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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 徐吉军:关于中国藏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5-03-10 09:26:18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徐吉军  

   一、中国藏书史的概念

   藏书,顾名思义就是收藏图书典籍。它是人类为了阅读、鉴赏、校勘、研究和利用的目的,而进行的收集、典藏、整理图书的活动。

   那么,什么是图书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图书”两字的字源上加以追根溯源。根据《辞源》的解释,“书”字在古代有六种意义:一是记载,写作;二是文字,字体;三是书籍;四是书法;五是书信,尺牍;六是《尚书》的简称。在这六种解释中,与本书有关的是第三种,即书籍。如《论语·先进》:“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书”在古代又有概括载籍的涵义,如司马贞在给《史记·礼书》的“书”字作注时解释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而“图”字,则有以下八种意义:一是计议,谋画;二是设法对付,谋取;三是绘,画;四是所绘的画;五是地图;六是河图的简称;七是法度;八是地方区划名。其中第五种解释与本书有关,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注:“如今司空舆地图也。”另《战国策·燕策三》所说的“图穷匕现”的“图”字也是指地图。

   对“图书”一词的涵义,历代学人多有论述。如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易经·系辞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书籍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简牍帛书。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亢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古文尚书·序》也有这样的话:“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至夏商时期,简书和帛书等更是大量出现。当然,随着书籍的正式产生,与之相关的藏书活动也就开始出现了。《墨子·天志下》所说的“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便指此。

   但“藏书”作为一个术语,迟至战国末年才开始出现。如《庄子·天道》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又,《韩非子·喻老》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韩非子·显学》:“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藏书史是一门总结中国历代藏书事业发生、兴起、发展、繁荣、鼎盛及其转型的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研究中国藏书的历史,有助于加深入们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全面认识。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在其早年所著的《江苏藏书家史略》一书的序中曾说道:“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1]

   二、中国藏书的四大系统

   中国的藏书系统,大致可以分为公藏和私藏两部分。其中公藏包括皇家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地方政府藏书;私藏是指私家藏书。此外,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书院和寺观藏书。

   (一)官府藏书

   官府藏书也称公家藏书,因属于官府或公家所有,故名。它又可细分为皇室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各地方政府藏书三个部分。其中,皇室藏书是皇宫内专门收藏皇帝御笔御札及供皇室成员阅读使用图书的处所;中央政府藏书主要包括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三馆藏书和秘阁藏书;地方政府藏书,则是各州、府、县等地方政府官署内收藏的供官员阅读使用书籍的处所。

   中国官府藏书始于夏商时期,那时已有类似管理图书的官员。至西周时期,中国官府藏书系统已渐趋完备。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官府藏书管理制度已具雏形,出现了真正的官藏机构;同时官府藏书也得到了一定的利用。

   西汉建立后,历代统治者广开献书之路,并建“藏书之策”,进一步完善了官府藏书机构。其时,官府藏书分宫廷的内书和中央政府的外书。其中,内书又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等;外书则有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之藏。

   东汉时期的官藏事业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其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最高机构——秘书监,正式列入国家的职官系列。皇室及中央政府的藏书机构主要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七大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由于历朝统治者大都比较重视对图书的搜求和典藏,社会生产和文化发展的进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这一时期的藏书事业在总体上仍比秦汉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官府藏书的数量比汉代大大增加,如梁武帝带到江陵的书籍就达七万卷(一说十万卷)之巨;二是藏书管理机构较前代要完善,如魏有秘书监、中外三阁,蜀、吴均有东观,而南北朝时的秘书监制度已趋于成熟。晋武帝时设秘书郎四人,分别负责经、史、子、集四部。随着官藏图书的增多和图书形态的变化,不少政权还对国家藏书进行了整理,从而诞生了一批像《中经》、《中经新簿》、《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天监四年四部书目》、《七录》、《七志》、《晋元帝四部书目》、《秘阁四部录》、《综理众经目录》等一批有影响的、有价值的目录学著作。

   唐代官府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当时除秘书监统管全面的工作外,参予国家藏书管理的还有弘文馆、崇贤馆、司经局、史馆、翰林学士院、集贤院等机构。这些机构除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搜集外,还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校书活动,建立了图书典藏和利用制度。

   宋代的官府藏书可分为皇室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各地方政府藏书三部分,与之相应,宋代官府藏书还建有一套体制健全的藏书机构。皇室藏书有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翰林御书院和玉宸殿等;中央政府机构藏书除昭文馆、集贤馆、史馆三馆和秘阁藏书外,还有国子监、舍人院、御史台、司天监等的藏书;地方官府藏书则包括两个方面的藏书,一是路州(府军监)、县行政管理机构,二是州府、县府官办的学校。统治者为了充实这些官府机构的藏书,曾制定了多项求书措施,千方百计搜集图书典籍,并组织官员对这些图书进行整理和校勘。其时官府藏书的保管措施也已非常完备,以馆阁藏书的防火措施为例,一是新省围墙外留空地,充作巡道;二是省内专设有“潜火司”,备有灭火器材及设施;三是严格实行火禁。在图书防潮方面,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要举行曝书会。此外,还设有图书专职保管和宿值制度。

   明代由于太祖、成祖及宣宗等的重视藏书,广事搜求,故皇家藏书极一时之盛。皇家的文渊阁、皇史宬的藏书琳琅满目。除了皇家内府藏书外,其时中央机构各部院、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等也都收藏有数量或多或少的书籍。

   清代虽未设有专门的官藏机构,但在内府皇帝休憩办公之处如文渊阁、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薰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藏书,而乾隆皇帝为分藏《四库全书》所建的南北七阁,其规模和布点堪称是官藏之最。此外,翰林院、国子监等中央政府机构及各省、府、县地方政府机构也往往附设有藏书处。

   (二)私家藏书

   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比公家藏书的历史要迟一点,学术界一般将其追溯到春秋战国,其时据《韩非子·三难》等篇所载,民间已出现了收藏法家、兵家等著作的现象。孔子、老子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藏书家。

   至秦汉,私家藏书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汉代出现了像西汉河间献王、东汉蔡邕这样收藏颇富的藏书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籍的制作基本由竹木简牍和缣帛书籍过渡到物廉质轻的纸抄本,故此私家藏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藏书家群体的构成和社会藏书风尚也为之一变。藏书已非贵族高官的专利,贫寒之家也出现了藏书的现象。于是,这一时期无论是藏书家的人数还是藏书数量都比汉代大有增加。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相对安定、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平稳的江南,其藏书家的数量在南朝时首次超过北方,并出现了萧绎这样拥书八万卷之巨的大藏书家。在此背景下,这时开始出现了专门用以藏书的书室或书楼及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他们的藏书思想除个别人比较保守外,大多比较开明,能做到供人借抄,与人共读,甚至无私地捐赠给善读者。同时,他们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抄书和贩卖图书为生的专业人员对私家藏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佣书”和“书贩”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无疑使图书的积聚更为方便,从而大大加速了私家藏书的发展规模。

   至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迅速发展期。不仅藏书家的数量远非秦汉时期可比,而且其藏书的数量和质量远在秦汉之上。其时,藏书家还有许多创造,如:唐代藏书家颜师古,在收藏书籍外,还收藏古书画、古器物、书帖等,从而扩大了藏书楼收藏的范围;五代青州藏书家王师范,聚书数千卷,请杨彦询掌管,这是私家藏书聘请专职人员管理藏书的最早记载;五代藏书家和凝,有集百卷,他自篆上板,模印数百部,分送友朋,开藏书家自刻文集之风。……这些都对后世私家藏书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私家藏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藏书风气非常兴盛,藏书活动从北到南延续不断;藏书家、藏书世家大量涌现,并由贵族官僚向平民阶层发展。二是藏书规模大。在宋代五百余名藏书家中,藏书量在万卷以上的就近四百人,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三是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南方的确立,南方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已逐步超过了北方文化,自然其私家藏书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超过了北方,并由此奠定了其后近千年南方藏书发达的局面;四是私家藏书目录的编制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先开题要之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首创解题一体,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独擅版本记载,而郑樵的《校雠录》更是开创了对藏书目录学的研究工作等,从而一扫此前官藏书目一统天下、孤掌难鸣的沉闷局面,极大地改变了私家藏书系统长期以来只有藏书而无学术的简陋形象。由此发端,后之私家藏书编目遂形成制度,书目成果多若繁星,官、私藏书目录形成并驾齐驱、各领风骚的格局[2]。

   明代私人藏书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地步。以藏书家人数而言,其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代,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就有四百二十七人(不含以藏书著称的藩王)。而据现代学者的统计,明代藏书家更是多达七百余人。我们只要略举宋濂青萝山房、叶盛菉竹堂、王世贞小酉山馆、项元汴天籁阁、范钦天一阁、赵琦美脉望馆、祁承爜澹生堂、钱谦益绛云楼……,便可想见当时私家藏书之盛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一些著名藏书家还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提出并总结了一些系统的鉴别古书的经验和庋藏、编目等藏书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内涵。这其中,山阴藏书家祁承爜及其《澹生堂藏书约》更是功不可没。

清代是我国私家藏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它承继明代的遗风,讲求宋元旧刻、明刻精印及精校精抄本,并逐步形成地区的群体。20世纪初杨守敬在《藏书绝句序》中总结说:“其收藏之地,于吴则苏、虞、昆诸剧邑,于浙则嘉、湖、杭、宁、绍诸大郡,大都一出一入,此散彼收,朱玺红坭,灿然罗列。”[3]除苏、浙两地外,北京则是北方藏书家的荟萃之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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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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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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