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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国阶: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困境与变革

更新时间:2005-08-31 02:14:47
作者: 耿国阶  

  即“老师写,学生记,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

  作为“两课”受众的大学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阶段的公共政治课教学中,大学生普遍存在严重的逆反心理。这首先是由于“两课”教育的内容和社会实际严重脱节以及教学的僵化所致。当代大学生的主体并非没有激情,也并不是对政治、社会漠不关心,而是因为教育机制的扭曲产生了逆反心理。假如说在过去比较封闭的社会里这种教育还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的话,那么在今天比较开放的社会里,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多元化了,假如教师不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高质量信息,学生有意无意地把课堂教学内容和从其他管道获得的信息一对比,就容易产生对“两课”教学的逆反心理。其次是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因素决定的,他们正处于“人生的第二次断乳期”,出现心理烦躁郁闷、认识片面肤浅、行为乖张极端等现象是很正常的,在这种背景下,即便伦理、道德、政治的说教完全正确,他们也不容易听进去,何况当下的这种教育内容和方法呢?再次是大学生的就业和学习压力很大,要集中精力突破外语、计算机、专业课,结果一向被视为“副课”的公共政治课被抛到一边,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实际上今天公共政治课教学的困境主要是供求不对路造成的,也就是意识形态教育过度和公共价值教育的不足造成的。

  

  四、变革与选择

  

  要走出目前公共政治课教育的困境就必须有所变革,这是一个共识和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才能分析如何变革才切合“稳定、改革、发展”的需要。本文的分析从变革的程度和变革的节奏两个维度出发。

  在公共政治课问题上,若维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质不变,除了小的修修补补和策略性的调整之外,基本教学内容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就只能走强化教学和学习机制的路。应该说,通过强化教学和学习机制等技术性措施,至少就目前而言,公共政治课教育还是有潜力可以挖掘的,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还是能缓解危机的。这些措施包括:选择和建立高素质的公共政治课教师队伍;根本性的改革教学方式,加大课时,缩减班级,强化多媒体教学和互动教学等;实质内容不变,编选更有说服力的教材和辅助材料等。但这种短期的技术性手段只会取得形式上的效果,表面上暂时缓解公共政治课教育的困境,它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摆脱困境,只是把问题推延到以后。在现阶段的形势下,这种思路实际意义不大,而且后遗症严重,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果能够退一步,那就海阔天空了。所谓“退一步”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上有所放宽,同时强化公共价值教育。这种思路只要采取恰当的实施措施,短期内既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政治课教育的困境问题,也不会在思想上引起大的波动,进而引发政治秩序危机;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立足于解决当前问题,更立足于社会整合模式的转型,能为长远的民主、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公共价值基础。

  有效的变革要辅之以正确的变革节奏。对变革节奏的选择标准应当是既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利于社会稳定,至少不会给社会稳定造成大的、甚至是难以控制的危害。激进的变革节奏看似痛快淋漓,快刀斩乱麻地一次性解决,但容易激化矛盾,而且有限的理性也未必能够保证一次性解决方案的科学性。何况,即使决策者能克服主观上的意识障碍,大多数身在局中的利益相关者一时也难以接受,进而可能导致心理和行为的失衡,这又可能同时伴生思想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所以这是风险程度比较高的一种节奏选择。而渐进的变革节奏正好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能较好地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但它也有可能的弊端,那就是变革的根本意义被当作一种策略(而不是目标)消溶于过程之中,沉溺于枝节性的改变,本末倒置,流于短视、敷衍,最终只剩下了渐进的过程本身,而目标却消失了。这种渐进式枝节型变革从短期效果来看未必差,但会越走越难,终至难以维持。

  如果考虑到要立足长远地根本性解决公共政治课教育的困境,就应当力求适应并促进社会整合模式转轨的需要,逐渐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强化公共价值教育,根本解决意识形态教育过度和公共价值教育匮乏的问题。这对缓解目前的公共政治课教育困境并没有直接而明显的助益,但能够为长远的宪政建设提供有力的公共价值支撑。

  沿着这一思路,可有以下一系列选择:

  1. 实行渐进的根本性变革:内容上逐渐由意识形态教育为主转向公共价值教育为主;变革过程保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适当平衡,先采取短期的技术的解决方案,暂时缓解困境,然后转换为长期的价值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的宪政发展提供公共价值支撑。

  2. 教学方式:变直接的、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教育为间接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教育,即融思想教育于知识学习,融意识形态教育于公共价值教育;强调历史、国情、国策教育和现代公共价值教育;以教育效果为核心的多元化教学方式并用。

  3. 大幅度改革课程设置:分选修课和必修课,允许并严格限制免修;必修课当中,“毛泽东思想概论”可改为“中国近现代史通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可改为“当代中国发展概论(国情与国策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改为“哲学常识与逻辑(包含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训练”,“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改为“当代世界发展概论”,新设置“宪法与宪法精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改为“世界近现代史通论”;选修课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常识”、“政治学常识”、“社会学常识”,设立“法律常识”、“家政”、“恋爱”、“婚姻与家庭”、“心理健康”、“就业指导”、“形势与政策”等课程。

  4. 教师队伍建设:对这些公共课的教师实行单独的激励机制和业绩考核办法,保证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水平,真正调动在职师资的积极性。

  俗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价值教育必然会有滞后效应,我们对此应该有长远眼光,不要因循苟且。困境是对潜在问题的一种宣示,是对我们洞察能力和胆量魄力的一种挑战,也是我们迎头而上、大胆进取的契机和机遇。态度比认识更为重要,态度决定选择。时不我待,与其苟且于现在,不如立足于未来。

  

  【注释】

  [1] 笔者的个人体验以及所阅读的有关调查报告均支持这一点。

  [2] “文革”时期正式的政治教育课程遭到破坏,但现实中思想教育却加强了。

  [3] 参见《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8期。

  [4] 参见康晓光的“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5] 一般说来,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获得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的能力,或者说是在不使用暴力的条件上获得被统治者支持的可能性。合法性危机也就是政治秩序失去被统治者的忠诚。

  [6]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7] 参见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8] 参见叶昌友的“高校‘两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3期。

  [9] 参见单玉的“高校‘两课’教师的职业倦怠分析及其对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10]参见武汉大学丁俊萍的“关于湖北地区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实效性问题的调研报告”。本文参考的其他调查报告还有:童曼、何伊都的“‘两课’教学与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调查分析”,载《广州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6月;李光辉、李志、吴绍琪、宋春宏的“重庆市高校‘两课’教学情况调查及对策研究”,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7卷第3期;黄泽文的“高校‘两课’教育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忻州师范学院‘两课’调查分析与研究”,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2月;王贵农、段进东、平旭、吕立志的“关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两课’教育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胡耀南的“民族院校‘两课’教学现状的调查与思考”,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10月;侯德芳、周华虎的“西南财经大学‘两课’教育教学实效性调研报告”,载《财经科学》2002年12月;杨宗德、刘尔宁、安宝仁、冀德荣的“关于西安市‘两课’及中学政治课调查与思考”,载《唐都学刊》1996年第4期。

  [11]见丁俊萍的“关于湖北地区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实效性问题的调研报告”。

  [12] 因为教师多讲就意味着要更多地备课和有可能更多的政治风险。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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