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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中唐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12 15:14:59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刻意追求诗歌艺术的新变,是齐梁与中唐这两个时期诗人们的共同之处。然而中唐诗人模仿齐梁却不为齐梁所囿,如王建的《宫词》、李贺的乐府,都能创变出独具中唐特色的风格。另外,作者还从宇宙人生,心性与神思,禅玄与意境,直观与幻象四个方面,说明宗教不仅直接影响了诗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自我,而且也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诗歌在艺术想象、艺术构思、意境的构成、艺术形象的创造等方面,都具有新颖奇异的特点。

   二、中唐诗歌的阶段性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虽然学术界对中唐诗歌的总体评价并没有大的进展,但是,对中唐时期各阶段诗风特征和演变的研究,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罗宗强将中唐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研究,他在《论大历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一文中认为,“这是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短短的过渡期”,此时无论在创作倾向、创作思想还是在创作理论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即“盛唐余韵”与“战乱写实”。大多数诗人“时不时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盛唐诗歌的那种昂扬精神风貌,那种风骨,那种气概,和那种浑然一体的兴象韵味”;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写过战乱中的民生疾苦,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同情人民的感情。这两点是大历贞元诗人们创作中的两点生机。文章还认为,当时创作思想的主要倾向,是避开战乱的现实生活,追求一种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追求一种清丽的纤弱的美。他在《论唐贞元中至元和年间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中认为,贞元中至元和年间的诗坛上,除了尚实、尚俗、务尽这一诗派的诗人之外,还有另一批非常活跃的诗人,如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人,他们在个人风格上相异甚为明显,但在尚怪奇、重主观这一基本倾向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所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内心的情状,是自己心灵的历程。他们所表现的世界,往往是非世俗所常有的,甚至是怪异的、变形的;而且他们所描绘的形象的奇特,着色的浓烈与强烈对比,选辞的怪僻和构辞的异样,都在诗歌思想上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领域。

   此后对中唐诗歌风貌进行分期研究的还有王玮的《贞长风概》、梁德林的《〈中兴间气集〉的选录标准与中唐前期的诗歌风尚》、林继中《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坛大势》、尚永亮《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和政治悲剧》、周勋初《元和文坛新风貌》、高国兴、庄鸿雁《“元和体”与中唐诗风》、朱易安《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许总《论贞元士风与诗风》等。

   其中王文移用宋人洪迈提出的“贞长风概”一词,来概括当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致风格倾向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总体精神面貌以及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主导性的时代精神,文章认为其含义有三:第一,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去感受当时的苦难,发而为文章,也同样带着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总体风格;第二,儒学复古与文学复古的同步性;第三,他们基本上共同完成了由社会到个人,由外界到内心的心路历程,殊途同归。作品中有一片哀音低响。

   梁文则从高仲武所选录诗人诗作来分析中唐前期的诗歌风尚,他认为,高氏提倡“哀而不伤”、“伤而不怨”,体现了一种中和美的理想,它是在安史之乱后需要恢复秩序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他崇尚“理致清新”,也体现了中唐前期诗人的一种审美理想,这种对清新美的追求,主要继承了盛唐山水诗人的艺术风格,则不过盛唐人在清新中蕴藏着浓郁的情思,而中唐前期诗人的许多作品,则显得境界过于清冷,感情过于清淡,缺乏生气。

   林文从宏观上探讨了中晚唐时期文学创作发展的趋势,该文认为,“中唐,是中国文学史前、后分期的一个支点。”而“诗歌通俗化是中唐诗坛一个瞩目的现象”;“浅切与俗绝正合于中唐以后日趋繁盛的世俗地主的审美兴趣”;“俗文学侵入雅文学的路线,首先是以其生动性从心态上征服士大夫,进而成为他们乐于采用的形式,从而形成血缘关系”;俗文艺成为一股文艺新潮,“传统文学在它的冲击下偏离原来的轨道,从’志‘的清空的抒情笔调中摆脱出来,转向较为写实的叙事笔调”。文章最后认为,“士族文化”借助了中晚唐文坛由雅入俗这一斜面缓缓地向“世俗地主文化”滑落,这就是中晚唐文坛大势所趋。

   尚永亮前文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五大诗人进行比较,认为他们都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而且都因为参政而一再遭受贬谪厄运。这是一个独特的贬谪文人群体,它的出现,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与时代文化精神和君主专制政治有关,又与诗人们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有关。

   周文是一篇对元和文坛风貌进行重新审视的文章,该文认为,当时虽然以韩愈的“奇诡”一派和元白的“浅切”“淫靡”一派影响为大,但是韩门中人则自负才高,鄙视白氏之作;当时的名相裴度,实为文坛老大,代表唐王朝的正统文学观点。他和韩愈政治观点一致,但以为韩文“桀裂章句,隳废声韵”,故而更为重视刘禹锡的成就。柳宗元、刘禹锡在《平淮西碑》的写作上就明确地提出反对韩愈的观点,他们沿着盛唐的文学道路前进,所以李肇不把二人之作列入“元和体”中。

   高国兴等人文重申了张碧波的观点,认为:“元和体可分为两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对于前一类,文章指出:“这些长篇排律还标志着抒情诗中的叙事成分的加强”;对于后一类,文章认为:“这类诗不再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和附庸,而诗瞬间心境意绪的抒发,是娱心遣兴的手段,它更突出诗歌的审美愉悦性质,也更接近了文学的创作本质。”而且,“从内容到形式打破了诗歌的传统规范和传统模式,打破了诗歌创作的神秘性和典雅的贵族性。使其世俗化而为普遍接受和欣赏的文体,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特征。”文章还指出,这种诗歌的世俗化倾向还体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散文的通俗化、变文的世俗化、传奇小说的自觉化,“可见,代表着新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的元和体的出现和中唐诗风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审美趣味的转变和时代社会文化氛围发展的必然结果。”

   朱易安文则将韩愈的新儒学和古文革新与元和诗坛的诗歌新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文章首先从韩愈与元和诗人的关系入手,认为“韩愈的古文革新有可能启发过诗歌的革新,而诗歌的革新同样也会反过来促进古文的创作”。论文又指出,元和诗坛“尚怪”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强烈的变革精神。阅读元和诗人的作品,可以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前者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热切关心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后者则表现为积极用世精神和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元和诗坛种种表象以及韩愈倡导的新儒学道统的形成,其深刻的文化背景是中唐士阶层要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通过文化秩序的重建,去寻找唐代士阶层失落的传统价值和地位。许总文认为,与大历时期一样,贞元时期同样处于大乱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向往中兴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诗风也表现出对大历诗歌继承和延续的特点。另一方面,经过多次社会变革思潮,贞元文人又感受着大历之后的新的时代气息,求新心态的形成和蔓延,促使诗人各自个性愈益发展,在艺术上普遍表现出对大历委琐诗风的不满,构成艺术风格多向发展与审美情调奇诞变奏,直接启示了元和诗风的到来。

   另外,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也将中唐分为大历至兴元、贞元至大中两个时期进行论述,这反映了学界对中唐诗风的研究已比较细致和深入。

   三、中唐诗歌的题材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还对中唐诗歌所表现的各种题材的诗歌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综合研究,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塞诗、咏史诗、山水田园诗、贬谪诗、艳情诗等方面。

   中唐边塞诗研究研究中唐边塞诗的成果主要有华锋的《中唐边塞诗简论》、董乃斌《论中晚唐的边塞诗》、王昌猷、周小立《试论中唐边塞诗》、戴伟华的《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等。

   华锋文指出,中唐边塞诗的总特点是唐朝处于正义的防御战,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勇于慷慨从军,是爱国主义的壮举;讴歌这种防御战争,体现了作者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祖国的热爱”,“因此中唐时期的边塞诗,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苍凉萧瑟,基本上都是爱国忧民之作。”作者认为,反映久戍思乡的作品,在中唐边塞诗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诗不是沿袭《诗经》、汉乐府的传统题材,而是由中唐兵役制所决定的。

   董乃斌文通过对现存诗作的翻检和分析,发现中晚唐边塞诗的数量决不少于初盛唐时期,至于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也自有其异于初盛唐边塞诗之处。文章认为,能够紧紧追随时代的变迁,真实地反映唐朝国力渐衰、边疆虚弱而造成的领土丧失、边民沦为异族奴隶的社会现实,也就是由反映外患而触及内忧,从而尖锐地抨击朝廷政治,对昏庸腐朽的统治者施以当头棒喝,这乃是中晚唐边塞诗在思想内容上最根本的特点。它在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上的许多变化主要便是由这个特点决定的。另外,中晚唐边塞诗还写到了一些前人未加注意或着笔较少的题材,这也是中晚唐边塞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们在形式上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创造了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多议论说理、多忧伤感奋的艺术风格。

   王昌猷等人文首先探讨了中唐边塞诗的产生背景,认为边境上敌强我弱,吐蕃凭借其强大军力,占领着西北大片土地,连年发动入侵,给边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这种形势决定了中唐边塞诗的基调。许多诗人亲赴边关,身历艰苦的边塞生活,从而激发起真切的诗情,创作出大批的边塞诗,赋予了中唐边塞诗以深刻的现实内容。其次,该文分析了中唐边塞诗内容的特点,认为中唐大多数诗人更现实地把笔触转向这时边塞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中唐边塞诗苍凉、沉郁的主调。另外,该文还探讨了中唐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中唐边塞诗被历代研究者所忽视的原因。

   戴伟华文指出,中唐边塞诗之所以很兴盛,除了唐代边塞诗所共具的创作条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时代看,中唐边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密切关注,边塞战争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从诗人的生活经历看,中唐以后,文人入幕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幕府的军营生活为文人创作边塞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而且,中唐诗人们不再是抒发激情,而是更多地在诗中阐明对征战的态度,中唐后期的许多边塞诗则是诗化的议论,使唐代边塞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发展和深化。

   中唐咏史诗、田园诗及其他诗歌题材研究 研究中唐咏史诗的论文主要有陈文华的《论中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王定璋的《论中晚唐咏史诗的忧患意识和落寞心态》等。其中陈文指出,唐人咏史诗确实对前人体式有所突破,但决不是袁枚所说的“对仗之巧”,而在于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运用自己的史识,对古人往事发表评论,或褒或贬,或讥刺,或翻案,总之,议论性、现实针对性更强。这一点,在中晚唐咏史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至此,中国咏史诗才算完全成熟。论文还将中晚唐咏史诗概括为三种体式:一是“隐括本传,咏其得失”的“传体”,它的特点是“在隐括本传外,略加议论,以明其得失”;二是“借古抒怀,讽时刺世”的“论体”,它的特点是“往往触及时事,甚至干预政治”;三是“评史论文,独抒己见”的“评体”,它的特点是“评判历史是非,评说古人功罪”。论文还将这种“评体”分成早期、中期、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并指出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

对中唐山水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林继中的《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等。林继中后文指出,中唐诗人与前此的隐逸诗人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在想象之中将周围环境理想化,或”改造“成田园似的环境,经验被虚化,并进行”不是田园诗的田园诗“的创作。文章还指出独步中唐的”隐逸诗人“不是钱起、秦系辈,而是长期处于中、下层官僚的韦应物、白居易等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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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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