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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 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更新时间:2015-03-10 09:08:45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吴在庆  

   一

   杜甫与严武的交往与关系,是杜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史书和笔记小说乃至诗话、古今人的论说均多有记载与议论。为了使读者对此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先简略地叙述典籍所记载的杜、严的交往、关系以及前人的主要议论。

   据《旧唐书·杜甫传》:“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1](P5054)所谓的“世旧”,乃如《读杜紥记》引《养一斋诗话》所论:“史称公与武世旧,而武少于公十四岁,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公亲见武之成立,故《八哀》诗云:‘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明友其父也。”[2](P199)杜、严不仅是世交,而且他们也同朝共事过,关系密切。杜甫至德二载在朝任拾遗时有《奉赠严八阁老》诗,诗称给事中严武“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仇兆鳌注引“顾注:武父挺之与公友善,故称武妙年而自称为老夫”。[3](P379)他们间的关系又因房琯而更进一层。房琯任相时,因严武为“名臣子,荐为给事中”。后来因房琯陈涛斜之败及为人所挤等事,房琯罢相,严武“坐琯事贬巴州刺史”。[4](P4484)而房琯罢相时,作为房琯的知己好友,杜“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1](P5054)因被贬的共同命运,严、杜间更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此后杜甫和严武多有诗作往还,在严武两次镇蜀时,两人酬唱往来不断,严武还亲访杜甫草堂,并力邀杜甫入幕府,推荐为节度参谋,以至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且看其中的几首诗及人们的评说。当严武于代宗宝应元年(762)第一次镇蜀奉调入京时,杜甫亦随其离蜀送行,途中有《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黄生说此诗云:“上半叙送别,已觉声嘶喉哽。下半说到别后情事,彼此悬绝,真欲放声大哭。送别诗至此,使人不忍再读”。[3](P916)两人初别后,杜甫又有《九日奉寄严大夫》,末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武即有《巴岭答杜二见忆》,末云:“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杜臆》评云:“读此二诗,见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杀之诬也。”[5](P154)杜甫久有离蜀之想,广德二年(764)春,他欲出峡往荆楚,时闻严武将再镇蜀,遂喜而留待严武,并重回成都投依严武,时有《奉侍严大夫》诗:“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其中洋溢的欣喜与深厚的情谊一读可知。故前人于严、杜交谊多交口称扬,并斥严欲杀杜之说。洪迈《容斋续笔》卷六即谓:“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真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6](P283)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严、杜的交谊情况,但与此相反,还有史籍和笔记小说中也有些关于杜甫酒后失言,忤严武,严武或不以为忤,或中衔之,以致一日欲杀杜甫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并为后人所信的应是《新唐书·杜甫传》的记载:“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4](P5738)《新唐书》之说其实是相信了《云溪友议·严黄门》的有关记载:“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误,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良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乎?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7](P14)《云溪友议》所记多有荒谬不实之处,如果比照其前后的有关记载,其小说家言的编造就更为显然。《唐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云:“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桉。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乃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8](P22)稍后于《云溪友议》的《唐摭言》卷十二记:“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以上所记《唐国史补》为最早,所说已有不合情理之处。《唐摭言》所记乃本于《唐国史补》,然已去掉明显的不合情理之说,但增添了“武色变”一情。值得注意的是处在二书之间的《云溪友议》却又添油加醋,夸大了严、杜间的冲突,使其严重化,其所记的真实性不免大打折扣。更令人诟病的是《新唐书》又在《云溪友议》的基础上坐实了“几不免于虎口”的欲杀杜之说,并编造了戏剧化的情节,以此后人多斥其说之不可信。郭曾炘引刘克庄言:“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又引张上若言:“杜入蜀实以依武,野史所载不尽可据……至‘莫倚善题《鹦鹉赋》’,语盖虑少陵恃才傲物,或造祢生江夏之厄,是杜良箴,亦千古才人韦弦之佩,苦心热肠,正英雄本色,岂可反以罪严乎?”[2](P268-269)关于上面提及的“莫倚善题《鹦鹉赋》”句事,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宝应元年(762)严武初镇成都时,即有《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中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鵕鸃冠。……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句。严武之作本是对杜甫极为友善关心的诗作,却引起有些人“指严为语多刺讥,指公为始终傲岸”。[3](P887)

   对于上述杜、严关系的记载,宋以来学者疑、信皆有。《新唐书》的这一记载仍然为杜诗学者所关注,并且至今仍有信严、杜间存在冲突,严确有欲杀杜的所谓“睚眦”之事者。论者还依杜甫的不少诗作,从不同角度力图证实它,造成似乎确有其事的样子。我们认为严、杜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应该进一步讨论的。为此,我们拟就论者的若干论说,谈谈我们的看法。

  

   二

   有论者认为杜甫《立秋雨院中有作》诗表达自己愧疚之意,“已费清晨谒”指严武清早看望过杜甫;“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一句指严武回去处理军务,而自己获准回家一趟,提出杜甫为什么要表示愧疚?严武为什么要清晨看望杜甫?“礼宽”具体指什么?并引杨伦《杜诗镜铨》中李子德云:“高人入幕落落难堪,触事写之,自有其致”,问:“触事”,触的到底是什么事呢?认为这事就是杜甫酒后失礼,严武怒欲杀之引起的“睚眦”。杜甫愧疚,说明他自知失礼。严武前往宽慰,说明严氏在“睚眦”事发时亦有激烈表现,例如怒至欲杀。

   按,论者的上述解读多有误。其实“清晨谒”并不是严武看望杜甫,而是杜甫清晨到幕府上班,想尽其节度参谋之责。“谒”,此处为晋见义,指卑者或下级晋见尊者或上级。杜甫怎会把严武来看望自己说成“谒”呢?论者将其反倒解读,本来通畅的诗意也就阻塞了。论者对杜甫表示愧疚不清楚,其实这也是明白的,这就是杨伦在“那成长者谋”句下所释的:“言无老谋以佐严公也。”[9](P537)“礼宽”句也没有奥妙,并非所释的好像杜甫做了什么对不起严武的事,而得到严武的宽解。所谓“礼宽”,乃指严武对诗人格外的放宽礼节规矩上的要求,如诗中所说的诗人在幕府院中得以“解衣”、“高枕”等。“归调鼎”并不是严武回去处理军务。“调鼎”,即如仇兆鳌引《汉宫仪》所释:“三台助鼎调味。牛弘食举歌:‘盐梅既济鼎铉调’”。[3](P1170)调鼎、盐梅均乃就宰相言。因此,这两句诗是说:如果主将今后回朝任要职,我也就算尽了酬知之份还是要回去“访旧丘”的。可见,论者以这诗的某些句子来论证杜、严间确实有“睚眦”冲突,这是不足信的。

   为了证明严、杜之间确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对用于证明这观点的杜甫《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诗的某些句子的解读,颇有与诗原意不符之处。如论者释“乌鹊愁银汉,驽骀怕锦幪。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中后二句,认为这简直就是哀求,并引张溍“物色,物之本色,谓得全其闲旷之本色也”。[9](P542)认为这“物色”恐怕不只是指“闲旷之本色”,也指性命。因为“倚梧桐”显系化用自《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而众所周知,庄子是讲“保命”“尽天年”的。因此论者又进而说杜甫是担心往后再有所触犯而遭不测。

   我们认为这一诠释未免将事态看得过于严重了。宋人赵次公云:“言如乌鹊之微,力不任于填河;驽骀之蹇,不足以被锦幪之饰。则所望于故人知己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于梧桐也。[10](P639)明代王嗣奭云:“且如‘乌鹊愁银汉’之难渡;‘驽骀怕锦幪’之拘绊,幸全体面,放使归家而已。”[5](P204)前人的这些解释基本符合诗意,但绝无将“物色”和“倚梧桐”与性命、“保命”、“尽天年”连在一起的意思,而是从“全其闲旷之本色”上着眼的。论者为了全其“睚眦”之说,却别作新解,可惜却远离了诗的原意。这首诗的中心乃在于表明诗人性喜闲旷自适,身体又残病,难于忍受。因此希望严武全其闲旷本性,格外准许其离开幕府,而得以稍能逍遥自适,祛除身心之疲累。这全与怕杀、“保命”无关,何来“遭不测”之恐慌?杜甫诗中的“倚梧桐”,乃取意于庄子的“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庄子这两句出于其《德充符》,是庄子对惠子说的,前面还有这么两句:“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王先谦注云:“成云槁梧夹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识,劳苦精灵,故行则倚树而吟咏,坐则隐几而谈说,形劳心倦,疲怠而瞑”。[11](P37)郭庆藩《庄子集释》所注疏也相同。[12](P101)可见庄子所说的“保命”、“尽天年”还是有所不同的。再则,庄子所讲的是养生意义上的“尽天年”、“保身”,而非“保命”。其《养生主》是这样说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1](P18)所说的“保身”与论者改作的“保命”不同,是与生命受到外来的直接严重威胁而需“保命”的意义不同的。庄子与杜甫所说,决非为了“保命”而发出“哀求”之音。设想杜甫果真受到这一威胁,他也不会说“时放”,而应该说“放我倚梧桐”之类的话。所谓“时放”,即时尔放,放后,还是要回来的。如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巴不得逃之夭夭,还会仅仅要求“时放”吗?

  

   三

   杜甫与严武是“世旧,待遇甚隆”。[1](P5054)但有的论者以杜甫与严武有关的诗中提到礼数问题,如“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等,对比杜甫和高适的关系,认为: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因而杜甫对严武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是不正常的,并以此作为确有杜甫当众失礼,严武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的“睚眦”之事的佐证。

   我们认为即使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那也不能反衬杜甫与严武的礼数相隔为不正常,也不能以此作为俩人存在“睚眦”的佐证。应该承认,杜、严间是有礼数之隔的,这特别在他们为上下级同僚时。但这一礼效相隔在封建官场中,特别在上下级间是通常如此的。在论者所举诗例中,杜甫对年高且官高的高适所以显得亲密与不拘谨,那是因为这些诗作于杜甫上元元年他不在官场,也非时任彭、蜀州刺史的高适的下属或所辖子民,因此关系就较轻松、不拘谨。而上引杜、严间所涉礼数的诗句,都是严武要么是杜甫的父母官,要么是顶头上级时作。在这一处境下,对注重礼法的杜甫来说,他对严武的拘谨与显得“礼数相隔”,实在没有什么太不正常的,不能作为两人存在“睚眦”的佐证,更不必将此夸张到杜甫具有伴严如伴虎隐衷的地步。

杜甫另有《奉赠严八阁老》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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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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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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