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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九十年代的思想裂变

————“当代思想史”片断

更新时间:2015-03-10 21:25:00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则中国或许会避免激进主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快得多";认为"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等等(注:转引自《报刊文摘》1996年5 月2日《警惕反历史主义思潮》,《报刊文摘》1996年3月18日《正确认识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二文。)。历史上的确充满了偶然事变。但这一命题不一定意味着后来人的假设才是人间正道。

   在更广阔的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的日益繁荣也为商品化、世俗化的后现代主义流行营造了适宜的气候。正如旷新年在《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粘附了庞杂众多、纷乱无序、既相互敌对、又充满共谋的不同语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蒙昧状态,它给予我们一种'众声喧哗','扑朔迷离'的感觉"。"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作为大众文化的港台流行歌曲、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带有'走私'的性质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就以消费性和娱乐性在后现代主义对启蒙主义和主流话语的双重挑战中暖昧而又堂堂地正式出场了,并且在一场全民性的卡拉OK中完成了九十年代巨大的文化转型。""大众文化为社会叙述提供了丰富的能指:大款/白领阶层/工薪阶层/外来妹/打工妹/下岗女工/民工……。差异性代替阶级对抗形成了一种亲和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以电视、报纸为主要媒体的大众文化给予我们一种从心到身的深度抚慰"(注:见《读书》 1997 年第2 期。)。一份关于《广州市初中学生文化探讨》的调查报告在评述广州初中生的文化特质时,也指出了"多向交汇的价值观念"、"追求实惠的人生理想"、"对港台浅层文化认同较强"和"道德观念取向杂糅"等现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后现代主义的狂欢节消解了世纪末人的信仰危机,功不可没。同时,它不是也常常导致了"主体的放荡和疯狂"(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吗? 它不是也导致了主体的破碎与庸俗化倾向吗?

   中国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有自己的特色:商品化、世俗化大潮的高涨继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再一次猛烈冲击了"假正经"、"伪崇高"的"土围子";"红墙文学"、"知青文化"(从电视连续剧《孽债》、《年轮》到"知青酒家"、"知青老照片")、"样板戏重演"显示了当代中国人"怀旧情绪"与"历史记忆"的根深蒂固;"京剧热"、"《易》经热"、"气功热",是"国粹"命不该绝的象征;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张元导演的电影走向世界,也意味着中国电影乃至中国平民生活富于人类意义;"留学生文学"是当代中国学子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苦斗的心态证明;"打工妹文学"则是当代青年在城乡文化的夹击中挣扎的心声写照……匆匆一瞥,我们会感悟许多文化的奥秘:中国的大众文化,并不只是粗俗、肤浅的同义语。当代中国人生存的不易、当代中国人记忆中的苦难,不可避免地在当代大众文化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许,这正是"知青文化热"的内涵绝难被"狂欢"二字所概括的症结所在;是《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电影和《反右派始末》(叶永烈著)之类历史纪实、《白鹿原》之类小说命运多舛的关节所在;也是90年代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不同于港台乃至西方大众文化的特质所在。如果这样思考可以成立,那么,就因为中国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就匆匆忙忙宣布了精英话语的终结,似乎中国也跨入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是否过于武断了呢?

   事实上,正是在大众文化高歌猛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大谈"后学"之时,中国大陆的精英文化也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理性审视与批判。这种审视与批判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文学家发起,持续数年,影响广及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兴起于1993年--正是商品化、世俗化大潮再度高涨、"后现代主义"理论风靡一时、"王朔热"也又一次盛行之际。讨论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们由对世俗化大潮的批判而追问人文精神的价值,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显示了精英文化难以被大众文化消解的精神性、批判性。这次讨论的一个理论成果是关于"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的研究。"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人之一陈思和于1994年发表的两篇宏论《民间的沉浮》、《民间的还原》在开拓了文学史研究新格局的同时也触及到民间文化的社会意义:"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同时,它也有某些"藏污纳垢"的形态(注:陈思和:《民间的浮沉》, 载《上海文学 》1994年第1期。)。这样的思考既不同于民粹主义的理想, 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狂欢节的格调,而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的研究相近。许纪霖也在《崇高与优美》一文中论述了市民社会"不再关心与个人利益无关的形而上的'主义'",而"更注重个人的实际生活"的文化特点,同时也指出:"市民的情趣并非必然是'优美的',它可以很平庸,很枯乏,甚至恶俗"。因此,"话语的颠覆也不一定意味着新话语的诞生。……如今所呈现的更多的倒是一种仿'优美'的肤浅文字, 无文化的平庸叙述。 "(注:见《上海文学》1995年第12期、第10期。)在这样的批判中,他指出了大众文化繁荣下面的危机。徐友渔也在《民间社会和文化问题》中倡导"应该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他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和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知识分子心态和对文化时局看法的不同"的地域差别现象:"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观点的分野也有地域差异在起作用:京城的文化人易于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倾余毒,而商品经济更发达的南方对俗文化、拜金主义的丑恶现象会观察更多,感受更深。"因此,"纯粹站在精神、文化价值立场进行批判从来都是站得住脚的。"(注:见《上海文学》1995年第12期、第10期。)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学者对现实的批判从来都不会停止--无论是对政治上的僵化教条,还是对世俗化中的喧哗与骚动。

   二是作家中超然于大众文化之外的三股思潮--一股是直面下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创作思潮,也可看作是当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梁晓声的小说《翟子卿》、《激杀》、大散文《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李佩甫的小说《学习微笑》,毕淑敏的小说《红处方》,方方的小说《定数》,李锐的小说《黑白》,鬼子的小说《被雨淋湿的河》,陈建功的小说《耍叉》等篇都是。这批作品或燃烧着为民请命的义愤,或宣泄着难以言传的悲哀,或弥漫着欲说还休的悲凉,都展示了狂欢不起来的另一种人生。另一股是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文化的不朽价值的创作思潮。史铁生的大散文《我与地坛》、《随笔十三》、小说《务虚笔记》,张承志的教史《心灵史》,余秋雨的大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马丽华的大散文《西行阿里》、《灵魂像风》,韩少功的散文《世界》、《性而上的迷失》,张炜的散文《怀疑与信赖》,陆键东的传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散文《学者的晚年》……都是当代人追求信仰、守卫崇高、弘扬正气、超越喧哗的良知的证明。这部分作品或肃穆,或激烈,或绚丽,或朴素,或深沉,或感伤,都与通俗文化的肤浅与俗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示出智慧的魅力、思想的光辉。还有一股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思潮,由一批艺术至上主义者推动。例如作家鲁羊反对"作家平庸化"现象,鄙弃"那种花哨的、纷乱的、同样与心灵无关的假面炫示",主张"将文学活动作为理想、甚至作为幸福之源来看待"(注:见对话录:《文学和它所处的时代》,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10期。)。朱文也相信:"对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修养手段。越写你的目光越明澈,越写你的目光会越具穿透力"(注:林舟:《在期待之中期待--朱文访谈录》,载《花城》1996年第4 期。)。韩东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把小说的全部责任集于自身。""自觉的小说家必须对小说有某种与其说新的不如说更个人化的理解","必须有他的固执己见和坚定不移",为此,他"尤其反对中国文人式的玩世不恭。"(注:《小说的理解》,载《作家》1992年第8 期。)陈染也说过:"我始终坚持在主流文学之外的边缘位置上一笔一划地写作。""我的创作的确更多地体现出先锋文学的品质。比如,厌倦重复也无法重复,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创新、背叛与革命,'永远破坏读者已经熟悉的阅读习惯','过犹不及、颠覆文本的秩序'等等。"(注:陈染、萧钢:《另一扇开启的门》,载《花城》1996年第2 期。)这批以写作为宗教、以个性为宗教的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90年代的延伸与发展。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虽然迥异于批判现实或追求人文理想的作家,但在坚持个人立场这一点上,他们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批判者;在笃信艺术至上这一点上,他们造成了自己精致的"象牙之塔"。他们的突出成就也使有关90年代的先锋文学已经衰败的说法不攻自破。

   不妨将上述思潮看作80年代知识精英话语在90年代的回响与延伸--"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精英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的延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8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题材文学"等)的延伸;追问精神价值的文学是80年代理想主义思潮与文化反思思潮的继续;而"个人化写作"则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后浪。当人们努力要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划上一道分界线的时候,他们也不应忘记:90年代是80年代的继续。而那种以为"后新时期"就是后现代主义狂欢节的见解,也显然因忽略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文学界那些向着思想的纵深不断挺进的精英话语而显示了偏狭与肤浅。

   80年代是多元化的年代,90年代也是多元化的年代。多元文化思潮的此起彼伏,彼此激荡,多元文化格局的变动与重组,都要求思想史家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眼光必须深入。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文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不过是多元化文化格局中的一个部分。它在世纪末中国文化产生的复杂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梳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过眼云烟?还是已经融入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

   二、民族主义思潮的意义

   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再掀热潮。

   1993年,就在中国的思想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方兴未艾之时,西方思想界响起了"遏制中国"的呼声。当年,美国战略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预言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各个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成为新的焦点。"这位思想家一面为西方敲响了警钟,一面呼吁"这些文化必须学习共存与共荣。"这篇文章很快由台湾《中国时报》译载,两个月后,又为大陆《参考消息》转载(注:见《参考消息》1993年8月20~26日。 )。这篇文章在中国思想界激起了深远的反响。而对于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来说,1993年秋天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2000年奥运会主办国的最后结果,等于给"申办奥运热"兜头浇了一桶冷水。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事的刺激而反弹起来。思想界对"文明冲突论"的敏感与民间因"申办奥运热"受挫而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汇成了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

   让我们先来看看民间的反应--这反应最集中体现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畅销上。

   《中国可以说不》是几位青年作家宋强、张藏藏、乔边等对冷战后时代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思考。他们都是"文革"后长大的"新生代",都在80年代感受过美国文化的诱惑。然而,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一系列事实使他们"厌烦、反感到了极点"。他们很快由"国际主义者"立场转向了"民族主义者"立场(注:见该书前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我看重这本书的思想史意义--它是"新生代"、"中国意识"再度高涨的一个标志。从"亲美情结"到树立民族自尊心,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转变:它昭示了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根深蒂固;它昭示了"新生代"在商品化、世俗化大潮中忧患意识的猛醒;它还昭示了民间声音的强大力量--书中有一节"中国:民间的觉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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