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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

——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

更新时间:2015-03-07 20:44:06
作者: 刘星 (进入专栏)  
在这篇翻译论文中,我们可以读到,1928年狄骥的去世是“法律科学之一大损失”,狄骥“必为现代法律思想之重要关键”。在这位法国学者看来,狄骥的法学理论是颇为重要的,不论他者是想批判还是完全推崇。11 1937年,张季忻翻译了德国法律学者施塔姆勒的《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在这部著述中,施塔姆勒提到了相当一些西方重要的法学理论,并且逐一对其提出了居高临下的批评。12 在民国时期,作为“西方法律思想介绍”的翻译作品,上述一类著述是时常可见的,而这类著述对中国学者理解作为被推崇或被批判的“西方重要法学理论”,是有重要影响的。不难理解,通过西方学者来了解西方学者的“重要”,是学术上简便快捷的方法,而又被许多中国学人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准确操作”。因为,人们容易假定西方学者更为了解西方自己的学术状态。

   除了对“西方学说中的‘选定’”的直接翻译,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种对“选定”具有影响的学术方式,这就是中国评介者的导引叙述。1921年和1923年,方孝岳分别整理翻译了《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一书。这本译著源自1918年的英文版著述《19世纪欧陆法律的发展》13 。在这部译著的中文序言中,作为中国学者,方孝岳自己提到了一些“重要法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比如英国的梅因、德国的萨维尼和祁克,而且对相关的重要法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作出了说明。14 在介绍施塔姆勒法律思想的一篇文章中,丘汉平提到,施塔姆勒“在今日的德意志是推为法界第一巨子了”15 。而张季忻在上述译著《译者序》中也曾提到,施塔姆勒“是世界的有名法律哲学家。世人都公认他为新康德派的领袖”16 。我们知道,评介中包含了一种隐蔽的话语指示,也即评介者对被评介的内容是熟悉的,因而其中“对所谓‘重要’的选定”也就是可以参考的。这之中,当然包含了支撑西方主要权威的“中国辅助权威”。

   自然,民国学者的一些评介,如同翻译一样,其背后另外展现着西方学术的广泛语境。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在方孝岳译著所依据的英文原著中,有三个英语国家学者撰写的序言和导论,其一是威格摩尔(John Wigmore),其二是鲍查德(Edwin Borchard),其三是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三位英语学者叙述了自己对当时的法律思想的看法,不断地指出了19世纪诸如边沁和萨维尼还有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理论的重要价值。17 这些看法,对方孝岳来说很难认为没有影响。威格摩尔和波洛克两位学者在当时的法学语境中还是比较活跃的。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均认为他们在世界法律历史和英国法律历史方面颇有建树。于是,他们的法律评述观点当然可以发挥一定的潜在引导作用。从历史资料看,民国时期法学学者参阅西方诸如威格摩尔等人的原文著述从而确定“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学术运作,并非是少见的。1929年,何世祯就曾根据梅因对分析法学的批评,提出“可以看出分析法学派根子上有错误了”18 。1930年代初期,梅汝璈在讨论《拿破仑法典》制订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对世界影响时,也参考了并且沿用了威格摩尔的观点。19 其次,我们可以注意,方孝岳在译著《序》中摆列着西文参考书目。参考书目至少包括了诸如《世界伟大法学家》这样的“导引”著述。而《世界伟大法学家》一书中就专门提到了近代以来的诸如格劳修斯、霍布斯、普芬道夫、贝卡利亚、边沁、萨维尼、耶林等“重要人物”,以及他们的理论。20 参考书目的“导引”影响,比较类似前面提到的被译原著,其所表现的就是作为背景的西方学术语境的某种隐蔽控制。列出参考书目,在民国法学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举凡具有西学背景的学者著述总会列出相关西文文献。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民国学者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仅仅是西方法学中“选定”的一个简单延续?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无论作为直接表达形式的西方译著,还是作为间接表达的中国学者的导引叙述,以及诸如开列参考书目的方式,其中所包含的总是西方学者的“选定”,而这种西方学者的“选定操作”不仅对一般的中国读者而且对作为翻译评介主体的中国译者和评论者的左右,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理解西方法学的途径之一势必是由“西方选定式的著述”开辟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也就包含了西方学者已经作出的“选定”,或者可以说是西方学者“选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延续。而且,从西方世界的法学发展来看,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一国对他国的“选定模仿”的情形。的确,我们有时容易发觉,“西方重要法学选定在中国”的问题是个“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可能并非那么简单。

   1931年,丘汉平撰写了一篇关于西方法学著作——《法律之故事》——的书评。这一书评提到该书是十分有意思的,因为这一著述的作者希望描述人类古代野蛮的法律是如何逐渐地演变成为“时代合理化的……由人治的渐至法治的;由君主立法至君主守法及人民立法;由人民立法至人民守法”,这在法律历史的描述中,“可以说是有相当的成功”。丘汉平在文章的末尾专门这样说到:不仅仅是我个人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就是当代的比较法大儒韦克摩(即本文提到的威格摩尔)教授也介绍这书是梅因(Maine)《古代法》以后的唯一巨著”。21 然而,丘汉平提到的《法律之故事》作者及其法学理论,在民国时期大体来说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西方法学作者和理论,其明显地不能和分析法学、历史法学、社会法学、新康德法学、新黑格尔法学和后来的纯粹法学等学派的人物以及理论相提并论。这样的例子,在民国时期的法学中,时而可见。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民国法学语境中西方影响”的某种变异,也即民国时期学者似乎有时没有完全依照西方学术路向去“选定”所谓重要的西方法学理论。其实,在前面提到的方孝岳译著的中文序言中,我们也能读到包含某些“中国学者自我选定意识”的文字:狄骥的“‘体大思精’的记录,足证明作者确是现代法律思想界的大人物”,而法国学者查蒙(Joseph Charmont)“那篇具有国际性的文章,更是将光彩直射到现在的人类上……其价值更不待言”22 。方孝岳设想,查蒙也许要比狄骥更加重要,至少是彼此相当的。

   在诸如丘汉平、方孝岳等已受西方潜在语境影响的学者中,我们已能发现“需要变异”的自觉意识。事实上,从总体看,在民国时期法学学者的著述中,我们既能发现大量的“今天已成定论”的西方重要法学人物及其理论,也能发现大量的“后来还有争论”的西方“重要或不重要”法学人物及其理论23 。这种状况表明,民国时期学者的学术视野本身就是十分宽广的,他们时常是在自由地通过自己判断来断定西方法学何种理论是重要的。因此,中国学者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也就自然可能是种并非完全西方化的“选定”。另一方面,这种“选定”的变异是十分正常的,即便是在西方法学中,也都存在这种“选定”的变异,人们都能发现在一国中重要的在他国未必重要,反之亦然24 。于是,就变异而言,我们并不能够发现普遍单一的“中国朝向西方”的学术依附关系。就“批判地树立权威”而言,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术运作是西方学术运作的纯粹模仿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深入的问题:什么因素另外左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西方重要法学”或说西方法学权威在中国的实际定位?

   在自己《译者序》中,张季忻曾经说过,一位中国学者也即吴经熊的学术见解虽然与德国大家施塔姆勒“颇有出入之处”,但是两人治学态度“如出一辙”,施塔姆勒对吴经熊“还是称颂倍至”25 。而施塔姆勒的确说过,吴经熊所讨论的一些法律思想,把“问题论述得非常精妙……把问题根本把握住了,而且独具只眼,精到绝伦”,吴经熊所主张的必须要用心理方法来研究法律的实际部分和经验部分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26 。1928年,吴经熊自己雄心勃勃地说,“作为一名法律哲学家,我更为希望别人依据两个论文对我作出判断,其一是《霍姆斯法官的法律哲学》,其二是《施塔姆勒及其批评者》”,因为,“我的全部哲学可以视为努力协调霍姆斯和施塔姆勒的法律思考”27 。

   在张季忻的提示、施塔姆勒的评价和吴经熊自己颇具雄心的表达的背后,是可以发现一个具体“历史经历”的,而这一“历史经历”,可以为理解前面提到的影响“变异”的因素提供一个思考路向,同时,也使我们能够从侧面理解本文开始提到的当梅汝璈论及“中国缺乏中心思想”时为什么吴经熊认为“这不一定”。

   1920年代初期,在留学时,吴经熊和西方一些学者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和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实现了密切通信交往,和施塔姆勒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并与庞德建立了友好关系。28 这一时期以及稍后,吴经熊用西文撰写了与他们还有卡多佐相关的学术论文,对这些西方学者在赞誉之时也颇多批判。然而,在此重要的是,无论霍姆斯、庞德、卡多佐,还是施塔姆勒,都对吴经熊的论文或者其他著述作出了回应,他们对吴氏的思想或赞同或批评或争执29 。众所周知,当时这些西方学者已是十分重要的法学人物。这些西方学者对吴经熊学术的回应,既有可能是缘于吴经熊在自己的论文中批评了他们的观点,也有可能是缘于他们之间使用的语言是“西方语言”,另有可能是缘于他们之间已经存在了一种“密切的私人关系”。但是,不论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对于我们理解何种另外因素影响中国学者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声名显赫的西方学者地位”、“西方语言”和“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些“原因”的基础上,吴经熊和西方学者的确形成了某种“彼此竞争”的关系。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吴经熊想要努力协调作为西方象征意义的“霍姆斯与施塔姆勒”之间的法律思考,与此相对,被协调的“西方”对象也在反协调,试图征服、推翻作为中国象征意义的吴氏思考。施塔姆勒曾经针对某些吴氏的某些想法委婉地表达过:吴氏是否正确也许是个另外问题,但是“应当予以同情的理解”30 。在这个意义上,从主要方面来看,我们在此所看到的是一种“中国希望批判西方同时西方希望批判中国”的双向运动,不是一种“中国仅仅希望批判西方”的单向运动,而单向的运动,有时的确隐藏着文化上的被殖民,的确隐藏着“试图批判对方等于是在完全树立对方权威”的问题。于是,在此,我们也就看到了一种独特的中西学术对立关系,从而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影响“西方重要法学选定”变异的因素。

   其次,“批评西方观点”、“使用西方语言”和“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些现象事件的相互结合,使吴经熊的原有“民族国家”的学者身份角色发生了重要转换。在此,吴经熊几乎是作为世界法学学术成员出现在当时中国法学学术运作中的。其通过自己私人化的学术行动在民国法学语境中刺激了民国学者发觉自己在身份上是可以和西方学者起座平等的。当吴经熊和这些重要西方学者往来密切的时候,吴氏本人正值青年,即使是正值青年也能和西方的重要法学人物展开对话,而且有来有往,那么,在后来众多民国学者的观察中,西方法学的权威神话也就并非是“有来无往”的。毕竟,世界学术成员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界线几乎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进而言之,不难理解,当一种“双向运动”可以在一些重要学者之间出现的时候,作为双向运动的“对话”本身是可以出现吸引效应的,也即吸引后来的民国学者不仅将视线移向“西方”,而且还要移向“中国”,同时在“中国”发现重要的法学以及法学人物。另一方面,当世界学术成员意识可以伴随学者个体思考的时候,这种意识,可以淡化“中国”与“西方”的身份思想的束缚。这在提醒:在作为西方重要法学对立面的吴氏法学运作中,以及在世界学术成员“身份”上的学术交流中,可以发现针对“西方重要法学”的重新定位,在特定的类似吴经熊的中国学者学术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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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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