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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中唐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12 15:14:59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而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人的精神面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田园生活经验心灵化,上升为士大夫的特有的审美情趣。

   对中唐诗歌表现题材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还有张明非的《论中唐艳情诗的复兴》、尚永亮的《元和贬谪文学艺术特征初探》等。张文认为,艳情诗的勃兴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唐社会衰微、风俗颓靡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以元白为代表的中唐诗人对文学功能、文学特质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明显的进步。论文还从下列三个方面论述了元白对文学特质的正确认识:这首先表现在对文学具有情感性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上;此外,他们在题材的处理上也往往注意突出情的感发作用;还表现在对诗歌审美价值的重视和追求上。尚文则认为,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个体生命置于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其沉沦色彩;一再借用伤禽、笼鹰意象,以表现个体生命受创和被拘囚的程度;频繁采用登高望远的形式,以抒发怀乡思归那失望与追求紧密相揉合的苍凉情感,乃是元和贬谪文学基于深沉浓郁之悲伤意绪的主要艺术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它基本的群体风格。

   四、中唐时期诗派研究

   中唐时期诗歌创作流派纷呈,故本世纪学界对中唐诗歌流派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陈贻焮对中唐诗歌诗派的综合研究对中唐诗歌流派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开始于陈贻焮的《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文。

   该文主要研究元和、长庆时期诗歌为何”大变“、如何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文章首先从元白一派入手,认为”就当时和后世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论,元、白一派诗中真正显示中唐诗歌’大变‘实绩的,决非所谓’元和体‘的’千言律诗‘、’和韵长篇‘,而是发端于张籍、王建、李绅,大备于元、白的新乐府之类讽喻诗。“对于元、白新乐府运动在中唐兴盛的原因,文章从社会、政治、文学诸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尤其探讨了当时的政局和思潮与新乐府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

   接着,文章分析了元白有关诗歌理论的看法,在肯定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元、白关于讽喻诗(尤其是其中的新乐府)的创作和理论,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那种写作’谏官的诗‘的想法和作法,动机虽好,却算不上是成功的尝试“,再如”白居易关于评价诗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比较窄狭的“,”对最能反映时代精神、同样富于重大社会意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缺乏应有的理解“。

   文章还指出,元白诗派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大变“的不仅在于新乐府运动和有关作家作品,还在于白居易在开、天诗歌全盛之后,为了打破当时诗坛停滞、窒息的状态,开创一种新诗风、新诗体,提倡”通侻(即“通脱”,简易的意思)之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白居易才在唐代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文章还认为元白诗歌”无论在内容上(采世俗艳谈的爱情题材入诗),还是在表现上(情节的铺陈和细节的描绘),都明显地受到变文、’市人小说‘和传奇的影响“,所以元白的诗歌”也深为世俗人等所爱重“。

   对于韩孟诗派,文章首先同意罗根泽的看法,认为韩愈”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古文运动“只是文体改革运动,而且”韩愈毕生所致力的,主要还在于文“,”他认为掌制诰写大文章才是正事,作诗不过是’余事‘“。

   在评价韩愈诗歌时,文章也指出了韩诗艺术上不少的缺点,尤其对韩愈有些”以文为诗“的诗作进行了批评:“韩愈有感于时局的艰危,有慨于官场的黑暗,欲’回狂澜于既倒‘,鸣人世的不平,加之学识渊博,自视甚高,主观意识旺盛,才气纵横,生性好奇,勇于开创,因而以其古文浑灏,溢而为诗,波澜壮阔,滚滚不穷,变怪百出,可惊可叹。但由于缺少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又多封建性的糟粕,不少作品的思想性是不高的。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蓄意追求奇险,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往往不免有蹶张之病。”当然文章也肯定了其贡献:“这主要在于他讲究构思,扩展了诗歌的表现艺术,避免了诗歌往平易、油滑一途发展的不良趋势。”

   对于孟郊的诗歌,文章认为,“孟诗的奇,主要体现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而且孟诗有些诗在意境、色彩、情调等方面多少接近李贺歌诗瑰奇、神秘的风格。

   文章还强调了李贺在韩孟诗派中的重要地位,说“人知李贺得韩愈而闻名,罕知韩愈所开诗派得李贺而大盛”,又谓“韩孟诗派诸人,无一不奇,而风格迥异;李贺之奇,不仅在于想得怪,而在于浮想联翩,构思精巧,意境绮丽。这正是他发展这一诗派的特长,在诗歌表现艺术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这篇长文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湛的见解,使得中唐诗歌的整体研究在当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对后来的中唐诗歌流派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他学者对韩孟诗派的研究此后,中唐诗歌流派研究又向纵深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是关于韩孟诗派的成果。如刘曾遂《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陈新璋《论韩孟诗派的产生及其诗歌艺术风格》、孟二冬《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萧占鹏《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萧占鹏《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萧占鹏《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萧占鹏《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许总《论韩孟诗派的思想倾向和文体观念》、吴河清、曾广开《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等。

   其中,刘曾遂文把韩孟诗派的活动时间框定在贞元、元和至长庆的三十多年中,指出这一诗派比元白诗派早十年以上,因此对促成中唐创作繁荣较元白诗派著先鞭于前。文章标举了韩孟诗派复古的五个方面的表现和艺术上尚奇的七大特征。其中关于韩孟诗派在意境、格调上取法于古,在用韵上倾向于古的分析,较有特色。陈新璋文将韩孟诗派的产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孟郊为代表,此外还有刘言史、张碧等人,时间主要在贞元年间至元和初;第二阶段以韩愈为代表,重要人物还有卢仝、刘叉、李贺,时间主要在元和年间;第三阶段以贾岛为代表,主要时间在元和末年及其后的一、二十年间。文章认为,韩孟诗派诗歌风格的表现主要是变熟为生,化险为夷,以文为诗,少今多古。

   孟二冬文从作家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的文化趋向两个方面,对韩孟诗派的主导风格及其形成原因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一,光大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并以“不平之鸣”的理论与创作,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二,根据诗歌艺术的内在特质,汲取佛教思想与佛教艺术的合理成分,重心性,造幽微,以期达到“笔补造化”的艺术效果。在对中唐文化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后,作者指出,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与当时书画艺术变革同步发展;中唐兴起的禅宗和复兴的天台宗,以其重视主观意念作用的“心性”理论,给韩孟诗人以启发;中唐以来许多诗人对“变风”的追求,也为韩孟诗人的创新提供了借鉴。论文最后说,“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并没有脱离中唐文化的发展趋向。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反映时代的风尚,并根据自己特有的审美情趣,把一些新的因素引入诗歌创作的领域,进一步强化并发展了它们,使之成为带有一贯性和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风格,从而大大推动了诗歌创新的进程,加速了’元和诗变‘的节奏。因而可以说,韩孟诗派在诗歌创新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既是他们创作个性的产物,也是中唐文化孕育的结果。”

   萧占鹏《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一文认为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与皎然诗学思想有着相续相承的关系,韩孟诸人吸收发展了皎然诗学中的某些观点,并于皎然诗学有所不取,在创作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化,从而与皎然诗学有了质的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萧占鹏《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一文首先从三个方面指出韩孟诸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认为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受马祖道一洪州宗开启的“狂禅”的影响最为突出,其一是褒扬冲荡礼教、不拘细行的个体人格;二是冲破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树立了追求奇崛险怪、以丑为美的诗歌创作观念;三是韩孟诗派作家的某些作品,从论断方式到表意,都类似狂禅的斗“机锋”。总之,“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的基质,不是传统儒家’应物斯感‘的原始而朴素的反映论,而是强调’赏心‘、’放心‘、’化物自一心‘。提倡诗歌创作中主观的省察和主体的表现,而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简单机械的客观再现。这种诗歌创作观,从本质上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教尤其是狂禅’任心‘说的影响。”萧占鹏《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一文,通过对韩孟诗歌深层意蕴的探索,揭示了韩愈和孟郊精神上的多重矛盾:首先表现我入世之心与独立人格的剧烈冲突;其次表现为儒家价值观念与流行价值观念的冲突;最后表现为生命短促的意识与宇宙永恒的意识的矛盾。论文认为,出于现实世界的幻灭和主观精神的无所寄托,他们便在诗中创造一个奇险怪异的世界,以期在险怪的审美体验与陶醉中获得片刻的舒愉与超越。这就是他们诗歌思想的深层意蕴。

   姚贾诗派研究九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姚贾诗派的研究兴趣较大,产生了一系列很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徐希平《“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张宏生《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尹占华《论郊岛和姚贾》、刘宁的《“求奇”与“求味”--论贾姚五律的异同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变》等。

   其中,徐希平文认为“武功体”中除了闲散消沉的个人生活题材以外,反映现实,关心国运民瘼的内容并不少见,指出姚贾诗派表现的责任感与闲适情是中唐文士特定心态之反映,并认为“武功体”重“天格”,最重至情至性,诗律运用自如,形成了“清峭”的诗风,有别于寻常的苦吟奇僻。

   张宏生文则着重讨论了姚贾之间的关系,姚贾诗风的异同,姚贾与后世诗风的关系。文章首先对“姚诗学贾”的成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与其说姚学贾,不如说二人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更恰当些”。在谈到姚贾异同时,作者指出“姚贾诗在诗歌内涵、体式以及创作方法上曾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在意象的选择和风格的表现上,却又很有不同”,“贾岛的诗歌,往往喜欢表现一些人们不大注意却有些希罕、幽僻乃至怪奇的意象”,与“贾岛相比,姚合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一些常见的意象”。文章还论述了晚唐五代对姚贾的接受、南宋诗坛上的姚贾诗风。文章最后认为,“姚贾一派得到后人接受的本质”是因为“这一流派在形式上的追求给后人的启发很大”,而且“姚贾的追随和学习者,大多才气不大。”

   刘宁文则在张宏生文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姚贾诗歌创作之异同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刘宁认为,张宏生以平淡自然来概括姚贾五律美感效果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二人创作旨趣的差异。贾姚虽然都注重苦吟,但在艺术旨趣上,贾岛更追求奇特的表现效果,借此抒发内心的孤介奇僻之气,而姚合则用力于创造平淡含蓄的意味,表现普通人生的感受,有平淡自然之趣。简言之,贾岛五律偏于“求奇”,姚合五律偏于“求味”。贾岛的“求奇”反映了不平则鸣的寒士精神,姚合的“求味”则是文官阶层闲适趣味的流露。贾姚二人在唐末开始被并称而逐渐成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志。唐末五代诗人,对贾姚的接受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取向。他们积极仿效二人的苦吟态度,但在艺术旨趣上则偏向姚合而远离贾岛,形成了以苦吟来创造含蓄意味的表现特色。从贾姚的个人创作,到姚贾诗派的流派创作,五律艺术发生了重要的流变。

另外,许可在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中也对姚贾二人创作之异同作了较为细入、中肯的分析。如作者指出,贾岛诗的孤峭僻涩的风格曾对姚合产生过一些影响,这是姚合到后世能与贾岛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二人的诗风也有很不相同的一面。贾岛善苦吟,因而在诗歌艺术上往往有惊人的创造,能进入较高一层的审美境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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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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