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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初唐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12 12:51:03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初唐文学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间诗坛名家辈出,佳作迭现。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初唐文学是南北朝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文风纤弱、绮靡,因而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初唐文学的研究不够重视。这突出表现在:对初唐作家尤其是一些在当时影响极大后来名声浸寖微的作家的生平、仕历以及作品的系年很少有人考证;对当时文坛的创作主体--宫廷文人的研究有简单化的倾向;对初唐文学史的研究也多习惯抓住一两条线索进行论述,未能深刻揭示出其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而,纵观这一百年的初唐文学研究,还是取得了喜人的进步,尤其是本世纪最后二十年中,由于人们研究观念的改变,研究方法的改进,无论是史的研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都有实质性的突破,还出现了一些很有开拓意识的论文和专著,使得初唐文学研究成为世纪末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热点。

第一节 初唐诗歌综合研究

   一、本世纪前四十年

   在本世纪前四十年,对初唐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一篇也没有,相关的论述散见于一些文学史、断代史和诗歌史中。

   文学史和诗歌史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对初唐文学的论述虽简约然颇精到,此书第四编“近古文学史”分三章阐述初唐文学的发展进程,第一章“唐初文学与隋文学之余波”,着重论由陈隋入唐的诗人,谓其皆“名振于前代,骋翰于新朝”;在论“太宗之文翰及十八学士”时,说“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启之”,对唐太宗的文学史地位加以肯定。但是,就唐初文学风尚而言,唐太宗亦有因袭前代遗风、张扬宫体之责任:“盖太宗虽好文学,仍慕绮丽之风。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当时唯魏徵《述怀》,犹有古意,而他篇什罕传。其余如谢偃之诗赋,长孙无忌之《新曲》,李义府之《堂堂词》,并是宫体之遗。上官以后,遂为沈宋,其流益靡,虽有马周之章疏,颜岑之笔札,然犹未能蘧进于古也。”第二章“上官体与四杰”,先论上官仪、上官婉儿祖孙对律体形成之贡献:“自梁陈以还,诗已进于律体,作者竞拘声病,沈约之后,继以徐庾。唐兴则太宗好宫体。上官仪出,益为绮错,更立六对之法。逮夫沈宋,又加精切,虽属词浮靡,然美丽可观。婉儿承其祖武,与诸学士争为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为风俗。故律体之成,上官祖孙之力尤多矣。”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将初唐四杰也归入“上官体”一派,他认为初唐四杰“承江左之风流,会六朝之华采,虽亦属辞绮错,而视上官体尤波澜深大,足以代表初唐之体格者也。”第三章“武后及景龙时文学”极赞武后时文学之盛:“唐兴文雅之盛,尤在则天以来。虽当时则天诗笔,多崔融元万顷等代作,而内有上官之流,染翰流丽,天下风闻,苏李沈宋,接声并骛。文士之多,当推此时。”谓武后朝文学之历史地位云:“盖武后在高宗时,已奖进文学,始则以北门学士诸人,纂集群书;革命以后,又有《三教珠英》之集,引拔尤众,一时文士,如苏李沈宋之闳丽,陈子昂卢藏用之古文,富嘉谟吴少微之经术,刘子玄之史学,以及张说之词笔,徐坚之博洽,并腾誉文囿,上总初唐之丽则,下启开元之极盛。有唐一代,律诗与古文之体,最越前世,皆发于武后时,可谓异矣。”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则从“齐梁派”和“复古派”的变迁论初唐文学,其论“齐梁派”时说,“唐自开国以后,本袭江左余风,又加以上官仪之推波助澜,时尚较前尤为绮丽,他的孙女婉儿后来在武周时也掌握文学的权衡。她的作品及对于文学的见解,却是承袭她的祖父而来的,当时一般人的风气,当然可以想见了。”和上述谢著一样,本书也将初唐四杰与上官仪、沈宋等人划为一派──“齐梁派”,并谓“这四位不消说是齐、梁派中的健将,不惟作诗负盛名,即骈文亦华赡可观。他们大半是学庾子山的。他们的才调纵横,气象亦甚阔大,虽多为后来复古派所讥评,但大诗人杜甫等对于他们也有相当之敬意。”本书对齐梁派的总评价是他们“其实与六朝不同之处有最显著的几点,就是较之从前词句更加长密,律调更加谨严,而文气亦更加壮盛。”其论“复古派”,亦多新意,他认为,唐初“最早对于六朝艳体生反动的,要算虞世南,他劝太宗不可作宫体诗,但他的话在当时毫未生效力,即他自己做的诗,也不脱齐、梁圈套。”又说姚思廉“是一位初唐时散文中复古派的代表”,“作诗与当时潮流反抗的,最初有王绩”,然而他们“虽有心复古,但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对于当时并未发生什么影响。最先把复古的旗帜张展起来的,还要让到武周时的陈子昂”。

   与当时大多数文学史不一样,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着重论述了初唐的白话文学,他认为,“向来讲初唐(约六二○───七○○)文学的人,只晓得十八学士,上官体,初唐四杰等等。我近年研究这时代的文学作品,深信这个时期是一个白话诗的时期。” 具体说来,唐初的白话诗,“似乎是从嘲讽和说理的两条路上来的居多。嘲戏之作流为诗人自适之歌或讽刺社会之诗,那就也和说理和传教的一路接近了。唐初的白话诗人之中,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王绩的诗似是从陶潜出来的,也富有嘲讽的意味。”本书还认为,初唐四杰虽然“都是骈俪文的大家”,“但就现存的诗看来,其中也颇有白话化的倾向。短诗如王勃的绝句,长诗如卢照邻的歌行,都有白话诗的趋势。”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初唐诗歌的概述亦不无己见,他把初唐文学分成“唐初文学”和“律诗的起来”两部分,认为,“所谓初唐的诗坛,相当于李渊及其后的三主的时代,即自武德元年到弘道元年的六十余年(618──683)之间。开始于陈、隋遗老的遗响,终止于王、杨、卢、骆的鹰扬。这其间颇有些可述的。”,书中特别指出,“许多人都以为初唐时代是改革六朝文风的开始,却不知道六朝风尚,到了初唐却更变本加厉。在唐代的初期的近一百五十年间,无论在诗与散文上都是这样。”“在嗣圣之前,是初唐四杰的时代。他们禀承了齐、梁的遗风,更加以扩大与发展。在五言诗方面,引进了趋于”律体“的格调,在七言诗方面也给她以极可能的发展的希望。在嗣圣到安史之乱的七十几年间,便是律诗的成立的时代了。”“这七十余年的时代,又可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律诗的成立时代,也可以名之为沈、宋时代。“在论述’沈宋时代‘时本书除了对沈宋等人于律体的成立之贡献作了较为深细的论述,亦述及沈宋同时代的诸诗人:苏味道、李峤、杜审言、崔融、崔湜、崔液、上官婉儿、乔知之、、刘希夷、陈子昂等人,并旁及唐初的散文(着重强调了唐初若干部史籍的编纂和佛经的翻译)。

   李维的《诗史》是本世纪出版的比较早的诗歌史,该书卷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均为”初唐诗体与沈宋“,可见其对初唐新体诗派的重视,唯所论平平。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中代诗史篇三初盛唐诗“中也有对初唐诗的总体认识,他们认为,”在最初数十年中,承齐梁诗之后,有两种不同的诗人:一是反对齐梁的,一是继承齐梁的。前者以王绩与陈子昂二人为代表。后者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及杜审言七人为代表。隋唐间扰乱的局面把王绩迫上了酒徒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他崇拜阮籍陶潜,因而他的诗的风格也超过齐梁而回到魏晋。陈子昂是第一个正式宣言反对齐梁的。四杰的诗使五律与七言古体完成,宋沈的诗使七言的律绝完成,都是对于诗的形式方面有贡献的。四杰还有两种特点──一是音节的婉媚,一是字句的秀丽──对齐梁诗可说是青胜于蓝。沈宋诗除形式外毫无足取,杜审言则较高明一点。我们知道了这九位诗人,则对于初唐的诗已可瞭然了。“

   唐诗概论性著作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对唐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在论述初唐诗歌时也各有自己的角度。

   胡云翼的《唐诗研究》,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其所说的”唐诗第一时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凡百年)“实相当于人们常说的初唐诗歌。他认为,”第一时期的唐诗,如从诗的格调和诗的气象看来,实在还够不上说是唐诗“,他的意思是说,”初唐诗虽则没有和初唐以后的唐诗相等的价值,却有齐梁诗的价值“,因为”唐诗的来源是由南北朝时,中国固有的民族性的文学,受了北方新进民族性的文学之影响而成功的。照理论讲,这种代表新时代的诗体,在唐诗的第一时期,便应该开始发展下去,但在实际上呢,初唐文学不但没有表现唐诗的特殊精神,而且是回头向着古典主义的路上走,继续着沈约庾信所倡新韵律的古典诗的发展“。而且,他还探讨了初唐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细察初唐的时代背景,便知齐梁新韵律的古典诗在初唐的发展,实非偶然。初唐原来是歌舞升平的时代,又是应制诗最盛的时代。时代升平,所需要的,只是歌诵太平的古典文学,何况有初唐的君主正在积极提倡呢?在另一方面观之,北朝的豪爽质直文学所以形成,固然是由于胡人的民族性使然,亦因为与中国同化未深,而北朝豪放勇悍的文学的发展。到了唐代,虽然南北两大民族统一揉合起来,但初唐的时代背景,却不是北朝的一般的时代背景,而是南朝的时代背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所以初唐亦不容许向北朝化,而继续南朝贵族文学未完的发展。”当然,本书也看到,“在初唐应制派的古典诗体流行的当中,突破这种’靡靡之音‘的阵线的,也有一种雄壮调子的诗。因为初唐正是向外开辟疆土的时代,谁人不想去投笔从戎,建立功名。如魏徵的《述怀》便是很有气魄的......,如卢照邻的《刘生》......杨炯的《出塞》......骆宾王的《从军行》......沈佺期的《塞北》......这种壮丽的诗,在初唐诗中的确是一种特色。但是时代的趋向已经沉醉与享乐主义的古典诗的风气中,这种杀伐之音,自然要销沈下去了,自然要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诗,而为’自有神仙鸣凤曲,并将歌舞报恩晖‘的诗了。一线微微的诗的曙光,便消失在古典的初唐诗的里面。”

   杨启高的《唐代诗学》认为,“高祖至睿宗约百余年,以齐梁为向背,可别为贞观诗学与武后诗学。”他认为,“贞观诗学有二特点:一、太宗提倡风雅;二、上官仪六对说。”“武后时之诗学,有保守与革新二派:保守派以王杨卢骆四杰为主;革新派以陈子昂为主。”其论保守派时说,“此派王杨卢骆四杰化五言小诗成七言长篇最有名。惟保守齐梁风格,人多诟病。然其独到之处,杜甫能知之。......其次则沈宋律诗亦最有名,其次则以张若虚与刘希夷化旧乐府五言为七言有名。”他对此时诗风的总体评价是“远追太康,近步齐梁,以声响为贵,妍藻为工,且以小诗变为长篇,益增闳肆,由太宗至刘希夷一百五十余家,多按辔并行于诗衢,缛绣绮靡,荣缀朝华,条垂文秀,盛极而衰;而革新一派遂若春花放艳,滋荣长养,应运而起,以光诗坛。”

   总之,本世纪前四十年,学界对初唐诗的综合研究,还基本停留在诗坛风貌的一般性概述上,较少专题研究,诸家对初唐诗歌的总体评价也还未能超出前人多少,只是比明清诗评家更具体一些。

   二、本世纪中叶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学界对初唐诗歌的研究有了较大的飞跃。这期间不仅出现了两篇新意迭出的专题论文,就是当时编撰的一般的文学史、断代史、诗歌史,也因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大改变,使得书中对初唐诗歌的描述和评价呈现出新的特点。

闻一多的研究在四十年代,最引人注意的是闻一多先生对初唐诗歌的研究。他于1941年写就的《宫体诗的自赎》,可以说是本世纪第一篇关于初唐诗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文中认为,“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但是,作者认为,卢骆和刘希夷、张若虚的相继出现,却使得宫体诗得到了新生。“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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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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