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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

——---郑位三口述鄂豫皖苏区革命史

更新时间:2015-03-12 20:09:49
作者: 黄文治  

笔者近年一直在从事鄂豫皖苏区史史料寻访、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操作过程中,发现研究鄂豫皖苏区史,困难颇多,原因主要有两:一、战争年代,鄂豫皖苏区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非常少;二、鄂豫皖苏区肃反肃杀了太多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建国后能找到做口述记录的人已很少。

尽管如此,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还是有一些从该苏区走出去的革命幸存者,即革命元老,如郑位三、徐向前、戴季英,郭述申、王树声、徐海东、周纯全、倪志亮、徐立清等人留有口述记录存档于相关省、市、县档案馆及党史办。这些口述记录,有些已经开放,有些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其中,分量最重者当数郑位三近八万字的口述记录。郑位三的口述记录,之所以重要,主要有是其作为革命亲历者,原汁原味地从实践层面讲述并反思苏区革命,无论从思想深度及研究价值来看,都是难以忽视的。

195811月到19605月,作为鄂豫皖、鄂豫陕两个苏区革命的主要元老之一的郑位三,曾先后十几次接受地方党史调查人员的采访,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一些重要问题都留有亲历谈话及独到思考,这些谈话与独到思考,今天读来,仍然值得重视。

1.革命火种

鄂豫皖苏区革命,最初是由该地回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该地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激进新思想并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国共合作及国共分列前,也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革命火种问题。他说:全世界共产党都在大城市先产生,然后传播到农村去,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城市产生传播到农村,有两样:一由工人传播到农村,资本主义国家多半如此,因为农村有工会组织;经济落后的国家多半由知识分子传到农村,不是工人传播到农村,中国、印度,过去的俄国都是这样。你们写苏区党史第一条就要写知识分子下乡,不然就没有革命种子,革命的种子是从城市来。后来到抗日不同了,那时是八路军、新四军散播的种子,是军队不是知识分子了。各地党的创立的总原因不外是这样。这样一说,你们就好写东西,知道那些材料有价值”(《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那么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对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重要性如何?郑位三口述记录有两次谈到革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桥梁作用。

第一个地方,他说:拿湖北黄、麻来说,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那里能搞起红军来,而别的地方搞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大家交谈过,但是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很多老同志说我们那里农民苦,受地主压迫厉害。这个不是原因,如是这个原因,六安那个地方很富,为什么能搞起革命来,黄、麻地区群众生活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所以这个原因不对,与事实不符。那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势力分三层:上层、中层和下层,分成县以上的封建势力和县以下的封建势力,从秦始皇的时候分起,县里面不能自己立账用款要上面批准,县里面自己不能搞财政。所以,县以上是上面的封建势力,县以下是地主阶级当家,决定ⅩⅩ当县长是当地地主的意志,上面政府决定不了。所以,北伐军一到武汉成立革命省政府,把上层政权打掉了,下层没有动,有些县发动农民又差,而红军又都是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还要有别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农民起了两个重要作用:一个作用是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而知识分子又能站在农民方面革命,这就分化了地主的势力。地主阶级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只有他的子弟参加革命,有三、四十个地主的子弟参加革命,就容易打垮地主,农民也是容易动起来,有了武器,农民的胆子就大了,这是发动农民的重要条件,再就是知识分子起革命桥梁作用”(《位老谈话记录(第二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4)。

第二个地方就谈的就更为详细。他说:“大革命时,北伐军到武汉,中共中央到武汉,中央临时政府也在武汉,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湖北五、六十个县的县长都是革命政府委派的。上层势力我们接管了,上层封建势力搞倒了。六十多个县是一样的,但后来创造红军、苏区只有十多个县,其余四十多个县就没有创立,显然这个变化是在下层的不同,不在上层。下层能创造红军,有不能创造红军的。能创造红军与不能创造红军的主要一条,区别在于每个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占全部知识分子的多数”,“有了这个条件,红军才能创造得成,没有这个条件,红军就创造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知识分子很大数量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富农家庭分化了。这一分化对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这一分化农民就勇敢些。假若一个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两种家庭,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和没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农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参加革命,胆子就大些、勇敢些。这是当时革命迅速搞起来,成与不成的主要关键。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农民就愈胆大,这样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2.阶级仇恨

鄂豫皖苏区革命的火种是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当他们因各种因素回乡动员农民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并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建构并整合阶级仇恨观念来形塑乡村阶级斗争。

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阶级仇恨问题。他说:“中国的农民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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