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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新常态”条件下中国国家经济战略分析

更新时间:2015-03-02 16:38:28
作者: 李晓鹏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一点,但也有7.4%,比美国(2.4%)、日本(0%)、欧元区(0.9%)的增速加起来的两倍还多。不仅增速比美国高,而且GDP增加的绝对值也比美国多。但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就坐不住了,说什么中国经济正面临“失速”“断崖式下跌”,吓死人,好像中国经济快要崩溃一样,甚至还开出了各种激进的改革药方,诸如大规模的私有化之类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干脆建议说应该学习俄罗斯,来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这样就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了。

   这些说法,我不敢说他们包藏祸心,起码是非常幼稚的。中国经济现在非常健康,并不值得过分担心。在十八大之前,我在写作《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的时候就预测了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惜以更低的经济增长率来换取低通胀、低房价和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这个改革方向,现在有了一个权威的名字,叫做“新常态”。

   我在书中的原话是这样写的:

   “通货膨胀是资产投机的润滑油或者说是催化剂……会加剧两极分化。

   对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率高几个百分点低几个百分点,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通货膨胀率高几个百分点,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就只有它才真正引发过大问题(注:这里指1989年的动乱,它发生在‘价格闯关’引发的大通胀之后)。

   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迫使我们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目前来看,这个预测变成了现实。前几年经济增长很快,但是社会上的怨气很大,核心原因是什么?就是分配不公平。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多人的收入水平的增加跑不过物价上涨,更跑不过房价上涨。这种增长,它有很大一部分上是一个泡沫,虽然没有严重到日本在1989年、美国在1929年那么危险的程度,但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是必须要痛下决心加以整改的。

   今年春节我过年回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前几年那种“经济增长、人民骂娘”的情况有了极大的好转,具体表现就是:物价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

   第一条新闻是家里的老人讲的,就是今年啥东西都便宜了。前几年过年猪肉要15、16块钱一斤,现在只要10块钱一斤了。蔬菜什么的也便宜了。家里的长辈们都觉得很开心。还有就是过年家里老老少少团聚的时候,不讨论房价了,不讨论年轻人有没有买房了。因为房价不涨了,还有点微跌,没有买房的年轻人压力也没那么大,不用成天担心工资上涨赶不上房价了。

   然后是第二条新闻,是凤凰网报道的,习近平的画像在农村地区的年画市场上变得很畅销,仅次于毛主席画像。

   把这两个情况结合起来看,中国物价稳定、人心稳定,底层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正在创出阶段性的新高。同时,经济在正常发展,增速在大国中稳居第一。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搞什么大改革、大刺激,完全可以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往前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核心不是说从8%的增长下降7%,这个一两个百分点的波动,不是关键。关键是CPI从3%以上降到了1%以内,尤其是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米面油菜,还有住房价格,稳定了。由于一系列的反腐败,社会收入公平程度大幅度的好转,经济增长的好处被更广泛的人民享有了。这个基础打好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快一点慢一点,并不值得担心。经济增长当然重要,但只要比美国快就行了嘛,超过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算降到6%,也是美国的两倍多嘛。未来十年八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战争爆发,也不会有新的大国崛起来跟我们竞争,我们平白无故的担心那一个半个百分点的增速做什么呢?还不如静下心来打好基础,把国家资源更多的放到结构调整、内政改革上来。

   还是我2012年在书中说的那句话:“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迫使我们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一片萧条,中国房地产投资的黄金时代褪去,新一届政府优先选择了低通胀,选择了保障社会公平,然后才来追求怎么样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而不是一出现一点点增速回落,就迫不及待的“放水”,靠宽松的货币政策,靠多印钱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完全正确的、合适的。

   所以说,“新常态”的核心就是低通胀,更准确说就是“分配公平”。分配公平这个词的含义比低通胀更宽泛,在当前的 中国,它应该包括“低通胀+反腐败”。也就是在经济上稳定物价房价来保证分配公平,在政治上通过反腐败来促进分配公平。

   我在十八大换届之时,对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放到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的第一章第一句话:

   “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

   然后,在第十三章《政策工具》里面说:

   “中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制度的调整是改革的核心环节。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举措:

   首先,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大规模的反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廉洁度。朱镕基在当上总理的时候就以一种极端的口吻向腐败宣战:“我准备了100口棺材,1口留给自己,另外99口留给贪官污吏。”他的反腐行动被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所忽略。少数几位认识到其特殊重要性的学者之一是张五常。他评价道:“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

   政府内部改革和肃贪行动……有力的保证了政府花的钱能够真正产生效益,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而不是流入少数特权人物的腰包……”

   事实证明,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核心,就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一轮的肃贪行动比朱镕基当年更加深刻和严厉,把中国经济推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是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是物价平稳、官员廉洁的高速增长。把阻碍分配公平的两个核心问题给缓解了,这就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在保障分配公平的前提下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在我前面引用过的那句话之中:“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创新驱动”的讲话,总的意思,就是要让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一个核心推动力,并且,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也就是说,以物价稳定和政府廉洁来保证收入公平,然后让市场机制和企业家来“创造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这个思路是很明白的:要想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来刺激经济发展,第一是搞建设,第二就是抓创新。

   前者,就是政府自己上阵,修建一大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设施,比如08年以后我们修高铁来刺激经济发展。现在经济增速下降,发改委就集中审批了一大批基建项目,从交通通讯到农田水利等等。这些东西是中国政府的传统优势,一旦经济有下滑的迹象,马上就能变出一大堆项目出来开工建设,稳定局面。

   另一个方面,在直接投资拉动之外,更要紧的事情,就是政府通过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来间接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激发民间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当然政府自己也要创新,大的技术创新也要政府组织攻关。这个呢,就是习总的“创新驱动”的根本用意了。

   所以,在分配公平上,习抓反腐败,李总理抓宏观调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习讲创新驱动,李讲简政放权,这里面有着必然的政治经济逻辑。在“新常态”下,正确的处理“分配公平”和“创新驱动”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一条主线。近期的各种眼花缭乱的政策,用这一条主线来分析,其实可以分析的很清楚。简单来说,就是政策税收资源将会向弱势群体和创新者倾斜,而不属于这两者的群体就不会得到更多的资源。

   我拿最近的几个政策来举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由于经济下滑,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呼吁说要减税,因为减税才能提高企业活力。@刘胜军改革 就在微博里面用里根和拉佛曲线的例子来催促中央给企业减税。但是中央最后减税没有?应该说有减税,但是恐怕这个减税的情况让很多人失望了。减的主要是小微企业税负。大中型企业的税收不仅没有减,反而增加了,因为反腐败以后征收比以前更严格、更规范了。更严重的是出台了专门的文件,严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搞税收返还、税收减免。这个冲击力极大,不仅以后不能减免,以前签订的地方政府的三免两减的协议也立刻失效了。

   这个就体现了结构化调控的思路:普惠式的税收减免消失了,包括很多以前给外资企业的好处都没有了——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税收来调解收入分配,不能为了刺激经济盲目的减税。这种情况下,“里根革命”这种改革就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

   对企业来说,要想从政府手里获得更多的资源、好处,主要看两点,第一是不是比较弱势的小微企业,第二是不是在搞创新。简单来说,就是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型新兴产业,就有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好处。除此以外的其它企业,如果大量投入技术研发也会有政策支持。但是单纯比投资量大、解决就业多、拉动GDP强,政府就要给廉价土地、税收优惠的时代,很快就要终结了。因为这种方式对大企业过分倾斜,像富士康以前到任何地方投资,各种土地税收优惠都是很惊人的。相反,小微企业反而没有跟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格。

   现在,我们把以前给大企业的优惠收起来,现在不搞产业园土地税收优惠了,转而去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等等,把资源用到这些方面。政府产业支持的重点,就要从工业园区向创新创业社区转变。这个就体现了“分配公平”和“创新驱动”两方面的结合。

   还有,第二个例子,现在很多媒体热炒什么外资企业大规模的在华关闭工厂什么的,讨论是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这也是传统思维模式得出的错误结论。微软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可没有关闭在中国的研究院,反而增加了在产品开发上的投入。诺基亚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那是因为它手机卖不动了,智能手机时代的微软和诺基亚基本被苹果、三星、华为、小米联合起来给玩死了。微软和诺基亚的工厂退一步,就是中国的华为小米进一步,这明明是好事,怎么让媒体给宣传成了坏事了呢?

   外资撤离,除了中国产业升级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整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取消了各种外资优惠,另一方面还利用反垄断、税收审计、安全审查等方式来打击某些大型外企。简单来说,就是外资企业有些想撤的我们欢迎,有些想不撤的我们还要主动赶走呢。

我们以前缺钱,给予外资企业大量的优惠欢迎他们来投资。现在我们不缺钱了,缺土地、缺劳动力了。所以这些优惠就要取消了——你不能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的集约利用,占用每单位面积的土地不能为国家贡献足够的税收,那么你的工厂就不应该在中国继续运营了,就应该关门走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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