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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余三定:发现东方与再中国化

更新时间:2015-03-13 22:41:24
作者: 王岳川 (进入专栏)   余三定 (进入专栏)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提出要坚持文化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在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主流思想之一部分。为了促进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特发表这篇访谈。

   ——编者

    

   一、西学只是我研究中国问题的背景

   余三定:我对您的学术研究一直比较关注,对您的研究成就曾做过梳理。我发现,您的研究并没有固定在某一特定的领域,而是在不断扩大和转换,您一向以西学研究著称,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您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却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到中学的学术转向, 您自己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

   王岳川:学界很多朋友对我的所谓"学术转向"很感兴趣,我的学术研究也确实经历过几个转折,但就我而言,这么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其实并没有发生所谓的转向或位移,而是一以贯之的,即使有所谓的转向,也只是针对各个时期问题的不同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学界同仁说我以西学著称,是因为我差不多研究了近20年西学,但我从最初写《艺术本体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到《中国镜像》、《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等,即所谓的从西学转入中国问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做西学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我的想法很简单:西学只不过是我真正学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故而我研究西学,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而非将其作为一辈子研究的终极归宿。从西学转入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我学术生涯自然生发出来的必然趋势,我的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当代中国文化阐释和理论创新",所以我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君子的意义在于他不命定般地将自己定型在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心怀天下,乃至于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因此,我没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在文艺理论领域,尽管它是我的专业。我认为,在专业之外还应该有大的人文关怀,在今天学科化体制化日益促狭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还是回到王国维的这句话:"学问无古今,无中西",全在于学者用公正的心去研究它们。故而,我认为,中西之间要区分,但不是要本质主义地分成两半,中中有西,西中有中,中国曾经影响过西方,中东曾经影响过古希腊,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再互相影响呢?我不相信一个目无"天下"的学者能够把学术变成"天下之公器",如果他不知道有天下,那么他所做的学问只是为稻梁谋的学问。如果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北大百年无数先贤风骨精神和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那么,"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则应是新世纪学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坚信: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不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只能是"互体互用",使民族主义和冷战立场让位于人类的互相理解和文化互动,使东西方消除文化误读,使人类的未来成为东方和西方共同关心和构筑的远景,那就是我的终极向往--"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余三定:我注意到,您已经超越单纯的文艺学领域而进入到多个重要人文领域,比如您对国学与书法的研究,音乐与美学的研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以为,如果简单地称您为文艺理论家的话并不全面,准确地说应该称您为"人文学者"。而且我以为,称您为"人文学者",不仅是说您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宽广,更重要的是说您具有人文情怀。您能对您的治学历程进行简略介绍吗?

   王岳川:好的,正好借此机会总结一下30多年来我个人思想史的推进脉络。

   什么是人文?人文本质上是领悟自身、穿透自身,不为世俗生活表面现象所左右的一种精神感召和感悟。记得乾隆下江南,站在金山寺让方丈数长江中有多少艘船。方丈惠林和尚说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倪云林在52岁时把家产散尽后浪迹天涯,其后他的画作荡尽俗气,具有穿透力;左宗棠经历了一次穿透和自我超越--他天天监督造房,招致建筑工人厌烦,工人说,我修的房子从来没垮过,但我修的房子经常易主。左宗棠突然醒悟,锱铢必较的名与利终归是别人的。我认为,人文之识就是人文精神所体现的四个维度:难度、精度、高度、深度。没有这些"度",就不会获得认识、眼光、胆识、超越,也不会获得自省。"通"就是通中西、通古今、通史实、通门类。这才是比较完整地把握了人文通识。

   我从不认为满地走的都是圣贤,不认为满地都是哲学家美学家,更不认为满地都是文论家。真正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文论家美学家,机会很小。只有与时代的命运相激相荡,才有可能玉成大师。正如王国维的思想历程一样:有人说王国维的学问从来不和当代发生关系,而是闭门做自己的大学问。我说非也。看看王国维早年的日记,天天在学德语、日语,痛苦不堪,那是为了翻译叔本华、尼采,去启迪民智;当他发现一战就把西欧打成废墟以后,就相信梁启超旅欧游记所载,于是写《人间词话》,讲童心慧眼和赤子之心;当他发现甲骨文被老外拿出国,已经研究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他马上开始精研甲骨文;当他发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他马上用他的全部力量研究敦煌学;最后他发现蒙古即将被"独立"出去,他就投入了蒙古史的研究。可以说,王国维因此成为心怀家国"君子不器"的大师!

   人文学问有四条腿:"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我觉得这四条对做学问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把它作为我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表达了我在世纪之交三十年做学问的体会。

   实际上,我并非一开始就从事西学研究的,大学前我一直读经史子集,大学时做唐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并对中国文化上古和中古思想文化问题花了不少功夫,可以说长期潜沉国学之中。这里谈谈我选择学术的过程:我作为77年大学生进大学后,发现同学们让老师们紧张不安,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读书风尚。新大学生的无与伦比的求知欲,使得这群大学生看书像狼盯上食物一样。知识匮乏时代之后,每一个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这样渴求而挑剔的眼光都会心里发虚不寒而栗。学生对老师造成巨大的压力,让老师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想到学生会"如狼似虎"。作为这一届的大学生,由于亲身经历了知识匮乏的"文革"时期,因此,我们这一代学者有着比较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认识到大学四年应该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能量储备期。大学期间,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狂读诸子、经史,尤好老庄,还研究过文字学、金石学和书法学。苦读苦背成为我大学生活的唯一"活法"。这段时期,几乎只看"国学"书而陶醉于这种鉴往知来之学,真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精神是照亮生命盲点和世界暗夜的光。大学时候,我就是从传统文化研究、从研究杜甫开始的,为了写作《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的毕业论文,我经常枯坐在图书馆善本书室,苦读苦写,最后以9万字的《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的论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用新方法研究中国唐代诗歌的先行者,当时有人不认同,但今天已经成为共识。这应该是我文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思想的积累。

   考研究生进入北大后,我深切地感到北大学子接受现代西学思想非常前沿,我那刚刚有点眉目的"国学"话语在研究生们高谈阔论胡塞尔、弗洛依德、海德格尔、萨特、马斯洛、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颇为时髦的话题面前时,"失语"了。当时,我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做古代文论或古典美学,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是更新知识结构,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进入学术前沿语境。我当时想,与其向后退,不如往前走,应好好补习现代西方知识型话语,思之再三,我选择了后者。我采取的方法是从现象学入手,尽可能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源性问题,发现新时代学术问题,以进入前沿话语语境。

   做西学,首先必须解决外语工具问题,必须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在我看来,读原著是做西学的基础,于是,在翻译了十几篇西方学术论文之后,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全心着手翻译Robert R. Magliola ,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并用了近一年时间细校两遍,对原著逐字逐句的斟酌使我得以透过语言直接切入思想层面,明白了语言不是思想的"皮"而是"思想"的对等物,这使我对英文学术著作的读解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得以通过现象学进入存在主义诗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为线索的学术清理和自我知识系统的提升的过程,学术视野,思维框架有了新的拓展。研究生期间,我认识到理论自觉是重要的,于是试图通过"文艺本体论"去重审文艺学话语。1986年至1988年初夏,我完成了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的当代意义》的论文写作,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其后,论文易名为《艺术本体论》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留北大任教是我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讲授《文艺美学》、《20世纪西方文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等课程中,我开始重审20世纪西方文论问题。其时,后现代成堆的问题已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仍采取先精读并译释原著再从事写作的办法,开始了"后现代问题"研究。两年后,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和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脱稿交付北大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写了《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主编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著作。进入1993年,在世俗化大潮冲击下,我开始写一些"文化研究"的反思文章,同时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20世纪文化艺术"问题"和"问题意识"。可以说,我的学术自信和自醒是由西学体悟和中国立场保证的。

   在我看来,人好像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母语,却似乎可以在"一切选择都是被选择"的前提下,选择用血性母语去言说自己的生命、时代和思想。人生经历往往与学术历程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因为,真正的学术以践证为本,本性皈诚,渐修顿悟为重,不以微名小利一孔之见为意。使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是需要追求才可能(而非必然)获得的。

    

   二、做学问的十六字"心经"

   余三定:您把做学问的方法归结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能解释一下您的这"十六字心经"吗?

   王岳川:可以说,这十六字"心经"是我在长期以来做学问的一点体会,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我做学问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初的学术大师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而且他们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底子都非常厚。"世纪初一代"的知识分子--清末民初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致可归为这一代,这一代国学底子厚,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机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借鉴西学以立论,坚持"中体西用",并能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就。相反,进入50年代以后,大概是向前苏联学习,学科分类非常精细。比如说在文学领域,研究古典文学和研究现代文学完全不搭界,尽管都叫文学史。这种过细的分科,造成每一个行当只出专家,而很难出通才和大师。我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反省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要尽可能打通古今中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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