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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 曾广开:“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

——傅璇琮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5-03-09 23:49:32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曾广开  

   曾广开: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后,您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您早期的学术实践来看,偏重于文献整理和文史考据,这是您为避开现实政治的影响有意为之,还是因编辑工作影响所致?

   傅璇琮: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在北大读书、工作时,学习过一些新的文艺理论,我还翻译过前苏联的《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也关注一些学者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古代文学的现状。但由于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文艺界历来是运动的重点,“民无所措手足”,只能离得远一些。我一直仰慕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这些对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自然不会跟着潮流走,简单地去给一些古代的作家、作品贴上现实主义的或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而是比较自觉地选择走实证的路子来做学问。另外,我在中华书局主要是编辑古代文史类的典籍,在古籍的校勘、整理方面,传统的考据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浙东学派实学的方法必须有所突破,但浙派实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应该继承发扬。

   曾广开:1964年,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出版,同时还完成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您能谈谈当时的构想和选题的原委吗?

   傅璇琮:1959年,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相继接到两部书稿,一是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一是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让我负责这两部书的编辑。我因此受到启发,觉得应该编一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丛书,每一种书,凡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文字、典故的诠释,包括各种不同甚至互有争议的意见,都尽可能加以辑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系统的材料。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我的想法得到了编辑部的肯定,于是按照我的设想,将陈友琴先生的著作编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著作为《陆游卷》。编辑部又编著《李白卷》、《杜甫卷》,同时约请人编《陶渊明卷》、《柳宗元卷》;我自己一直对宋诗感兴趣,就编了《杨万里范成大卷》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

   曾广开:这是您对《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典籍体例的继承与创新,针对某个作家或某个课题,采用一网打尽的方式汇集所有的文献资料,的确达到了一编在手,纵览无余的效果。我注意到这样的情况:由于这套丛书的影响,以后别集的整理,开始尽可能附录有关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等内容。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也随即得到了提高。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从中受益匪浅。如同门学长莫励锋教授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依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提供的线索,不仅节约了时间,从中也得到许多启示,深化了研究。

   傅璇琮:建国以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以论代史,很多人不注意材料的收集整。实际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必须从收集材料开始,而对材料的种种考辩,就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这种“采铜于山”的原创性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手工的方式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去收集,十分辛苦。如今,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已经方便了许多,但由于受现实社会中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许多人急功近利,不愿意做艰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以今天类似这样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也还是不多。

   曾广开:您的看法,对消除经济大潮冲击造成的浮躁学风的确是一剂良药。

   “精审密察”,踵武前贤成果硕

   曾广开:“十年动乱”期间,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被逐出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放逐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您当时也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是什么信念支撑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呢?

   傅璇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我虽已免除“右派”的帽子,但仍受到冲击。后来我被安置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种种非人折磨,至今忆及仍心有余悸。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的折磨、生活的困顿,而是剥夺了你读书的权利,让你对人生甚至对生命失去信心,精神上遭受更大的折磨。好不容易等到1974年,我才离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当时负责《宋史》点校本的编辑。七年多的时间,就在动乱中被耗掉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局势,普通百姓一时难以看明白。但人们一直保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共产党。所以,我也坚信,共产党不会割断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总要有人来做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尽管环境是如此的险恶,我还是找机会读读书,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等待时局的好转。

   作为《宋史》的责任编辑,我细致地通读了《宋史》。这对我日后主编《全宋诗》,应该说有很大帮助。特别是阅读历史文献,使我加深了对传统的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的理解,认为文学研究也应该是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或文化史的批评。

   曾广开:1978年底,您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这是您的第一部专著,它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什么样的认识?

   傅璇琮:“文化大革命”前,我曾为王仲闻先生点校的《全唐诗》写过一个《点校说明》,这是我涉足唐诗研究领域的开始。通过阅读《全唐诗》,参照文学史的有关论述,我发现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著作缺乏史的叙述,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受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从文学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要研究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具体地说,应该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文学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设想通过编年体的形式来研究和叙述文学史,但要实现这种构想,必须从积累材料着手,先编唐代文学的编年资料,同时为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撰写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开始积极准备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阅读《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文献记载时,不断地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缺漏和错误。这些错误,却一直为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所沿袭。这种情况,使我对作家事迹考辨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并由此搜集了有关的资料,重点考证了肃宗、代宗时期作家的事迹,间或论其创作。我认为,过去对大历时期的研究是不够的,简单地给大历诗风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更是武断的。大体上说,大历诗人可以从地域上划为南北两个风格不同的群体,许多诗人都存有反映现实的诗歌作品,其创作直接开启元和时期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和众多的元和诗人。

   1974年回到北京后,我就集中精力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1978年底完成这部著作,等到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时,已经是1980年元月了。

   曾广开:近来许多评论者从文化学的角度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我认为,尽管您自己也主张“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这部书也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考,您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小作家、注意从地域和群体的角度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均为创见。但这些都不必与文化学攀扯关系。这部书应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文献学专著,书中资料丰富,不仅有许多细密的考订,还详细论述了这批中小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正如钱鍾书先生称赞的那样:“其精审密察,功力更胜于《江西诗派》之仅以渊博出人头地者。”也就是说,您对考据方法的运用已经达到浙派“通贯”的境界,能够用通识的眼光统摄考据。一般说来,学术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或者揭示历史演进的成因。文献学研究重在还原历史真实,其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的品格。不知道您是否认可我这种理解。另外,从学术演进的历程看,我认为这部书具有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其示范作用远远超过了论著本身的研究价值。诚如同门学长蒋寅教授所说,您应该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学者,“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第一代学者早已凋零大半,残存者也是劫后余生,心衰力竭,尚未恢复学术元气。第二代学者大多刚刚起步。这部专著的问世,犹如空谷足音,不仅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局面的到来,更以其上乘的学术品位成为第三、第四代学者效法的典范。

   傅璇琮:我非常钦佩闻一多先生对唐代诗歌所做的艺术分析,希望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传统的同时,能够具有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等的通识,把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传统的治学方法不仅要继承,还要有所突破,才能适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需要。

   曾广开:1984年,您出版了《李德裕年谱》,后来又出版了《李德裕文集校笺》,这两部著作,都是文献学的典范之作。您有意识地通过文献的梳理,逐步解决唐诗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选择研究李德裕,表达了您对中晚唐文学的基本观念。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我在研究中唐诗人的同时,认识到唐朝中后期对时局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的“牛李党争”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则是研究党争的核心人物李德裕。

   唐代的“牛李党争”发生在九世纪的前半叶,也就是唐朝的中后期。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三人都曾任过宰相。两党的一些重要成员,也有的作过宰相,有的担任过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职。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怎样来区分牛党和李党?用什么标准来评判这两党的功过是非?过去,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过一种说法,说牛党重进士科,李党反对进士科而重门第;李党代表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牛党代表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的新兴阶级(《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这一说法过去在史学界很有影响。但这种仅仅以对进士科举的态度来作为划分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标志,在理论上是难以说通的,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材料。进士科唐初就开始实行,到这时已经经历了200年,为什么到这时偏偏发生了牛李两党的争论呢?李德裕固然不是进士出身,但李党的其他重要成员很多是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是隋朝贵族大官僚宰相牛弘之后,李宗闵是唐朝的宗室,论门第都要比李德裕显赫。所谓牛党重进士,李党重门第,这种传统说法看来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已不主张此说。

牛李党争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见的原则分歧。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主要矛盾。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会昌年间他当政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据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就是明显的例子。与此相对立,大和五年(831年)牛僧孺为相时,卢龙节度使李载义被部将杨志诚所驱逐,杨志诚拥兵自立,牛僧孺却是姑息偷安,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宦官主持了好几个皇帝的废立,操纵朝政,并且直接与一些朝臣勾结。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刘稹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了将帅的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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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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