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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隋代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12 11:58:18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与南北朝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相比。据粗略统计,近一百年中涉及到隋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共有三十多篇,其中专论隋代文学的只有十几篇,专论隋代文学的论著则一本也没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隋朝享祚甚短,其文学成就相对较小,更主要的原因是一部分研究者对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愿意集中精力深入探讨隋代文学的学者寥寥无几。然而,纵观这一百年,隋代文学的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

第一节 综合研究

  

   一 、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

   隋代处于南北朝向唐代的过渡时期,享国又极短,故本世纪以来,学界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见仁见智,争议较大。

   本世纪的隋代文学研究是从肯定派开始发端的。现存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中,林传甲论及隋李谔论文体之复古的功绩。1925年徐嘉瑞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隋代文学也大加称赞,他认为“隋代是对于六朝文学革命的一大转机,开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革命的伟人,第一就是隋文帝,第二就是李谔。虽然当时没有产生十分有价值的文学,但是杨素、虞世基、薛道衡等的诗,已经开了初唐四杰的先河。这是破坏时代的必然状况呵。”稍候不久,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则以魏征《隋书•文苑传序》中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为基调,从南北文学思潮的统一,文帝、李谔、炀帝、王通等人对文体变革的贡献,尤其是隋炀帝时新声及律体的复盛几个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书中所云隋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的观点更为新警。三十年代,曾了若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也从“隋文帝禁止浮华”、“隋炀帝提倡典雅”、“颜之推折衷主张”、“王通之复古论调” 等四个方面,基本肯定了隋代文学的进步作用。

   自三十年代中期直至六七十年代,学术界对隋代文学的评价以否定居多(详后),但稍后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肯定性的意见。如1962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就发表了廖仲安等人写的《初读〈中国文学史〉一文》,其中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把隋代文学置于《北朝作家》一章之中的处理,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编者对隋代文学这样的处理,不仅埋没了一代文学,而且也不符合这个统一帝国的历史面貌。隋代文学不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而是唐代的先驱。”1963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又发表了汪之明的一封来信,在此信中,汪之明首先对廖仲安等人的观点表示赞同,然后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补充论证:首先,隋代结束了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都为唐代打下了基础。其次,“......在南北朝诗歌的发展中,还逐渐呈现出南北文风互相交流的倾向。......隋代还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最后,在诗歌形式上,像卢思道、虞世基的《初渡江》等也颇有唐代五绝的情韵,至于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似乎预示着唐代诗歌的发展的广阔前途。”针对三十年代以后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忽视,对隋代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的现状,宋景昌、王增文撰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文章将隋代诗歌分为文帝、炀帝两个时期,认为隋代前期诗歌大多有感而发,内容充实,题材也广泛,“主要是继承了北朝刚健诗风,但也表现出南北诗风开始融合的趋势”;隋代诗歌的发展“出现了逆流”,但“也并非一无所成”。文章最后认为,“隋代诗歌就总的趋势来讲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同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作了强有力的抗争,并取得了较大的贡献。”文章针对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轻视、否定隋代文学贡献的现象,还指出了当时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应历史地看待隋诗,(二)应全面地看待隋诗,(三)不能把《全隋诗》所收的诗歌都看作是隋代的作品,应以目前能够确定的真正的隋诗为依据,(四)不能把隋代的一些爱情诗歌与梁陈诗风混为一谈,(五)还应该注意不能因人废言,(六)今天研究隋诗,应该主要以现存作品为依据,不能抽取史家的片言只语就轻易否定了。这是本世纪对隋代文学总体上加以肯定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篇论文。后来李星、锺优民、王步高等人也都撰文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学的成就,因其多以隋诗为考察重点,故留待下文评述。

   对隋代文学成就持否定态度,是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开始的。郑振铎认为,“在隋代的三十四年间(518-618)差不多没有什么新的树立。从炀帝杨广以下,全都是无条件地承继了梁、陈的文风的。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杨坚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失败的,杨广等人的诗歌都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上承徐庾流风“,对隋代文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诚如前文多次提到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隋代文学的总体评价并不高,他们把隋代文学放到《北朝作家》一章中叙述,且认为”隋代文学基本上只是南北朝的尾声,而不是唐代的先驱“,其理由是”隋代重要的作家都是由北周入隋。他们的作品入隋以后并无重大变化“而且他们也否认隋代有”南北文风交流“的倾向,与廖仲安、汪之明等人的观点截然相反。到本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文学史依然对隋代文学持否定态度。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就认为,”严格说,没有自己的一代文学成就,没有足以标志一代文风的不朽作品。诗与文,都只是北齐、北周与梁陈文学的流波余韵。“”这是一种没有个性,没有生气的文学。“

   与基本肯定和完全否定态度不同,还有一些学者对隋代文学并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是抓住隋代文学处于南北朝文学到唐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较辩证地考察了隋代文学的优缺点。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学史》中就认为,”尽管在隋及唐初的作品里,由文学倾向说,南朝的文风占着统治的地位,但在不少的诗人的创作中,从军、出塞这类题材是比较多地出现了。......这种南北文风的融合,是这一时期作家在其创作实践上得到了更多的滋养,为摆脱南朝以来一些形式主义倾向的文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隋朝”在文学上,直承南北朝的浮艳文风,依然占着统治地位“,但他们从卢思道 、杨素、薛道衡等人的作品中,也”看出隋初诗风的确多少显示南北文学开始合流的一点新气象“,总的说来,隋诗是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的最初阶段。”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论隋代诗人”时,首先肯定了隋文帝与李谔的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杨素的诗篇中可以看出运动的积极影响,而且认为薛道衡、虞世基的从军、出塞诗,“已超越南朝,是七言歌行的发展。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都有新的成就,而成为初唐四杰的先驱。”倪其心《隋代的诗歌》一文也认为,隋代“在政治历史和文学历史上都是重要的朝代,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下一新的历史阶段。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思潮,齐、粱的绮丽和梁、陈的宫体,都在隋代回光返照,再度泛滥;而光辉灿烂的盛唐诗歌,也是在隋代开始萌生出新的发展趋势。”葛晓音《八代诗史》,首先认为隋代是一个“囿于融和而艰于创变的时代”,“使隋诗呈现出风格杂乱不一的状态”,这种过渡状态首先体现为“隋诗普遍有蒙气”,“体现在齐梁影响的根深蒂固,更体现为经过隋初凿雕为朴的改革后,融合北朝诗之清壮和西晋诗之雅正的倾向,这为初唐诗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少数作家作品“在表现艺术上有所探索,显示了向唐诗进化的趋势。”应该说这些评价是相当公允、中肯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册,则在认为隋朝“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的同时,也承认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杨素、薛道衡“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

   二、隋代诗歌综合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一篇也没有。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倒是有一些关于隋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叙述,然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深入研究。比较早地对隋朝诗歌进行深细探讨的是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他在该书中从“杨素的复古”、“统一文学与反动”、“宫体诗的作家”、“隋宫的女诗人”几个方面,比较具体地讨论了隋代诗歌的特点和成就。倪其心的《试论隋代的诗歌》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隋代诗歌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题论文,本文涉及面广,从隋文帝论到炀帝时,从薛道衡等文人之诗论到民间歌谣、无名氏的小诗,文章最后认为,“在文学史上,隋代是一个新旧创作思潮开始交替的过渡时期。南北文风虽然合流,而齐、梁以及梁、陈的宫廷文学的影响仍很严重;不及根本的粗暴改革,反而导致变本加厉的恶果;但是文学不会停滞不前,必定会从人民群众中创作出新鲜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学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是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它提供的有益经验。”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则在研究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她首先指出,“隋代的政治 文化状况在文帝和炀帝两代不同的统治方式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是隋朝前后诗风发生变化的原因。接着,她又在与梁陈齐周诗 的比较中,归纳出隋诗“时有蒙气”、“普遍缺乏创新精神”的特点。同时她又对隋诗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隋诗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当与作者多为朝臣、前期受文帝儒家教条的压制,后期又受平庸嫉才的炀帝的压制有关”,“还与这一代作者大多才情不高有关,就连水平较高的诗人也缺乏雄厚的才力和突破的气魄。”八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一篇综合研究隋代诗歌的论文,即章壮余的《试论隋代的诗风》,文章论述了隋代边塞诗、爱情诗、抒情诗等题材的变化和特点,一方面指出了这些诗作的清新刚健诗风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揭示了隋代诗风向唐代过渡的痕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到九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多了起来,而且角度更多、方法更新,取得的学术进展也就更大了。钟优民的《隋代诗歌的嬗变轨迹与基本特点》从“余音袅袅的浮靡诗风”、“新风渐开的缓慢蜕变”、“激烈抗争的民间歌谣”、“继往开来的隋代诗论”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隋代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过渡性特点”。贾晋华的《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的文学》一文,受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论隋代文学发展而以作家群分”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对“一个从未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要作家群──河汾作家群”及其作品进行稽考和评述,并探讨了其对隋唐之际文学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断定王通及其讲学活动是真实可信的,继而稽考出“隋大业中,以王通讲学为主要背景,在河汾一带聚集了一批作家,可考者有王通、王度、王绩、薛收、杜淹、凌敬、薛德音、陈叔达、仲长子光。作品现存有王通一首诗、王度一篇传奇、王绩十三首诗文、薛收二首文赋、薛德音一首诗、陈叔达二首诗、凌敬可能一首诗,以及《中说》文论数则。”文章认为,“河汾作家群不同于隋代其他作家群的最突出特征,在于他们表现出一种对于隐士风范和田园诗及自然率真风格的新兴趣”,进而认为,“河汾作家群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和业绩,不但在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初唐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及初唐的第二代诗人”。应该说这是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中极为难得的一篇力作,文章不仅角度新,开掘深,而且立论稳,考评结合,相得益彰。贾晋华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也是一篇视角新颖的佳作,唯文章以唐代为考察重点,隋代只是一笔带过,故留待后文再加评述。王步高是继贾晋华之后又一位对隋代诗歌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学者。其《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认为“隋代是扭转齐梁诗风、拓宽诗的题材、进一步推进诗歌格律化进程并使六朝诗向唐诗过渡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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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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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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