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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晚唐五代诗歌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12 15:24:50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晚唐五代诗歌在唐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不但出现了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韦庄等独具个性的大诗人,而且在诗歌题材、表现形式、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但是由于晚唐五代并未产生王维、李白、杜甫那样的大家,也没有涌现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那样较具号召力的文坛领袖,更未掀起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所以并未受到历代诗评家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二十世纪以前人们对像李商隐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也较薄弱。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虽然在逐步改变以创作成就定高低、定选题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加强了对晚唐五代文学的研究,但是总的看来,取得的成果还很有限。

第一节 晚唐诗歌综合研究

   本世纪以来,人们对晚唐文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晚唐诗歌创作风尚、历史地位、发展规律、表现题材等问题的综合分析和研究上。

   一、关于晚唐诗歌成就的评价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都在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中对晚唐文学的创作情况进行概述、评价。

   三十年代此时出版的诗歌论著和文学史多对晚唐文学持否定的态度,如苏雪林在其《唐诗杂论》中就认为,“唐末诗坛之混乱也和政局差不多”,“开宗立派的大师已经绝迹,能表现特别色彩的诗家也不可多得,诗风止于’幽僻‘’尖新‘’纤巧‘’靡弱‘’俚俗‘。视盛唐中李、杜、韩、白之元气磅礴光焰烛天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唐诗到这时候已经成为洪波之末流,大声之余响了。”该书还将这四五十年中诗人的创作分成五派:第一派,以通俗为主,作风出于白居易,“竟浅得像白话一样”,杜荀鹤、罗隐、罗虬、罗邺、李山甫为代表;第二派以幽峭僻苦为主,是学贾岛的,以李洞、周贺、喻凫、曹松、崔涂、马戴、唐求、张祜、方干等人为代表;第三派以清真雅正为主,善作五律,谓之格律诗,学张籍、姚合。

   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对晚唐诗歌持更为明确的否定态度,他在中册第六章第四节“晚唐诗的终了”中指出诗歌到晚唐之所以“终了”的原因有二:第一,“便是只知模仿,没有创造”,“所以诗的范围只是缩小,不会扩大;只向死的方面行,不能向生的方面去开拓。”第二,“唐末诗人,互竞以诗干禄”,所以,“大家都好寻章摘句地’学‘;大家都妄以诗歌为游说当世卿相的工具,致身青云的宝物。由是而遂粗制滥造,争奇斗巧。致使诗歌失掉其应用之能,徒存一套空空的格架;如此,所以诗亡!”

   五六十年代 此时新出版的文学史对晚唐文学的评价则是否定中有肯定,而他们肯定的又多是唐末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气。

   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之中,已经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气氛,他们那些沉迷声色的诗,更显示了精神的没落和空虚。这种倾向到唐末表现更为严重。与这种内容相适应,晚唐诗的风格形式也日益向着华艳纤巧的形式主义发展。这是晚唐诗中占比较主要地位的潮流。但是,在黄巢起义前后,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作家却继承了中唐白居易新乐府及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以锋芒锐利的诗歌和小品文反映了唐末的阶级矛盾。”

   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杜牧、李商隐和唐末诗人的评价也是有褒有贬,他们将晚唐诗人按照对现实的态度分成两类,一类是仇视农民起义或逃避现实的诗人,以韦庄、司空图和韩偓为代表,“他们虽都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但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消极的或反动的”;一类出身比较贫寒,在科举上遭遇到不同的挫折,在政治上也就不可能很顺利和很有地位,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接近中、下层人民,接触到较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在诗歌创作中就很自然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阶级矛盾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如皮日休、聂夷中、于濆、曹邺、杜荀鹤和罗隐等。

   八十年代这种有贬有褒的评价格局在文学史中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前期,但他们的论述更辩证、更深细。

   如马茂元、陈伯海在其《隋唐五代诗歌概述》中概括了唐懿宗后直至唐亡的诗歌状况,认为由于社会动乱,“诗歌创作领域也普遍出现衰退的趋势”,指出“这时期的作者大多数是前代诗风的追随者”,如唐彦谦、吴融、韩偓学温、李的华美,李频、方干、周朴、李洞学贾岛、姚合的清苦等等,然而,“总的说来,未能超越前人,在艺术上没有重大突破”。

   而于同时同地发表的吴调公的《“秋花”的“晚香”――论晚唐的诗歌美》一文则“要为晚唐这一丛’秋花‘翻案”,“为她的晚香之美而致一瓣心香”。作者认为晚唐诗歌之美,在于具有“幽艳晚香之韵”:(1)这种审美范畴多少带有一种“悲剧性”,是“绿暗红稀”之美;(2)这种艺术美的创造必然是文采斐然,而诗人则更多地沉吟于兴象意境的寄托,它具有忽视功利美的倾向;(3)晚唐诗人的审美趣味有异于盛唐诗人之“外向”,而侧重于“内向”。他们欣赏、刻划繁华都市和镜槛香闺中的珠光宝气,把它们雕镂进艺术的“七宝楼台”,用苦闷象征代替艺术功利。作者还认为,晚唐诗歌“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美的一次新跃进、新突破”。它表现在“把诗歌艺术推崇到其高无比的地位”,“更结合诗人们创作实践的苦吟,对诗歌艺术规律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关风格、取境和炼格的主张;写出了许多’诗歌作法‘的专书、专文”,从而“展示了’韵外之致‘的境界,开拓了想象的空间,引导出灵感的迸发。”作者还认为晚唐俗文学、爱情主题的传奇、审美精微而风格婉约的近体诗乃是“晚唐’秋花‘’幽艳‘的各种因素的综合”;“晚唐绝体诗格的淡逸轻盈,不但把近体诗推向高峰,融合了俗文学的精华,也对尔后的词的萌芽做出了贡献。”

   再如陈伯海在其《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同上)中也着重剖析晚唐诗的总风貌、艺术风格特色、流派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与盛、中唐相比较,晚唐诗“呈现出衰退的趋势”,除了个别名家外,“缺少卓然屹立、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多数作者往往成为前一时期某家诗风的追随者”。他将晚唐诗坛概括成六个重要的流派,即:白居易的追随者的通俗化派,元结和《箧中集》诸诗人的追随者的作风简古派,张籍(指律诗)的追随者的诗风理致清新、表达真切、属对工整的律诗派,贾岛的追随者的苦吟诗派,受李贺影响的“瑰奇美丽”派,继承韩愈诗风的“博解宏拔”派。除个别流派外,晚唐各派的共同倾向是“都致力于艺术形式的精工雕琢,把追求’形式美‘作为诗歌创作之能事”。文章在论述晚唐诗的特点和不足及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时说:“晚唐诗,尤其是以’温、李‘为代表的重视表现人的细微的感受和曲折的心理,作风精工典丽、富于联想和暗示情味的诗篇,绝非沿着中唐’以文为诗‘的路子继续前进,而是背道而驰,折回了’以诗为诗‘的藩篱。晚唐诗是中唐诗的否定,是盛唐诗的否定之否定。”晚唐作者“集中于感觉和情绪心理的探索,实质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病态心理的反映”,这样,其诗“题材窄狭、意境颓唐、表现形式宛转含蓄”。因此晚唐诗虽“在坚持诗歌的抒情特质和发展婉曲见意的抒情技巧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纠正了中唐诗的某些偏颇”,但是“这恰恰是以削弱诗篇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和丧失那种健康、质朴的抒情气息作为代价,从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片面性之中。就这个意义上看,晚唐诗终究只能算作盛唐诗坛抒情绝唱的回光返照,而并不标志着’以诗为诗‘传统的全面复苏”。但是我们“不能把晚唐诗光看作历史发展行程中的曲折与中断,还要看到它同时又是沟通中唐与北宋之间的桥梁”。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新编的文学史也能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对晚唐文学作出较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如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在承认晚唐文学的局限和不足后指出:“如果我们不是就晚唐文学论晚唐文学,而是从文学史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个角度来观察,”,“不难发现它的独特的历史价值”。该书首先充分肯定了晚唐诗歌作为诗艺全面成熟的标识意义,认为“晚唐诗歌的状况表明齐言诗体的生命已达到其顶峰”,这“恐怕比其自身的绝对价值要高得多”; “晚唐又是一种来自民间而为众多文人作家所接受的新诗体――词――方兴未艾的时期”。而且,此时在诗歌领域之外也发生着许多重要变化,“是各类通俗文学继前一阶段的兴盛又有新的进展”,“另一个是晚唐小说创作的新变”。最后,还有诗歌理论和批评,也是本时期文学中很值得一提的。

   二、对晚唐五代诗歌的综合研究

   从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对晚唐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只有罗根泽的《晚唐五代的文学论》一篇。该文认为唐代社会的逐渐崩溃有三个阶段,其中第三次是黄巢之乱。这次崩溃“使诗及文章都放弃社会的使命,而转于俪偶格律,绮缛淫靡”,“文章家与诗人大半都放弃救世与刺世,而返回来救自己,由是由救世刺世的文学,变成自媚媚世的文学。同时又以一方面社会丧乱,一部分的文人流落于江湖,或慷慨愤世,或遁世嫉俗。一方面都市发达,一部分的文人苟安于都市,或献诗宫廷,或声艺自娱。前者反映为变相的古文及其文论,后者反映为艳丽文学的提倡与’诗格‘的讲明。”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晚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就多起来了,且不再局限于作或褒或贬的评价,而是对晚唐时期文学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探讨。

   诗歌整体风貌和发展规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对晚唐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规律作了宏观的描述。如陈铭在其《晚唐诗风略论》一文中认为,晚唐诗人接过中唐诗人对残缺美的品味,通过历史陈迹的证实和现实社会的感兴,把这种残缺美的欣赏发展成了带有浓郁伤感情绪的审美情趣。作者认为,晚唐诗人的性格特点对这种诗风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晚唐诗人大抵是在矛盾的夹缝中生活,却又牢骚满腹,时刻渴望心灵的解脱和意志的自由”,他们“对旧的社会秩序失去信心,却不能看到新的社会秩序的曙光。所以他们愤世嫉俗,恃才傲物,纵情声色,耽于幻想。在生活和创作中,常常敢于冲破某些封建主义的苑囿,作出发聩振聋的呐喊”。由于思想不受拘束,创作就不限成法,故晚唐诗歌创作强调的是广泛的师承,从思想到形式,不囿于一个格局。“不拘绳检的形象,绮丽流畅的语言,凄怆反复的情绪,使晚唐诗歌的形象具有个性特色,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作品里,更多地偏于内心世界的倾诉,偏于个人主观感受的描绘,以其画面的精微性和哲理性开拓读者的想象空间。”

在陈铭之后,对晚唐诗歌风貌和发展规律进行综合探讨的是田耕宇,他先后发表了《晚唐意境论》、《论晚唐感伤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深沉的反思意识――晚唐诗歌特色之一略论》、《苦闷、沉思、求索――中国封建文艺在晚唐五代的新走向》等系列论文。在《晚唐诗意境论》一文中,作者匡正了前人从政教风化、伦理道德出发,视晚唐诗为“郑卫之声”、“亡国之音”以及近几十年以政治功利为标准,视绝大多数晚唐诗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成说。文章论述了晚唐诗的四种主要意境:一、“全盛风流”与“盛唐余韵”的意境;二、悲凉萧瑟的意境,它是晚唐诗歌意境的典型类型,诗人多选用诸如秋色、夕阳等多种凄清、荒疏的自然景象,并与残破衰败的人事融合在一起,在感情的抒发中流露出心底“式微”的“感伤”。这既丰富了唐诗意境,又有时代特征;三、恻艳蕴藉的意境,这种意境是在形式的艳丽之中包蕴着深厚的悲恻、伤感的情愫,它的表情方式是用低徊婉转的方式产生出缠绵悱恻、余音绕梁的情感体验,其诗歌内容多与青春短促、爱情波折、良辰难久、理想事业难以实现有关;四、清新尖巧的意境,它是景物描写的清爽新鲜与情感表现的清淡闲适以及景物描写的细致入微与心理活动的精微刻画构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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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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