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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罪及罪刑法定原则

更新时间:2015-03-10 23:30:04
作者: 王立志  
这样的双重结构使得刑讯逼供罪得以形成刑讯逼供罪本罪的犯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本罪的犯罪对象(同时也是原生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生罪的犯罪对象——原生罪的受害人等三重当事人。正如下文所揭示的那样,三重当事人之间的角色的不断转换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在刑讯逼供罪中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在同一个犯罪的不同阶段罪刑文本的解读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跳跃式的界限清晰、前后衔接、错综复杂又层次分明的梯次递进的格局。

   我们可以对罪刑法定原则在刑讯逼供罪的特殊社会机能做以下的阐释和说明。

   首先,对于刑讯逼供罪本罪的主体来讲,其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分析,显然刑法第 247 条所规定的 “ 司法人员 ” 并不是宪政语境下的 “ 司法人员 ”—— 或者说诉讼裁判人员,而是 “ 公安司法机关 ” 意义上的 “ 司法人员 ” ,简单地说 “ 司法工作人员,即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 亦即从理论上分析,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都是刑讯逼供罪的法定犯罪构成主体。在这里,“司法工作人员”实质上就是作为刑讯逼供罪主体的“犯罪嫌疑人”。(请注意,这里的 “犯罪嫌疑人” 是 “司法工作人员”因为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转化而成的,不同于因实施刑讯逼供罪本罪的原生罪如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而被列入刑讯逼供罪本罪犯罪对象的“犯罪嫌疑人” )所以,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机能就一方面体现为对本罪的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权保障机能。然而,在大语境中的刑讯逼供罪中,“司法工作人员”首先又是作为担负着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角色出现的,所以其所肩负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社会保护机能的作用决然不能忽视。因而,“司法工作人员”实际上是以一种双重角色的身份出现的。 

   其次,原生罪的主体,一方面是原生罪的“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是刑讯逼供罪本罪的被害人,也是以双重角色的身份出现的。在刑讯逼供罪本罪的语境中,作为原生罪主体的 “ 犯罪嫌疑人 ” 这一特定的身份既可能昭示着其可能面对的一种未然的法律责任,同时从程序法的意义上来看,这一身份也暗含着因身份而有的权利。因此,他不但是刑讯逼供罪本罪的被害人,因而要接受罪刑法定原则在刑讯逼供罪本罪中的社会保护机能,同时也要作为原生罪的“犯罪嫌疑人”而接受罪刑法定原则在原生罪中的人权保障机能。在这里就呈现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讯逼供罪本罪中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作为原生罪中的人权保障机能指向同一接受者的现象,从而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在此得以实质的统一。

   最后,对于原生罪的犯罪对象——原生罪的被害人来讲则主要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保护机能。保护被害人权利是国家刑罚权存在的根据之一,它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被害人虽然也是个人,但它是首先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的,当犯罪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权利时,实际上是侵害了社会整体,因而具有了社会危害性。刑法通过惩罚犯罪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应当属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之内容。

   因此,由于在大语境中的刑讯逼供罪事实上存在着刑讯逼供罪本罪和原生罪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纠缠和递进式发展,造成不同阶段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之间角色的跳跃式转换。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使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从不同侧面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机能进行全方位、细致地把握。特殊性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是在一个不显为人知的位置,以不显为人知的视野,淋漓尽致的展示一般性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意义。特殊性没有否定一般性,相反,特殊性使得一般性因其内涵不断延伸得以升华。特殊性使其和一般性之间产生距离,但距离不是远离,更不是脱离和背离。距离产生观察,使人类对一般性的认识走向精确和深刻。所以,刑讯逼供罪特殊语境所产生的特殊的多层次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交叉和重合不但没有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社会机能冲突,反倒从原生罪和刑讯逼供罪本罪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罪刑关系的递进层次中印证了在宪政意义上,社会契约论对于罪刑法定原则所起到的理论支撑作用。因为不论是对原生罪中犯罪主体——“犯罪嫌疑人”的社会保护机能同人权保护机能的同一性也好,对刑讯逼供罪本罪的犯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 的社会保护机能同人权保护机能的同一性也好,都集中体现了社会契约论在赋予罪刑法定原则在行使国家刑罚权进行社会保护和限制国家刑罚权进行人权保障的对立统一关系。

  

   四、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机能在刑讯逼供罪中的价值取向

   (一)刑讯逼供罪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话语权争夺

   “法律的任务就是在努力尊重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根本制度之间保持平衡。对这个问题的立法决策应当事先经过充分讨论,然后再以稳健的方式作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产生对某些法律的不合理性视而不见的现象。这些法令可能根本达不到自己的预定目的,或者将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为实现其造福于社会目的而过分牺牲个人利益的后果。”

   一般认为,权利保障与犯罪控制是刑事法中冲突着的两种基本理念。因为,刑事诉讼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机关与被追究者之间关于追究与反追究的激烈对抗,利益之轩轾决定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如果要强调控制犯罪就要给予国家权力较多的职权自由,而要张扬权利就需对国家权力进行较多的规限。

   由于在刑讯逼供罪的特定语境中同样存在着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机能的价值冲突,即权力和权利的纠缠与角力,更由于在大语境中的刑讯逼供罪存在的刑讯逼供罪本罪和原生罪事实上的共生关系,三重当事人之间的多重角色的不断转换的存在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在刑讯逼供罪中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价值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若单纯突出对原生罪受害人的社会保护机能,就必然要对“犯罪嫌疑人” 的人权保护机能进行压制,那就会使刑讯逼供行为找到现实的存在的合理性依据。若单纯突出对刑讯逼供罪本罪的社会保护机能(这种社会保护机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是原生罪中犯罪主体即作为刑讯逼供罪犯罪对象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机能),即突出对刑讯逼供罪本罪的犯罪对象的保护,又会使得对原生罪的受害人的社会保护机能和对刑讯逼供罪本罪犯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人权保障机能同时受到挤压。因此选择何种价值定位,如何厘定其中的错综关系就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集中体现为在社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优先上,权力话语与权利话语的相互争夺与角力。

   权力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曾显赫一时,无所不能,并且仍在许多场合锋芒毕露的强势话语。从刑法的社会保护的角度来讲,为了维护统治有效性的 “ 集体表象 ” ,国家就要必须以刑事司法的表面强悍来掩饰其底气的不足。从这一意义上说,惩罚的客体到底是谁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必须惩罚,权力只要捕获了犯罪的对象,刑事司法实际上就大功告成了,国家要做的就只是把他摆在权力的祭坛上,它需要制造剥夺犯罪者生命和财产的仪式(庆典!),使所有的人噤若寒蝉。 用以彰示国家无所不能的社会控制能力。因此,基于社会保护方面的原因,以发现案件真实来实现实质正义,就成了权力话语的必然要求。

   而权利理论则是现代法律的基本叙事 (narrative) ,这种叙事之所以成为法律的 " 元叙事 " ,其原因就在于: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尽管必不可少,但它必须囿于权利规则的范围之内实施才具有正当性,权利的话语和技术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抵消权力的内在支配性。 从刑法的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讲,刑事司法权是一种公权力,其在行使过程中对权力的相对人具有诸多的约束和控制,对公民个人权益保障来说是一种 “ 危险的权力 ” ,其行使不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将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有时是一种不可弥补的伤害,如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名誉的侵犯、人格的损害等。因此,刑事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和制约。基于人权保障方面的原因,即便是对原生罪的犯罪嫌疑人施以肉刑或变相肉刑因而沦为刑讯逼供罪主体的司法工作人员也应对其呵护有加。因此,以恪守正当程序理念来实现形式正义,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就成了权利话语的应有之意。

   (二)刑讯逼供罪中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的价值取向

   法律既是一种规则,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定价值观念的反应,受一定价值观的支配,为实现相应的价值目标服务。庞德曾言:“即使是最粗早的、最草率的或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对价值准则的论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却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 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机能在刑讯逼供罪中的价值定位无疑也应是刑法立法者和司法者必须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差异,各国在刑事法价值的取向和配置上各有不同。尽管如此,由于现代性法律的叙事逻辑是一种权利理论,所以权利保障的价值不断得到提升是刑事法的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英国学者诺齐克曾提出极为著名的“最小国家” ( the minimal state ) 原则,集中体现了“个人权利至上”理论以及蕴含于其间的有关个人和个人权利之正当性乃是先定的道德假设,一如他所言,“个人拥有权力。……这些权利如此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并且从逻辑上讲,在“最小国家”原则下,个人行为应当且唯一能够遵循的道德准则,只能是立基与“个人权利至上”这项大的原则的“权利”原则。 而美国学者托夫勒则认为,世界上既存的秩序有两种,即“社会必要秩序”和“剩余秩序”,其中后者是专为当权者谋利益的滥用秩序,它无益于社会。 因此,现代刑法所保护之秩序,应该是“社会必要秩序”,并摒弃“剩余秩序”,以秩序的最小化去换取公民自由权利的最大化。 唯其如此,才符合刑法作为最后法的谦抑性要求。随着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及其保障地位将日益显赫。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当向个人倾斜,个人本位在当代中国应当具有起主导地位和现实意义。有学者甚至断言:“法律一日为人类社会之规范,则可以断言,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必有其一日之存在。”

   随着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日益受到肯定,中国进入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以“权利限制权力”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正如有学者指出:权利本位论的理论意义不在于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法学体系,而在于它的分析时时蕴含着一种精神——一种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民主精神。权利本位论的命题已经超出了它的法律含义,它表明的是人作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体摆脱了对外界物的依附,而作为理性动物的存在物。权利本位作为一个命题,它标志着个体在社会中的自主地位并非完全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一种对应然的期待,而是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基础上形成的可证实的具体命题。 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机能在刑讯逼供罪中的价值冲突中,即权力和权利的纠缠与角力中,强调对本罪犯罪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性也应是罪刑法定原则逻辑上必然的蕴含和体现。其原因如下:

   首先,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原因上来看。

“现代刑法学所承认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据,就是应该归结于英国的《大宪章》的思想,即国家明确的以罪刑法定主义来保障人们享有权利自由的不可侵犯性,现代刑法学者几乎无一例外的承认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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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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