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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

更新时间:2015-03-07 00:31:42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永贞是唐顺宗年号,实际是他让位于太子时所补立的年号,时为公元805年。这年正月下旬德宗死,子李诵即位,后称顺宗。他即位就病风瘖,说话、行动不便,他就重用在东宫时所信用的翰林待诏王叔文,来实际主持朝政。王叔文于二月由待诏升为翰林学士,与同为学士的王伾、凌准一起,外廷联结刘禹锡、柳宗元等有识之士,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历史上即称为永贞新政或永贞革新。关于永贞时期的政治措施与王叔文的为人,有些论著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对此还是肯定的。由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史念海先生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明确标出“永贞革新”,与其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并列,认为顺宗即位后重用王叔文等人,在政治上进行了改革(注:《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近一、二十年来,论述永贞新政,以及与之相关的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以及韩愈等著作已经不少,有些还相当深入,如2000年出版的查屏球著《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商务印书馆),胡可先著《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以较新的视角,从南北学风、南北地域的不同来考察永贞新政,很有见识。但现有的论著似忽略一点,即王叔文是翰林学士,他是想发挥唐代翰林学士的特殊职能来进行改革的,那末中唐时翰林学士的发展情况如何;顺宗朝的翰林学士有多少人,其政治表现如何;永贞新政行施不过半年,就遭失败,这与翰林学士的职能、作用有何关系,等等,一般都未论及。

   我于1984年撰成《唐代科举与文学》后,曾在自序中提到唐代的翰林院与翰林学士,认为翰林学士与唐代科举进士、明经,以及地方方镇幕僚,都是研究唐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方面。(注:《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后我为戴伟华先生《唐方镇幕僚文职考》所作的序中,又说及翰林学士,认为唐代翰林学士是以文采名世的政治型知识分子,他们接近于朝政核心,“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注: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幕僚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我觉得,永贞时期以王叔文为代表的翰林学士参预政治,在整个唐代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翰林学士像王叔文那样直接把握朝政,而且大胆提出措施,要把唐朝中央兵权从宦官手中夺过来,但由此也就遭到彻底的失败。这是中庸社会文人参预政治而遭致惨败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也是文人生活与政治联系的一种文化现象。

   为避免重复,本文不拟全面论述永贞一朝的政事,谨就王叔文如何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来参预政事,重点来探讨唐代翰林学士究竟能在中枢机构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所谓参预高层次政治会给文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叔文,《旧唐书》卷135、《新唐书》卷168有传;其事迹又见韩愈《顺宗实录》。比较起来,柳宗元的《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柳宗元集》卷133)、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9)所记较为确切。(注:《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柳、刘与王叔文共同参预新政,柳文作于永贞元年六、七月间,(注:据柳宗元所作这篇志文,王叔文之母刘氏卒于贞元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后“天子使中谒者临问其家”,而后又云“是年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则此文似作于八月。但宪宗于八月庚子(初四日)即位,壬寅(初六日)即下令贬谪王伾、王叔文。柳文不可能作于八月,可能即作于六、七月间,其“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乃预设之词。)此时王叔文虽已失势,但尚未贬谪;刘文作于武宗会昌二年(842),时年七十有一,且距永贞已37年,故对王叔文均不会有所讳避。

   两《唐书》本传及《顺宗实录》都说王叔文为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称“夫人既笄五年,从于北海王府君讳某”。所谓北海,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曾言及“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也就是说这北海人是王叔文自言的,还是唐代借重名门郡望的习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4也说:“此云北海者,举其族望也。”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记王叔文之父曾应明经举及第,授任城尉(任城为今山东济宁)。又云:“今世多难,不克如志,卒以隐终。”可能安史之乱起,即归居山阴,隐居不仕。柳文连其名字也未记,可见王叔文家世确是薄寒的。

   《顺宗实录》称王叔文“以棋入东宫”(卷五),与王伾 “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棋”(卷一)。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也说“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博望苑为汉武帝为其子卫太子所建交接宾客之所(见《汉书》卷63《戾太子刘据传》及注)。这就是说,王叔文虽门第低微,但却因善棋得入于太子宫中。又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称王叔文“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顺宗李诵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柳文说王叔文在太子宫中有十八年,则其入宫当在贞元四年(788)。(注:《柳宗元集》百家注本引孙氏曰,也说“叔文善棋,贞元初,出入东宫,娱侍太子”。)按据柳氏所记,作此文时王叔文为53岁,则当生于玄宗天宝12载(753),其于贞元四年入宫侍侯太子当为36岁,这时太子李诵为28岁。(注:据《旧唐书·顺宗纪》,李诵生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德宗建中元年(781)正月立为皇太子,时年二十。)

   唐玄宗即位之初,即建翰林院,设置翰林待诏,也称翰林供奉。《新唐书·百官志》及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李肇《翰林志》都有所记叙。《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载正月有所记,比较清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4有《翰林》一条,即据两《唐书》,记唐代历朝工艺书画之徒,及僧人、道士、医官、占星等,均入“翰林待诏”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这就是说,当时翰林院有两类人,一是属于文学之士,主要为皇帝起草文书,并陪侍皇帝作诗文唱酬,另一类是书画琴棋等才艺之士及僧道医卜等,也属于宫中陪从的行列。后至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另建学士院,把上述第一类的文士移入学士院,称翰林学士,“专掌内命”;(注:见《新唐书·百官志》一。)第二类人则仍在翰林院,称呼未改。在唐代,其社会声誉和政治待遇,翰林学士是明显高于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但待诏、供奉中仍有出色的人才,如玄宗时著名书法家蔡有邻、韩择木,书写有不少碑文,见宋佚名《宝刻类编》;中唐时书法家唐玄度、韩秀实,见宋陈思《宝刻丛编》;唐玄度还是一位字体专家,于开成时曾据《说文》,勘正古今异体字,覆定九经字样,见《玉海》卷43。大历时江南著名诗人张志和,也曾为翰林待诏,颜真卿《张志和碑》记张年轻时受到肃宗的赏识,“令翰林待诏,授左金卫录事参军”。(注:《颜鲁公文集》卷9。)至于大诗人李白于天宝初在长安入为翰林供奉,已为大家所知。可见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在唐代与翰林学士一起,应是一个有较高层次的文化群体,我们今天不应以其品位低而仍轻视之。

   由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可知王叔文在李诵的太子宫中时间是相当长的,在这18年中,不只是以棋陪侍太子,还“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也就是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所说的“因间隙得言及时事”。太子李诵是很关心时事的,常与左右议论,但王叔文对此却很谨慎。如《顺宗实录》、两《唐书》本传都记有一事:太子曾有一次与诸待读谈论当时的宫市之弊(即宦官利用专权强占市场之利,详后),就表示要向皇帝进言,在座诸人都极赞同,独王叔文不言。事后李诵单独问王叔文为何不表态,王叔文就说:“皇太子之侍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輙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旧唐书》本传)王叔文的这段话是很合乎情理的,在德宗当时对朝臣常有猜忌的情况下,这番话尤有识见。王叔文在东宫虽常与太子议及时政,但正如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所说,“如是者积久,众未之知”,就是说王叔文与太子议及朝政时事,十分谨慎,时间虽久,外界却并不知。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述此事时,把王叔文訾为“诡橘多计”,应当说是出于嫉视偏见。

   王叔文在此时期也注意交结外面一些有识之士。如他较早就注意结识当时任翰林学士的韦执谊。《旧唐书》卷135《韦执谊传》:“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第,召入翰林为学士,年才二十余。”又据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璧记》,韦执谊于德宗贞元元年(785)即入为翰林学士。此年翰林学士共8人,年令最高者为归崇敬,年74,顾少连年45,陆贽年32,其他如吴通微、吴通玄兄弟,吉中孚、张周,当都较陆贽年令为高,而韦执谊则二十岁刚出头,这是中唐时入翰林学士之年令最轻者。不只如此,韦执谊在入院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年,撰写《翰林院故事》,把自开元二十六年建院以来的学士姓名都按入院先后记录下来,这是唐代有关翰林学士第一部系统著作,可见其很有识见。同时,韦执谊也是德宗一朝翰林学士任期最长的一位。据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及岑仲勉《注补》,他于贞元元年入院,贞元十六、七年间因母卒丁忧出院,十九年服阙官吏部郎中,则任翰林学士有十六、七年。

   《旧唐书·韦执谊传》载韦执谊入充学士后,得到德宗皇帝的信赏,“相与唱和歌诗”,并记:“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俄丁母忧。”据此,则韦执谊在贞元十六、七年丁忧出院前就与王叔文“交甚密”了。正因如此,贞元二十一年(即贞元元年)正月下旬顺宗即位,二月韦执谊就因王叔文推荐,任命为宰相,共同行施新政。

   王叔文是很重视翰林学士对朝政的作用的。他在贞元末,德宗将去世前,又设法引进凌准为翰林学士,从而使其成为顺宗时新政的参预者之一。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记凌准“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六日自侍御史充”。又《旧唐书·德宗记》,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上不康。丙子,以浙东观察判官凌准为翰林学士。”再过十几天,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即去世。而至贞元二十年年底,当时在任的翰林学士已有6人,为什么这时又要加进一个呢?这确如《旧唐书》卷135《凌准传》所载,是“王叔文与准有旧,引用为翰林学士”。凌准与王叔文同为浙江人,凌准也家世微薄,(注:《唐书》本传都未记凌准的籍贯,柳宗元《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柳宗元集》卷10)记其为富春人,“以孝悌闻于其乡,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训于乡”。)也是“有旧”的原因。

这里再补记一事。有些论著说王叔文早年曾在江南作一小吏,引述《通鉴》的一段话及胡三省注为证。按《通鉴》卷236曾记窦群在谒见王叔文时,向其进言:“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葢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元人胡三省于此处有注:“叔文本苏州司功,故云然。”按此事《通鉴》所记在永贞元年三月,当时窦群为侍御史,扬言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又往见王叔文,说了上面一段话。据此,则所谓“去岁李实怙恩挟贵”,即指贞元二十年,这时李实正在京兆尹任上,确如《顺宗实录》于永贞元年二月贬词中所谴责的“颇紊朝廷之法,实惟聚敛之臣”,因此新政实施后贬其为通州刺史。窦群以李实的下场来讽喻王叔文。不过若以窦群的话,说那时王叔文只不过为江南一吏,则不合事实。按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记顺宗即位后,王叔文“由苏州司功参军,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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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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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京)2001年.秋之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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