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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 曾广开:“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

——傅璇琮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5-03-09 23:49:32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曾广开  

   年少才俊,负笈京华苦追寻

   曾广开:傅先生,您好!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据我所知,您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继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您在青少年时期,是否就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志向呢?

   傅璇琮:说起来话长,从我1951年离开家乡宁波来北京求学,转眼已经57年了。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因为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与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是旧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我父亲年轻时曾在当地教会学校接受过一些基础教育,为养家糊口,后来到南京一家营造公司做小职员。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母亲带着我和三个妹妹,勉强可以度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中学才得以从浙江东阳迁回宁波。由于刚经过战争,校舍破烂不堪,经费严重不足。学校于1946年春季开始恢复招生,我恰好前一年小学毕业,就报考了宁波中学。当时宁波中学是浙江省立中学,具有非常好的教育传统,加上公立学校费用较低,吸引了宁波与周边几县的考生,竞争相当激烈。我有幸考进宁波中学,对我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的国文老师吕漠野很有才华,会写新诗,课也教得好;还有校长钱念文先生,讲授近代历史课,他思想开明,视野广阔,学生深受启发。特别是吕漠野先生常常根据夏丐尊、叶圣陶等主编的《开明少年》杂志的征文活动来安排作文训练,使我的作文提高很快,好几次参加征文投稿,都被采用,发表在《开明少年》上。那时刊物稀少,作为一个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自然非常兴奋,愈来愈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

   曾广开:您少年时期才思敏捷,天分极高。我读过您在中学阶段写的文章,觉得比现在很多高考文科状元要好得多。如果你从事文学创作,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家,可您后来却专注于学术研究。您早年在宁波中学的学习经历,对这一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傅璇琮:我那时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国文,受当时风气影响,喜欢读翻译小说,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自己有时也学着写些小说。当时的开明书店有个规定,就是学生的稿件采用后,不用现金付稿酬,而是寄赠开明书店的购书券。我当时攒了些购书券,去书店购书。看到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立即买下这本400多页的书,一口气读了一遍。尽管我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这部书的内容,但书中优美的叙述、精彩的对话,特别是张居正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的形象,使我深深感动,从此我又对史传文学产生了兴趣,一发现朱东润先生所做的人物传记,就千方百计找来阅读。这对日后从事学术研究也许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我上大学时选择报考中文专业有着直接的影响。

   曾广开:我现在重读您二十多岁时所做的文章,仍深为您深厚的学术功底所折服。您在清华、北大读书期间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传统国学研究的学术训练,这对您后来的研究工作一定有很大帮助。您的经历和体会,对我们这些后学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我是195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众所周知,民国以来,清华研究院相继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执教,开创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新风气。当时的清华,是每一个学子向往的地方。我在清华中文系读了一年,由诗人陈梦家先生教语言文字概论,李广田先生教文艺学引论,王瑶先生教国文,几位先生的风采至今还时常在脑海中浮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变成单一的工科大学,北大为文理科综合大学。这样一来,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又转到北大学习。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汇集了国内众多一流的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如从清华来的吴组缃、浦江清、王瑶、冯钟芸、郭良夫等先生,从燕京大学来的高名凯、林庚、林焘等先生,从中山大学来的王力、岑麒祥、袁家骅等先生,加上原来北大的杨晦、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等先生,一时间名家荟萃,几乎每一门基础课都由国内顶尖的学者执教。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先生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浦江清先生讲授宋金元明清文学,王瑶先生讲授“五四”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与现在的本科教学相比,那时的课程比较少,但“中国文学史”分量很重,每周六节课,整整上四年。那时的高年级学生,常常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事一些学术课题的研究,尤其是参加一些有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耳濡目染地受到大师们学术的沾溉,开始进行科研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

   曾广开:傅先生,您后来在北大留校做助教,主要是协助浦江清先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辅导工作,虽说您跟随浦先生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您对古典文学的认识,以及您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您后来对文学史的看法,似乎都受到浦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傅璇琮:清华、北大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有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家。而且大多没有门户之见,希望学生能够兼收并蓄,取众家之所长。但由于每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性情、趣味、志向不同,会对某一位大师情有独钟,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地接受其影响。比较而言,我在治学上偏重文史互证的路子,一直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进行研究,从远祧陈寅恪、闻一多的学术传统的角度来看,我更多地接受了浦先生影响。但由于浦先生性格洒脱,颇有魏晋之际的名士风范,我却比较内向,沉默寡语,与浦先生的不拘小节、任性自然有所不同,很难亦步亦趋地规模浦先生行事的风格。记得我刚留校时,去请教浦先生:“当年您在清华给陈寅恪先生当助教时是如何向他学习的?”不料浦先生说:“陈先生学问太高,我们不敢学,那时还是我们一些年轻助教一起谈学问,其实也就是谈谈最近读了什么书,这部书写得怎么样,看过了就互相议论,没有看过就回头赶快找来补上。”这番话我当时印象深刻,觉得应该完全照着做,于是就和教研室的几个年轻助教、研究生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如今回想起来,自己没有完全理解浦先生的话中深意,如果自己勤奋努力,向老师请教真正的学术问题,老师怎么会吝于赐教呢?当然,我那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特点,除了努力向浦先生学习外,尽量吸收几位授业师长的长处。

   游先生是楚辞研究的权威,他二十几岁时做的《楚辞概论》,就被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列入参考书目中。无论是他的楚辞研究,还是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白居易和清代戏曲家洪昇的研究,都具有实证的严谨之风。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所体现的对研究资料的广搜博采,以及通过探幽发微的考证彰显出透辟的见解,这一直是我努力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林庚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是名著一时的诗人,他的学术研究既有颇见功力的文史考辩,又有充满诗人气质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尤其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代诗风。林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是“盛唐气象”。他的楚辞研究也颇有心得。我一直主张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文学,强调从整体出发进行“群体”研究,特别是我认为学术论文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平静的描述,而是要体现作者内在的情感与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提倡的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我自觉地接受了林庚先生的影响。浦江清先生是吴宓先生的弟子,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同时精通国学与哲学,曾在清华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他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如《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等,多有创见。其后又受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是成绩卓著。从他的《中古文学史论集》、《陶渊明集》和有关魏晋文学的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献功底,而且可以感受到他视野的广阔,注重历史文化与文学互动联系,这也是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有意倡导的新的研究思想的体现。

   从1951年秋季进入清华学习,到1958年春季离开北大,这七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如果没有前辈学者的教导,很难想象我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采铜于山,千辛万苦唯自知

   曾广开:傅先生,您从大学读书期间,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1958年初,您被迫离开北京大学,来到商务印书馆,随即转入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请问您是如何转型的?

   傅璇琮:1955年上半年,文艺界开始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据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个重要据点。因为我有本译著《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想在那里出,曾与上海新夏艺出版社联系过,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北大党委立刻派人找我进行严肃的谈话,并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大概最后发现我仅仅是个普通学生,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没有任何往来,就不了了之。

   1957年,在所谓“反右”运动开始前,北大的几个青年教师筹划创办一个《当代英雄》的刊物,主持人是乐黛云,她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由于她是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又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的儿媳,著名学者汤一介的夫人,所以颇有号召力。加上参加者多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裴斐、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施于力和谭令仰等,大家平时在一起谈论学问,关系融洽,我自然乐于参加。哪里知道,“反右”运动一开始,许多平时喜欢提意见的人就在劫难逃。我平时不爱讲话,是典型的书呆子,从没有得罪过人,按当时的政策,顶多也就是“白专”典型,有点“右倾”。可能是学校要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标,就四处搜寻可以定为“右派”的目标。所以,尽管我们的刊物还没有出版,由于筹办“同人刊物”犯了大忌,一个现成的“反革命小集团”很快浮出水面,于是在1958年元月,8个人同时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曾广开:这次运动,波及面很大,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国家因此伤了元气。当时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被关押或遣返原籍监督劳动改造,象您这样仅仅是被逐出北大,还安排工作,大概就是为了体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吧。

   傅璇琮:我属于那种外表温和、骨子里倔强的人,由于平时言语不多,不喜欢随便议论时政,批评他人,因而才得以从轻发落,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8年2月,我离开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吴泽炎先生当时是编辑室主任,让我根据云龙旧编重新编辑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我当时年仅26岁,被带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没有任何前途,因而情绪失落、忧郁是难免的。吴泽炎先生让我整理《越缦堂日记》,本意是让我收收心,不要一直沉陷在痛苦失望之中。我开始也是借古籍的阅读整理排遣忧愁,渐渐地沉迷其中,忘却了自己的“罪人”身份。我记得当时住在集体宿舍,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满院的牡丹花、月季花,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李慈铭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览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关键处夹入字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曾广开:政治上的不幸,让您较早成熟起来,把献身学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您此时遭受的磨难,以及后来在“十年动乱”中遭受重重打击,都没有把您压垮,反而更坚定了您献身学术的志向。不由让人想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感叹:“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

傅璇琮: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年,随即调入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部工作,一边从事历史文献的校勘整理,一边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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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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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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