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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中唐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12 15:14:59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中唐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成为唐代文学史上继盛唐之后的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故千百年来一直为诗评家所重视。本世纪学界对中唐诗歌的研究,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 中唐诗歌整体研究

   一、中唐诗歌的总体评价和综合研究

   本世纪人们对中唐诗歌的总体认识有一个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明显的分歧。

   本世纪上半叶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中唐诗歌的认识和分析大多较为肤浅,但在吉光片羽之中也不乏珠玑之论。

   如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认为中唐是“唐诗的极盛时代”,而且“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的不同” ,“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他还认为,“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胡适此论后来得到了苏雪林、郑宾于等人的认同,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概述中唐诗歌时对胡适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这时候一般的人太平迷梦早已打破。而诗人饱经乱离之苦,对时代更有深刻的认识,文学的态度也就一变而为严肃、认真、深沉。而写实文学便于这时代勃然以兴。”

   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也认为,“大历元和之际的风尚,和以前已显然有了几个不相同的区别:有卫道的古文诗人;有讲究声病严分近古的诗人;有致力台阁,专工赠送的诗人;有用方言俚语,通俗辞句来写诗的诗人。”而且,该书对前人认为中唐诗人大多“复古”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乃是矫古”;对于王世贞所持“贞元而后,方足覆瓶”的见解更是不敢苟同,认为“站在诗的立场上”说,“我们之所谓盛唐,并不仅指开元天宝,实在也指大历元和。假如没有元白的尽量创作,......则唐代的’诗戏‘便没有终台,登峰而未造极。所以元和的诗业也是特别富于创造力量的。”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册)统观中晚唐诗时也认为“在诗史上,这是一个光荣的时代”,并谓此时的诗歌“都以民间疾苦为题材”,诗人“作诗的态度也更严肃,更认真”,“这些,都表示新的风气。”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中唐诗坛时则更注重从诗歌体制演变和发展的角度来阐述问题,他认为,“五七言诗的格律,到了大历间,是已经发展到无可再发展的了,其体式也已进步到无可再进步的了,诗人们只有在不同作风底下,求他们自己的深造与变幻。但大历的诸诗人,除了顾况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没有表现出什么重要的独特的风格出来;他们仿佛都只在旧的诗城里兜着圈子走。最大的原因是,没有伟大第二诗人出来,其才情够得上独辟一个天地的。但过了不久,伟大的诗人终于诞生了。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韩愈与白居易。他们各自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诗的园地,各自率领了一批新的诗人们向前走去。他们完全变更齐、梁、沈、宋,乃至王、孟、李、杜以来的风格。他们尝试了几个古人们所从不曾尝试过的诗境,他们辟出了几个古人所从不曾窥见的园地。但他们却是两条路上走着的;他们是两个极端。韩愈把沈、宋、王、孟以来的滥调,用艰险的作风一手拗弯过来。白居易则用他的平易近人,明白流畅的诗体,去纠正他们的庸熟。韩愈是向深处险处走去的。白居易是向平处浅处走去的。这使五七言诗的园苑里更增多了两条奇葩;这使一般的诗的城国里,更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崭新的作风。”

   五六十年代此时出版的文学史,除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编著的两本文学史对中唐诗歌多有贬抑之词外,其余的文学史对中唐诗歌的评价基本上也是以肯定为主,但他们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代替以前的“写实”文学和“浪漫”文学的理论,而且论述也更加深入了。

   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中就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诗人们“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也认为“安史之乱以后的严峻、冷酷的现实不能不使诗人们对客观世界作清醒的观察和思考,所以唐代中叶的诗歌主流就很自然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且“这也是一个名家辈出、流派众多的时代”,“韩(愈)孟(郊)诗派、刘禹锡、李贺、李商隐和杜牧,他们各以独具风格的作品丰富了诗歌的园地。”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则认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是浪漫主义精神衰退了,现实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成熟”,“在他们的作品、书信和序言中,都可以体会到当代诗人们面对现实、深入生活、同情人民的自觉的感情,以及他们对于诗歌改革的进步要求”。

   以上三部文学史对本世纪下半叶学术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们对中唐诗歌的总体评价至今也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看法,就是九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在对中唐诗歌进行概述时,观点也还与之相近,只是不再使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理论名词罢了。

   八十年代以后到这一时期,学术界不再局限于对中唐诗风进行评价和描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中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使得中唐诗歌的整体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进展。相关的成果主要有:赵昌平《从王维到皎然》、马承五《中唐苦吟诗人综论》、周发祥《巴罗克与中晚唐诗歌》、卢燕平《从言志求善到言情求美――中唐诗的心理表现》、孟二冬《试论齐梁诗风在中唐时期的复兴》、孟二冬《论中唐诗人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变化》、孙昌武《中晚唐的禅文学》等。

   赵昌平文通过盛、中唐诗歌比较研究,揭示出了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关系。作者从王维的《清溪》诗与皎然的《渡前溪》诗的比较中看出了开、天间王、孟诗派及其流裔大历十才子与大历、贞元间江浙一带以皎然、顾况为代表的江南诗人集团的创作风格的联系与区别,看出了皎然一派诗人由王孟之流的清丽、清空变为清逸、清狂的轨迹。又从这两派诗人创作观念的比较中看出了皎然等人不拘形相的新诗风,正与其“乐禅心似荡”、“大笑放清狂”的新禅风密切相关。文章还从王维到皎然时禅宗风气的变化中探求到了皎然一派新诗风的形成与洪州禅的放荡作风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了贞元诗风“荡”的真正原因。

   马承五文则对中唐苦吟诗人进行全面论述,文章首先对组成这一诗派的成员进行了资格审查,确认孟郊、贾岛、卢仝、马异、姚合、刘叉等六人为中唐苦吟诗人,韩愈与李贺不在其列。接着文章又从创作心理、艺术倾向和词语句式等方面论证了这一诗派的艺术特征。作者认为,这批诗人由于遭遇坎坷,面对着颠倒了的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喜欢“追求逆反心理的描述”。作者力求深入到这批诗人的内心世界,把握住他们与众不同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取向,从而揭示出他们在诗歌题材、表现手法、语词句式等方面的独特之处。文中对“以丑为美”问题的论述,用力颇多,但对现实生活中的“丑”如何化为中唐苦吟诗人笔下的“美”的问题,则论述得不够。

   周发祥文择要介绍了澳大利亚学者傅乐山、香港学者黄德伟等人用西方文学理论术语巴罗克研究韩愈、孟郊、李商隐等人诗歌的观点。他们认为,韩、孟等人的诗歌具有巴罗克风格,即具有分裂的个性感,强化了人类形象,偏爱反衬与悖论的习惯等特点。他们还认为,用巴罗克风格特点来界定传统上称之为中晚唐的时期,将是一种动力,促使人们重新为中国文学分期,把各时期的风格作为编写文学史的基本原则,并将扫除隔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流的障碍。

   孟二冬前文认为,与大历诗人同时,以刘长卿、李嘉祐为代表的一群“大历江南诗人”,在艺术上就更多地表现出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从理论上更为明确地倡导齐梁诗风的,则是皎然;自皎然以后,公开仿效齐梁诗风者更是屡见不鲜:文章从而肯定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存在。另外文章还探讨了齐梁诗风的复兴在当时文学史上的意义。孟二冬后文则将中唐诗歌与盛唐诗歌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唐诗人在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创造方面,都与盛唐诗人大不相同。他们的审美心态,反映了中唐时代特定的社会心理因素;他们在意境的创造上,不同于盛唐诗人那种自然浑成的情韵,而刻意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

   孙昌武文主要探讨了中晚唐禅宗主流洪州禅的文学创作及艺术成就,文章认为,当时的禅宗由强调不立文字转而要求发明心地,着重言句,创造出大量偈颂与语录。禅门偈颂从明禅歌赞、乐道歌到传法偈、开悟偈、投机偈、遗偈以及颂古等多种形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语录则在古代传统语录体的基础上,在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均有大的发展。禅门偈颂和语录是代替佛教三藏的新经典,也是文学创作,是独具特色的禅文学。总之,中晚唐时期,禅文学产生了一定的成就,并对整个文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卢燕平文将中唐诗的心理表现与中唐诗人的审美观点联系起来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九十年代以后,还出版了两部对中唐诗歌作系统、深入探讨的论著,即吴相洲的《中唐诗文新变》和孟二冬的《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

   其中吴相洲著选择了自己体会较深的几个切入点,从士人的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构思方式等方面,分析了盛唐至中唐诗风演变的原因,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如作者将盛唐文人希望“为君辅弼”的大志及其种种表现归结为以帝王师自居的行为风范,然后又分析这种行为在安史之乱后消失的原因,抓住了盛中唐士风转变的关键。作者还注意到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士人在人生态度上一求凡俗,一求入圣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并着重论述了从萧颖士、元结到韩愈一派士人以圣人自许,树立名节,在矫世抗俗方面的共同特点,及其对诗风的影响,也是颇见悟性的创获。另外,作者论“兴会”从盛唐到中唐的变化,韩孟诗派强调“意”和“思”的作用;对中唐前期不同的风雅观的细致梳理,切实中肯地分析元白的“格力”、“骨格”说,以及元白、韩孟对哀怨文学的肯定,皆切实中肯,较有新意。

孟二冬著则在中唐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对中唐诗歌的总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中唐诗歌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如作者对盛唐与中唐诗人的审美趣味、诗歌的情感基调、气象境界、艺术风貌作了广泛的比较,并由此说明中唐诗歌新变的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中唐诗歌以徘徊苦闷、哀怨惆怅、凄凉感伤为基调;气象内敛,境界狭窄。中唐诗人或雕琢炼饰,追求丽藻与远韵的统一;或崇俗尚质,追求浅切尽露的平易之风;或崇奇尚怪,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这都与盛唐诗歌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还注意到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兴问题。认为皎然在理论上的明确倡导,强化了向齐梁回归的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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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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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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