝野上下,顿时骂作一片。面对保守派的乘势反击,洋务派也头一次在“铁的事实”面前沉默失语。可是,如此对军事问题的穷追不舍和百般纠缠,却再次把人们的眼球从真正的失败原因上移开;而帝、后之争和随后引致的百日维新,还使如何扑灭“康党”等新的政治威胁,成了比战败反省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样才能理解,王韬在激赏林乐知(美国)、蔡尔康所撰《中东战纪本末》的同时何以会发出以下感慨:“呜呼!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洲之人言之,中国何幸而得之哉!”(21)那么,“西洲之人”都说了些什么呢?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一文中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是“意兴宜发越也”,主要涉及中外关系问题;第二是“权力宜充足也”,主要谈教育问题;第三是“道德宜纯备也”,主要谈基督教对中国的意义问题;第四是“政令宜划一也”,主要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第五是“体统宜整饬也”,主要讲内政和风俗问题。有学者指出了《中东战纪本末》在近代中国的积极影响,但同时认为,它把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作为战败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引导中国人由羡慕西学、西政,进而改信西教。这正是广学会和林乐知编辑《万国公报》与《中东战纪本末》的宗旨。(22)然而,若暂时撇开意识形态渗透等现象不谈,人们会更多发现,林氏的著述不但具有相当的写实性,还不乏对清王朝的中肯建议:一是军队整顿的绝对必要性;二是军事整顿要在政治整顿;三是国风民风的改造和人员素质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点似乎都在谈一个问题,即只有“内部治理”,才有“外事应对”;也只有“内部治理”,才是从根本上汲取战争教训的不二法门。这就决定了在谈到军队整顿时,《中东战纪本末》为什么会首先注意到“军心”、“军政”问题。林氏发现,清朝的军队既不是人民的军队,也不是国家的军队。唯此,它对人民没有爱心,对国家亦缺乏忠心。“吃粮当兵”和“升官发财”的单纯利害目的,决定了兵弁的来源不是无业游民,就是乞丐无赖,这意味着,军队不应有的全部恶习,都将在这类队伍中恶性爆发,诸如军纪松弛、军心涣散、贪生畏死和临阵脱逃等不一:“新募之兵,但可填扎隙地、弹压骚动之匪类,并勤加训练以为后应。若误听投效之废员,谓招募若干人,具领若干饷便可制敌云云,微特使无辜赤子枉遭锋镝,且若辈皆无籍游民,未及成军已多肇祸。及至败溃,又谬称敌军之勇猛,以怯练兵之胆。中国偾事实由于此。”(23)无独有偶,曾任广西按察使并最早主持小站练兵的胡燏棻,在分析甲午战败原因时亦大声疾呼整军之切要,认为清军“应行痛改者,厥有四端”,而其“第一端”即直戳要害:“昔年淮楚诸将,起自田间,志在杀贼,人皆朴诚,弊端尚少。承平以后,统兵大将,骄奢淫逸,濡染已深,军需日增,勇额日缺,上浮开,下克扣。百弊丛生。兵之口粮尚未能养赡一身,谁肯效死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纷纷溃散。此一病也。”(24)不仅如此,军队一旦丧失了效命国家的宗旨而变成各谋其利、各打算盘的道具时,战事发生后的各自为政甚至见死不救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林乐知甚至认为,清军的临战状态竟然连中国的古代亦不如:“中国十八行省,固皆群奉一尊者也。古者列国分封,当王室多事之秋,犹有勤王之义旅。今旅顺失矣,盛京危矣,辇毂之下,烽烟渐近,而各省大吏,唯知自顾封疆,甚至南洋各铁甲船,不曰万难抽调,即曰船械小损,其名为管带之武职,不特逍遥河上,步武清人,更有斗酒征歌,以欢场为战垒者。”(25)当林氏拿日人做比照时,清军的表现,就更加令人赧颜:“日民……皆视国事如家事,而休戚与共,祸福与同。忠义之气,有不觉其油然而生者。”(26)然而,民政决定军政。军队内部的腐败,究其实,不过是民政腐败的投影而已。为此,林乐知在提出“减冗员加薪俸”等高薪养廉方案的同时,尤其强调了“上下同隶于法律之下”的绝对意义。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他深深领教了一个没有规矩和缺少铁律的国家在大敌当前时会呈现出怎样的不堪面貌。在《治安新策》中,他将“政令宜划一也”置于极重要的地位,高度强调“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佚”这一立国前提。认为只有“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人们才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唯此,他主张要认真关注民间的声音,做到“民有隐衷,必期上达”,给民众以一定的自主权利,且严禁官吏擅权弄法,只有这样,才会官民一体,上下同心,而不致遇事推诿,分崩离析。(27)何启、胡礼垣成文于甲午战争期间的《新政论议》,与林乐知的许多观点颇有共鸣。重要的是,其首次明确地提出的“军政以民政为体”和“战败乃国家之败”等重要命题,显然比国内在胜败上只纠缠于军事层面的浅表之见,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质:“军政以民政为体,未有民政不善而军政独能善者。自今新政既行,是法令俱由民议,而政不患其不善,夫然后可以筹军。”(28)他认为,“夫国家之败,其端不一,莫不由于官府之邪。官府之邪,其端不一,莫不由于贿赂之弊,始而害民,终而误国,迨至事发其复补救已迟,虽倾受贿者之家,不足以偿其失,食受贿者之肉,不足以挽其灾,是非有以清之,其弊不能止也。中国于受贿一节,办法为天下之至严,而终无以清其源绝其流者,则非意之不美,而实法之未良。今中国大小衙门,上下官署,于贿赂一事,既已视为理之所当然,分之所应有,一人如此,人人亦如此,无复敢以受贿相讥,盖事当未败,固不嫌以受贿之名自污,直以受之为是也。其中岂无廉介之士,力矫颓风,而徒手无援,孤立无助,势必至反为同僚所鄙,怪其不近人情,国势岌岌之形,实基于此”(29)。他未尝讳言自己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中国政令非大变改,则不可以作陆军,而尤不可以作水军。前之《书后》(指《曾论书后》)一篇,谓铁甲战舰苟无其人,万不宜用其资敌也;犹赠车者兼为之御,送剑者授人以柄。当时夸张自是之人,或以吾言为过,观于威海之战,中国战舰尽降,乃知吾言非过矣。”(30)重要的是,“欲使其军为真军,兵为真兵,则须革除旧弊,改换新章矣。夫兵非以人多为贵也,以心同为贵;非以力多为贵也,以力齐为贵。杈条成束,其坚不可折也,分之,则其坚削矣……惟兵亦然。力同,心同,则以多胜少(应为‘以少胜多’);力异,心异,则少可胜多……《周书》曰:‘受(商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细味斯言,亦可恍然于其故矣”(31)。为此,他十分强调士兵的素质提升问题,认为只有“新政行,则不好人必不能当兵。何则?不识文字者不可以为兵,无人担保者不可以为兵,不遵约束者不可以为兵,不勤习练者不可以为兵,烟嫖赌饮者不可以为兵,乡党不齿者不可以为兵,是其为兵虽无战事亦已先声夺人矣”(32)。于是,一个更大和更根本的问题,也同时在这种剥茧抽丝的反省中逐渐显露出来:既然“军心”根于“民心”、“军政”系于“民政”、“失国”缘于“失民”、“兴国”始于“兴民”,那么,“民”便应该是决定是非善恶和社稷兴衰的价值标准和意义化身。可假设“什么样的制度塑造什么样的国民”这一命题是成立的,那么,“什么样的国民决定什么样的制度”这一反命题,似乎也应该成立。这却意味着,当我们出于同情下层的良心去责难官府的百般罪恶时,普通人步入仕途之前的德行操守状况,似乎也应该得到观察者的必要关注。“新政行,则不好人必不能当兵”等说法,其实已隐约触及了中国国民的“素颜”或“国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固不可全部承认外国人特别是敌国人的对华描述,但某些写实性的记录,又无法不让人去认真对待,并引以为戒。人们注意到,林乐知几乎在《治安新策》的开宗明义处,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华人”的八大“积习”,即骄傲、愚蠢、诓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以上八者,其祸延于国是,其病先中于人心,故有相引而递生者:心骄傲,斯入于愚蠢矣;心愚蠢,斯流于怯懦矣;心怯懦,斯工于欺诳矣。有由渐而递深者:心暴虐斯忘仁爱矣;心贪私,斯昧公廉矣;心因循,斯难振作矣;心游惰,斯亡忠敬矣。不知心术既坏,如本实之先拨。”唯此他认为:“朝鲜之役,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岂不大可痛哉!”(33)这里面固然有他“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隐形目的在,但“教化未周,风俗得而囿之,遂致品行学术,亦复有郁而不舒之势。是以华人如此其众也,华地如此其美也,华教如此之久也,而与他国相比较,举不免出入之下,可惜孰甚焉”等说法,显然又不尽是虚妄不实之词。至少,“华教如此之久”云者,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也是令后人汗颜的。(34)至于敌国即日本对中国人的描述,虽有蔑视夸大之处,但由于这关乎他们返给日方军部的情报是否准确的问题,所以,某些记录还不好被视为谎言。甲午战前,日方高级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曾将自己的中国见闻整理如下:“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其可得乎?故中国之腐败,即此必须之分子之腐败也。国家之大患,无有甚于元气之消亡者。若政略上之措置失其宜,无非招致国家一时之衰颓,尚能设法挽回。反之,至于元气之腐败,则不易返回中道也。中国本以德教为建国之基础,而德教之腐败亦无有甚于今日者。虽然尊崇孔孟之学,而今日只不过作为科举之材料而已……为官果何所为乎?盖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中国人脑中无天下国家,无公义之心。上自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孟子曰:‘上下交争利,则国危。’殆即今日之谓也。甚至人之性命,罪之轻重亦为金钱所左右。昔人曰:‘刑罚不当,民无所措手足。’彼愚蠢之黎民为地方污吏所鱼肉,亦无所诉其冤屈。清国之大害在于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解(能)上达,中间壅塞不通。并非朝廷有时不施仁政,盖为地方官吏所壅塞也……回顾康熙、乾隆二代所斟酌规定之制度文物,今则成为徒法具文,无足观者。顾今日之中国,有治法而无治人。治国之法虽备,但无治理之人。国势陵夷至此,决非偶然之数也。”(35)这段话中无疑有亡我而后快之心,可是,有关在“公私”面前的“人民”表现描述,却也不是空穴来风。最强调“民心”不可违的王韬,曾对此有过反省。而且,他之所言,与前述林乐知语几乎如出一辙:“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36)至于何启和胡礼垣的“公私观”,还进一步提出了“公私不分”可能会导致的更大危险——“公信力”阙失和国家危殆等问题。其反省方向无疑是全方位的:其于君——“果朝廷之心有公而无私,何不使亿兆之人共见?果朝廷之意有平而无偏,何不使亿兆之人共闻也”(37);其于民——“今中国之民心非向上也。中国之民力未尝生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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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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