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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隋代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12 11:58:18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隋诗斫雕为朴,摧柔为刚,重乎气质,则对矫正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起了巨大的作用。”其《略论隋代诗体的格律化进程》,则认为“隋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处于一个新老交替时期,旧形式(如五言古诗、乐府诗)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是诗歌的主要形式,四言诗主要只存在于宗庙祭祀等场合(如《隋书•音乐志》中的那些诗作),一般文人已很少写作。......隋代的乐府诗,较多用于写边塞诗。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赋予了乐府诗以新的生命力。这与南朝乐府多拟古之作而非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有所不同。它上承汉乐府、建安乐府,并下启唐代的边塞诗派及新乐府运动。”文章还认为,“隋代统一使南朝诗人把追求形式、格律化的作法传统带入隋朝,而原先就受过王褒、庾信等南来诗人影响的由北朝入隋的诗人,也自觉向南方诗人学习,使隋诗的格律化进程继续发展。”文章最后总结说:“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隋代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近体绝句已基本成熟,五言律诗已近于成熟,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也已具雏形,甚至类似五言排律的形式已大量出现。”其《略论隋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则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进行研究,文章认为,隋诗转变了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推动了诗歌的进展。隋诗的丽词雅体及其优美的语言风格,对唐宋诗词的兴盛产生了积极影响。初唐诗人深受隋代诗人的影响,他们化用隋诗词句的情况时时可见。盛唐受隋诗影响最大,如边塞诗、田园诗等。连大诗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诗影响最大。中唐也没有忘记在隋诗中吸取养分。晚唐受隋诗影响较小,但在温庭筠、李商隐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宋代诗词受隋诗影响要小得多,但隋诗中一些高度凝练的词句,仍是宋人乐于吸取的。归结上述种种,以“起衰中立”四字来归纳隋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则是公允的。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本世纪隋代文学研究已经趋于全面和系统化,因为前此的研究多是就隋诗而论隋诗,几无一人涉及到隋诗对后世的影响,故本文在隋代文学研究史上显得尤为重要。

   三、隋代文的研究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说,本世纪隋代文的研究都不及隋诗研究,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十三篇有两节是论述隋代文体的,他在该篇第十七节“隋李谔论文体书之复古”中称赞道:“卓哉李谔,盖深知文体之要矣。词人典故,多为借用,移步换形,张冠李戴。所记不过琐琐细事,而懵于大体,李谔欲尽使之钻仰坟素,弃绝华绮,其识亦卓矣哉。”其于第十八节“隋王通中说之文体”中也对王通之文学主张大加称颂:“隋炀帝时,文体又趋浮艳,经术弃而不讲,王通乃取《论语》及《诗》、《书》、《春秋》,字摹句仿,亦贤矣哉。”曾了若《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对隋之散文考察甚细,他认为在南北朝后期,“有志洗革江左浮靡,能为彻底致力的,当以杨坚为第一人,后之继此而起者,亦不能无受其影响,李谔一书,尤足珍异也。”在论及隋炀帝时,则认为,“其可议者固多,其可纪者亦不能谓无,前人之论,每流于过甚其词,故遗其功耳!即以其提倡典雅文体一事而言,功亦不少;盖广初著文为庾信体,及见柳 以后,文体遂变雅正。闲尝思之,隋代二主,后先相踵,致意矫正颓风,数为难能可贵,即非空前绝后,亦当旷世难逢,以故唐初魏徵颜师古提倡典雅之体,亦不能否认。”此文认为颜之推虽然主要生活在北齐,但其卒于隋朝,故亦视为隋人,而论及其所著《颜氏家训》:“有《文章》一篇,主张折衷古今,保存音律之美,......唐代所产生之新文体,不骈不散,亦古亦今,与颜氏主张,当有间接关系也。”此文可谓是第一篇全面、系统,也比较中肯的评价隋代散文成就的论文,言之有据,见解独到,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六十年代掀起的对隋代文学评价的争论中隋代散文也是其中的一个话题,汪之明认为,李谔和隋文帝“企图用政治力量来改革六朝以来浮靡文风的行动,尽管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收效不很显著;但它是继北周苏绰的复古运动失败后的又一个重要回合,在古文运动的发展中是值得注意的。”与此同时,余冠英则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他认为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显然是代表了北朝统治阶级对文体的看法”,“和北周的苏绰确是一脉相承”,但似乎不足以说明隋代散文之成就。

   进入八、九十年代,一些专门的散文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现,使隋代散文的研究更细致了。姜书阁《骈文史论》较系统地论述了隋代散文家和他们的骈文,他首先论及颜之推,认为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文辞较为平直,不及《哀江南》之豪健雄肆也”,“句法也比较单调而少变化”。说《颜氏家训》“虽用骈文,却不以文为重,而以意为主,故骈不求丽,辞不务妍,可对则对,不偶便散,无所固执。”该书还指出李谔“请革文华”的上书,“本身也还是竞奇争巧的骈体文章”,并为“终隋代三十余年并未稍有变革,只不过骈文已被徐、庾作到顶点,也就是带到绝路,此后只能效颦学步,每况愈下而已。”而稍后一年出版的马积高的《赋史》,则述及隋之赋,然系一笔带过,未作深论。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中册,在论述隋代散文方面最为深细,他认为,“当时的某些文人学者,虽有复古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来,隋世文章,是并不统一的。”故该书将隋代散文分为“歌颂新朝之文”和“提倡复古之文”两大类,云隋初“易代之际,一些文人并不凭吊故国,而多歌颂新朝。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许善心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又谓“隋朝统一,为时虽短,学风文风变化虽然不大,但有几个作者,如牛弘、李谔、刘炫、王通等,学风文风都有复古的倾向。这是同‘斫雕为朴’的政治倾向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罗宗强等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卷,一改以往文学通史、断代史很少论及隋代散文的状况,特设一章专论“隋文风貌”,这无疑推动隋代散文研究走向深入。该书首先认为,隋代的散文是在“一种骈体既难进一步发展、散体又未重新振起的局面”中产生的,而“它也未能打破这种局面”,“依然维持着南北朝散文发展的局面”。具体说到隋代散文的成就,该书认为,“隋文中值得一提的,几乎都是骈体。”但若将这些“有隋一代散文之杰构”,“置之于文学发展史上,则仍甚为平庸,实无称道之必要。”应该说,这些论断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四、隋代文论研究

   本世纪关于隋代文学思想的专题论文几乎没有,倒是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涉及到隋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现择要介绍如下: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十六章介绍了“隋代之文学批评及‘文中子’”,其中引述了李谔上书中“评论前代文体”等语,又援引了陆法言《切韵序》以证隋初改革文风之收效甚微。其论王通《文中子》文学理论颇有发明:“其论诗,一破齐鲁毛韩之师说,认为白黑相渝,是非相扰,又举季札之言,力攻其失,此种识力正自不凡。”“其论文独重约以则,深以典二者;至于急以怨,怪以怒,此则狂狷之文,亦非所弃;若夫傲冶碎诞,淫繁捷虚,此则小人之文,盖所忽取矣。要而言之,盖以儒家宗旨,评论文学者也。”又云:“唐韩愈之言文,元白之言诗,其义先发于此。”对《文中子》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加以肯定。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对隋代文学批评也极为重视:“隋代时间虽短,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他认为李谔的《上隋文帝书》“话虽则很平常,但对唐代的思想却有很多影响”魏徵《群书治要序》、武后时薛登上疏请“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肃宗时杨绾条奏贡举之弊、贾至对考文之议论均与李谔之论一脉相承。对于王通,该书则比较强调其复古的主张:“《中说》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总攻击,这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谓《天地篇》中的“贯道”说“即是后来韩愈《送陈秀才彤序》所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二语之所本”,并谓“《中说》虽不显于当时,但到了中唐以后却是相当的影响。”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四章《隋唐文学批评史》在论及隋代文学批评时,则着重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他认为“李谔攻击六朝文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稍后的王通则又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文人”,其实质都是在提倡“以理义化民”,“但李谔所言,不及王通的更为周密。此盖一由于李谔在先,故所言甚简;王通在后,故所言较详。一由于李谔本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上书似对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则是以道统自负的学者,对这方面的言论当然要比较深刻。”

   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尽管认为隋代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并无多大意义。”但还是化了相当多的笔墨来阐述隋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该书首先将隋代作家分为两大群体,认为杨广周围的一大批文人,如柳 、虞世基、虞世南、王胄、诸葛颍等人,“在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仍沿梁、陈之旧”;“另一作家群杨素、卢思道、薛道衡、元行恭、孙万寿、尹式等人”,“他们的创作都表现得比较质朴刚劲,情思亦较浓烈真挚。重情思是这些作家的主要特色,但他们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南朝文风的明显影响”;而“另一些作家,如刘炫及其门人,大抵崇尚质实。”在论及隋代文学理论时,该书认为“隋代值得一提的、也是仅有 的两次文学主张,一是隋文帝的下诏改革文体,另一是王通的文学主张。”对于前者,该书探讨了其起因、内容、方法和效果;对于后者,该书评价要高于前者,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略不同于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风的地方,是他并不反对诗歌”,“也没有完全否定建安文学”。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对隋代这两次改革文风的主张为什么没有为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没有完成文学理论理应完成的对于文学创作起指导作用的历史使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这是一种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主张”,“是一种简单地复归的主张,即以文学独立成科前的理论,来‘引导’文学的发展。”二、“这是一种没有反映文学发展趋势的理论主张”,“他们把南朝文学的特点完全否定了”。三、“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和它在认识论上一样,也表现出了形而上学的特点”,“他们想借行政手段,以刑罚的威慑力量去改变文风,这当然不会有好结果。”而且此书最后指出:“有人认为,王通的主张开唐代古文运动之先河,韩愈的主张来自王通,此说不确”,这显然与朱东润、郭绍虞二位先生的说法针锋相对了。总之,罗宗强此书虽极否定隋代文学思想、文学主张之价值,但论述深透、全面,故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稍后问世的成复旺、黄保真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则将李谔、王通的文学主张放在隋及唐初“政教中心论的再起”这一发展线索中进行考察,他们认为李谔上书“对批判浮艳文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而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又具有严重的片面性”,认为“王通的文学理论是作为魏晋南北朝以来审美中心的文学理论的对立物、批判者而出现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文学观念的全面复古,即对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特征、社会作用等问题重新作出解说,重新强调文须以政教为中心,”该书最后给王通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以政教为中心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王通起了上承秦汉,下启唐宋的历史作用。”

王运熙、杨明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其论隋代文学批评也颇多新意:首先,该书对“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特点和社会文化原因进行了探讨,而且还从《隋书》列传中发掘了一些从未被人注意的、反映隋代文学批评风气的材料。其次,在论“王通与《中说》”时,也能结合王通的其他著作,从整体上把握王通的思想体系,为《中说》中反映的文学主张张本。该书在几乎逐条评述了王通《中说》有关文学主张后认为:“王通的文学思想是相当偏激狭隘的。不过他由于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和功利性质,从而重视诗歌之反映社会、传达人民情绪,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这个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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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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