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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

更新时间:2015-03-11 21:53:18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帮助。斯大林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笔者猜测,很可能还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国的意图和能力有所疑虑:毛泽东是否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中国共产党是否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成员?更实际的问题是,即使毛泽东真心出兵朝鲜,是否有能力抗击美国军队?因为此时,斯大林又听到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10月13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美国1艘战列舰、3艘重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3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扫雷舰分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咸兴地区位于朝鲜北方平壤—元山一线的东海岸,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美国军队可能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并直捣鸭绿江,而此时朝鲜已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无法抵挡美军,那么苏联空军参战无异于引火烧身。斯大林不得不谨慎行事。

   周恩来传回的消息,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不过,毛泽东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他17日致电彭德怀、高岗,一方面指示部队“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一方面要彭、高进京议事。关于18日会议讨论的情况,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记录,但结果很清楚——志愿军按原计划行动。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决断地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命令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4个军和3个炮师按预定计划自19日晚开始从安东和辑安两处秘密渡江,夜行昼止,隐蔽前进。

   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踏上了朝鲜国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二、分析毛泽东决策动机的思路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动机,长期以来意见纷纭。

   首先是对于一个基本史实的认定:中国出兵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关于这一点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一种是:中国出兵完全是毛泽东主动要求的,斯大林冒着扩大战争的风险被迫同意了中国的主张。苏联著名的军事历史专家沃尔科格诺夫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一种看法是: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是斯大林提出的,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并且只是在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1966年8月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在当时档案文献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人们根据局部事实做出这种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苏联解体20年后中俄两国档案文献陆续披露的今天,这些看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在美国介入战争以后中国如何援助朝鲜的问题上,以1950年10月为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毛泽东积极主张中国出兵,并数次直接或间接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而斯大林却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以致错过了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最有利的时机。后来朝鲜兵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金日成和斯大林都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助。在军事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力主出兵援朝,但多数中国领导人主张谨慎从事。随着战局不断恶化和苏联的步步退缩,毛泽东确实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但出兵援朝的决定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因此,究竟是斯大林迫使中国出兵,还是毛泽东迫使苏联同意出兵,不能一言以蔽之。同样,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对毛泽东做出参战决策的动机进行分析,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以往研究者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或动机的推断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判断,一种是“安全说”,一种是“革命说”。前者认为,由于联合国军向鸭绿江推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保证中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中国必须介入战争,并把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界的地区。而“革命说”主张,美国对朝鲜的占领直接威胁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且影响到亚洲革命的成功。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朝鲜战争,乃是毛泽东的革命学说和革命精神使然。确切地说,中国出兵朝鲜的历史过程如此曲折复杂,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战场情况和外部条件如此变幻多端,毛泽东在决策时的考虑绝不会是单一的,不变的。

   从中国领导人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过程看,其决策的客观条件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决策目标,前后多次发生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5月14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台湾的战役。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已经同意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以完成对南方的解放和统一。从理念和本意上讲,毛泽东并不反对朝鲜通过武力手段实现统一的方针,因为这完全符合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不过,他希望金日成等中国完成统一,即解放台湾后再采取行动。既然斯大林已经拍板,毛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时,金日成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声称不需要中国的任何帮助。毛泽东只是提醒朝鲜要提防帝国主义的干涉。

   第二阶段,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并在联合国的批准下组织了多国部队。中国及时做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以备不测。在朝鲜人民军不断向南推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醒莫斯科和平壤,应防备敌人在侧后登陆,并提出中国可以派出军队,化装成朝鲜军队秘密参战,帮助守备后方海岸线。如此,就有可能在不暴露中国参战的情况下,帮助朝鲜取得全胜。然而,尽管金日成也有此意,但斯大林始终没有认可。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由此错过。

   第三阶段,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被切断,主力部队陷入包围,战局出现逆转。中国政府同时向苏联和朝鲜提出紧急出兵的要求,其目标是在人民军北撤的同时,帮助朝鲜政府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以阻断敌军继续北进。关于出兵的形式,周恩来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说中国军队可以提供帮助。斯大林坚持要朝鲜人民军主力全部撤回三八线防守,没有理会中国要求出兵的建议。如果此时中国出兵,保持三八线的原有状态应该问题不大,而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既能够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也不致引起美国的报复。

   第四阶段,1950年10月1日,朝鲜人民军主力已被击溃,三八线一带处于无人防守的状况,联合国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北进。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要求中国立即出兵,给予朝鲜直接的军事援助。中国多数领导人认为出兵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主张谨慎行事。毛泽东说服其他中国领导人,决定组建志愿军,于15日开赴朝鲜,在苏联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协同作战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中苏联手与美国军队作战,就能打败美帝。现在看来,至少阻断联合国军继续北进还是有一定把握的。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见斯大林,主要是商议苏联提供援助的具体事宜。

   第五阶段,1950年10月11日,联合国军迅速向北挺进,美国军队也已经越过三八线,同时美国飞机袭击了苏联边境地区的空军基地。在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只能在两个月以后才能出动,而周恩来坚持中苏两国同时出兵。双方谈判的结果是放弃朝鲜,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毛泽东最初同意了这个意见,后又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志愿军于19日先行出动,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山区建立防御阵地,等待苏联装备和空军到达后再展开进攻。后因形势紧迫,毛泽东又将部队入朝时间提前到17日。中方估计,这种“出而不战”的作战方针仍可将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境的地方。

   第六阶段,1950年10月18日,朝鲜已经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又发现美国大量军舰出现在三八线以北的咸兴地区海面,形势更加危急。斯大林命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即使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出动,也只能帮助保护中国领空,而不能入朝协同志愿军作战。毛泽东再次召彭德怀进京紧急磋商,最后仍决定,志愿军所有部队照原计划于19日开始过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只能凭装备低劣的陆军单独与占有海空优势的联合国军作战,能否取胜或迟滞敌军北进,已毫无把握。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随着战场形势和苏联态度的变化,中国出兵决策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也不断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必然要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决策目标。于是,其决策的动机自然也会出现多方面的考虑。综合分析目前各种史料揭示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出兵朝鲜的言论和行为,可以判断,中国决策的动机大致有4个方面的内容,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而已。

  

   三、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动机

  

   第一,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研究证明,到1949年初,当中国革命已经露出胜利的曙光,斯大林也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转而支持中共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成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达成了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如愿以偿,立即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北京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后来又成立了马列学院分院。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指导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而当时只有朝鲜仍然直接处在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下。中共中央认为,援助亚洲革命,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当朝鲜革命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时,毛泽东自然会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其实,早在1949年5月金日成提出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归国时,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后来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表示要给予援助。看来,这时亚洲革命领导者心态发挥了作用。

   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只有出兵援朝,才能真正全面地掌握亚洲革命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在10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由此联想: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这里的含义十分明确。此外,从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于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中央王朝”的理念。在他的辞典中,东方情报局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和革命时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既有伟人的气魄,也有领袖的欲望,尽管不宜言表,却是在其脑海里贯穿始终的。

   第二,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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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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