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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于平实中创新

——记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的治学成就

更新时间:2015-03-10 09:58:36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稍后,北京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第4期(1965.6)刊出了唐兰先生的《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这是唐兰1950年的旧作,1963年应《文史》之约而修订成稿。这两篇都是用力甚深的古文献整理的佳作。两位作者在彼此消息隔绝的情况下进行同样的工作,所用的方法也大致相同,即对以顾氏文房小说为底本的《刘宾客嘉话录》加以校勘、辨伪和辑补,所得的结论又大都相同。罗文的发表早于唐文三年,而作为前辈学者,唐兰于1950年即已写有初稿。现在看来,罗先生对《刘宾客嘉活录》的整理,条理较清楚,所用的方法也较科学。《刘宾客嘉话录》是唐人的一部笔记,史料价值很高,但此书错字、脱句、误倒、窜入的情况相当严重,总计全书记叙人事113条,误窜的竟有60多条,占全书二分之一强。自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一部分冒入的以来,迄无人作过系统的整理。罗先生的工作分为三部分:

   (一)校补:以顾氏本为主,以说郛本、学海类编本为辅,参校《太平广记》、《唐语林》、《唐诗纪事》等书所引,校其讹误,补其脱编。(二)辑佚:凡《太平广记》、《唐语林》等书所引而为今本《嘉话录》所无者,均录出,并校其讹误。(三)考证:考辨其伪,并考辨其所记人事是否真实可信。这是近数十年来对《嘉活录》所作的最有条理也最系统的清理。唐兰先生所作大致相同,但对正文的校证,未及罗文清晰。不过唐文也有为罗文所未及的,如罗文正文中第53节“金凤皇”、第54节“蒋潜”,唐文考出出自《续齐谐记》,罗文则未指出为他书冒入。《嘉话录》中有不少夹入唐刘谏《隋唐嘉话》条文,罗、唐两位均尽可能加以辨析,其中“东方虬”、“洛阳僧”两条,罗文注意到《太平广记》引录,系出自《国史纂异》,唐文则进一步考定此《国史纂异》即《隋唐嘉活》之异名(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程毅中点校本《隋唐嘉话》进一步考定此点)。唐文又有专节考证今本《嘉话录》致误的原因与时间,引宋人《道山清话》及《玉海》艺文类所录《宋两朝艺文志》,谓韦绚原书宋初尚有完整;日抄本,故王说作《唐语林》尚能引及,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三馆被火,书残,借太清楼所藏抄补,而太清楼所藏又为残书,校辑者遂杂取他书以补之,遂致谬滥。这一点也为罗文所未及。我们今天如整理此书,则罗、唐两位先生的成果都应珍视和汲取,他们都是独立研究所得,各有特色,这也是弥足珍贵的。

   又譬如,关于唐代举子行卷与传奇的关系,南宋《云麓漫钞》谓:“唐之举人,先藉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之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近现代学者多据这一记载来说明唐代进士行卷之风促进传奇的繁荣。罗联添先生对这一相沿已久的说法提出质疑,他的《唐代文学史两个问题探讨》一文参照大陆学者吴庚舜的文章(见前),再增举例证,得出明确的结论,认为裴铡《传奇》、牛僧孺《幽怪录》并非投献的温卷,其他流传的传奇作品绝大部分是作者撰于把进士或进入仕途以后,也不是温卷。传奇和温卷实在牵不上关系。罗文刊于1977年12月。1980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唐代进士行卷作了系统的论述。我曾于此前数年见到过程先生的原稿,程先生写作此文约在六七十年代,当然还未能见到罗先生的文章。程先生是看到过吴庚舜的文章的,但他不同意吴文的看法,举出《国史补》及《南部新书》所载元和十年裴度为藩镇派遣的刺客击伤,其仆人王义为保护裴度而以身殉职,这一年,多数进士撰写《王义传》作为行卷。后来我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也引及此事。我现在细审二者的关系,认为罗先生的考述较为合理,唐人举子以传奇行卷,并无直接证明的材料,元和十年举子们所作的《王义传》,也没有一篇传下来,《王义传》是否属于传奇,也还有待于证明。因此,以写作《王义传》来说明传奇行卷,不仅是单文孤证,而且其本身也是难以成立的。

   从《唐代牛李党争始因问题再探讨》一文(1985.12),我们得知台湾文史学界于六七十年代曾对牛李党争的起因与发展有过讨论,也产生过一些论文和专著。大陆方面关于牛李党争的探讨约始于80年代初,起步较晚,且大多集中于理论上的阐发,具体问题的考辨不是大多。我曾在牛李党争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并集中力量对一些具体史实进行考析,于1982年写成《李德裕年谱》一书(齐鲁书社出版,1984.10,712面)。限于条件,我当时还不可能见到台湾学术界的有关论著。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我同意岑仲勉先生的主张,认为不始于元和三年的制科对策之争。我们用的方法与罗先生上述的文章是相同的,即认为,“欲知此次对策究竟是攻击李吉甫还是攻击宦官,最确切的方法是研究策文的内容”。此次对策,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三人,只有皇甫湜文流传下来;因此我与罗先生同样,集中分析了皇甫湜的对策,但所得的结论却有不同。我认为,皇甫湜对策中提至“陛下寝寐思理,宰相忧勤奉国”,并建议皇帝应“日延宰相与论文理”,是肯定宰相,而将批判的的锋芒集中于宦官。罗先生逐项节录了皇甫湜对策的要点,认为策文指斥宦官,措辞最为激烈,但并非集集矢宦官,也讽刺了皇帝、宰相反藩臣将。我的上述观点曾得到大陆一些同行的赞同,我现在还是认为基本论点仍可成立,但觉得罗先生的说法更为全面,可以补充我的不足、至于罗先生从杜牧所作墓志与李珏作神道碑,论证牛僧孺元和三年策文集中指斥李吉甫,我则认为尚可商榷,因二人作碑志时,李德裕已被贬,牛党正得势,时势造成曲文,不足为据。不过,从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我觉得,在互不了解信息、各自独立研究的情况下,倒可以促使研究者发挥各自的特点,使不同的意见给学术界以有益的思考。

   我曾经想过,罗先生论述过的不少问题,后来大陆学者从不同的方面也多作过探索,其间有相同的结论,也可能有分歧的意见,但罗先生的论著仍能给人以有意义的启示,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读他的《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一文,得到了启发。他说他论这些问题,主要目的是期望对问题能“澄其源而清其流”,我觉得这句话颇能道出他的治学的特色,也是他的著作能给人以启示的原因所在。澄其源,就是探寻问题的原始材料究竟如何,应当对原始材料作准确的搜讨与把握,而不应该以后起的或已起过变化的材料当作原始材料。清其流,就是从最初的起因出发,不带任何个人爱好与偏见,把由原始材料生发的种种解释、议论、记载,按照事物的本身发展加以清理,唯有这样,才能对课题的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系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概括,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才会有充实的材料基础,罗先生的文章,大多能追讨问题的起因,从材料的源头加以澄清,由此加以科学的推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于平实中创新。

   譬如在《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一文中,讨论苏轼提出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列举例证,说明自苏辙开始,宋人有张耒、魏了翁、王柏,元代有吴徽,明代有胡应鳞、方以智、归庄,清代有王鸣盛、章学诚、方东树,直至曾国藩,都无不这样说。那末苏轼的“起衰”之说是否有当呢?文章汇辑了李翱《祭史部韩侍郎文》、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以及韩愈卒后朝廷诏书中所说“承八代百家之微”,由此得出结论:“此可证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说法,原其根本,乃出于韩门弟子”,“又见载于唐代官方文书”,则苏轼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实有其根据。应当说,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实在是一个习焉不察的说法,但经他作此“澄源清流”的考查,人们前后的认识就有了深浅的不同,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又如作于1985年的《论唐代古文运动》,从澄其源出发,举出例证,说明唐人运用“古文”一词实不甚普遍,遍检柳宗元全部诗文,也未见“古文”一词;“古文”一词至韩愈始用,但也不多,至于“古文运动”一词,清代以前未曾有过,这一名词是1928年胡适《白话文学史》始用,30年代以后几部文学史著作也就相沿用了起来。由此出发,罗先生对中唐时期韩愈等几个人提倡写作古文,能否称得上是“运动”,甚表怀疑。我认为这是代表罗先生研究韩愈的新见,是很值得继续探讨的。他的这一新见解,正是由于他运用澄源清流方法之所得。

   罗先生著作甚丰,方面又广,我只不过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同行,尝试着作一粗浅的介绍,希望大陆的学者能从他的成就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也希望大陆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也能为台湾学者所认识,促进彼此的交流,为更好地研讨中华文化作出共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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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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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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