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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李少文: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更新时间:2015-03-01 22:37:42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李少文  

   【摘要】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它形成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治理目标,也体现了网络治理的双重结构。软法之治和硬法之治是不同的工具,它们既明确了责任主体,也充分利用了服务商和公众的参与。作为两种效力实现模式,过程控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司法控制则是法治终端,其成效不彰影响治理效果。国家针对公民信息自由的积极义务主要是信息公开和打击谣言,针对言论自由主要承担消极义务。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

   【关键字】网络公共空间;治理

  

   引言:将视野投向法治

   时下,“网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对治理能力的直接考验。各类网络新媒体/自媒体给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也促成了人们表达自身利益和意志方式的转变。网络为民众提供了宽广的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利用网络的公民政治参与形成了新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也可以称为公共领域,它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公开批判是前所未有的。当它延伸到网络时,公共空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网络公共空间改变了传统的政治生态。当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自由媒体和扩音器,而不再需要“传声筒”,就意味着意志表达方式的变革,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就必然要随之改革。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回应,基本判断当然是跟上网络时代技术和观念现代化的趋势,实现治理的现代化。

   “治理是将不同公民的偏好意愿转化为有效的政策选择的方法手段,以及将多元社会利益转化为统一行动,并实现社会主体的服从。”{2}治理将塑造一个能够最大限度促进公共利益、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过程是一个多中心、多向度、交互式、参与式的结构,要纳入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力量。从治理对象上看,网络公共空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其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3}。它不仅是虚拟社会的载体,更是现实社会的延展和映射。它与政治联系紧密,因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治理网络公共空间,既要实现政治社会以及社会整体的秩序,又要约束国家权力,传递其民主价值。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方式,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也是被广泛认可的文明和现代化表征。针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兴起、扩张和发展,法治不仅能够在制度层面提供治理的渠道,也有利于实现不同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协调和利益主体的自我约束。

   法律和制度在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说:“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4}治理落实到法律和制度层面,正是法治化方式的结果。它通过体制改革和过程控制来发挥作用,因此从体制和过程的角度共同构建治理模式是可期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4}

   从价值上看,网络公共空间表征民主,也体现了秩序的需求。这就决定了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必然是一个立体化的格局。对以国家为主体的治理来说,法治能够发挥杠杆式作用,以最低成本、最小规模的投入,实现最大的均衡的目标。从手段上说,“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5}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它可以约化为“法律的治理”,强调法律在治理过程中的最高性,权力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6}。实质意义的法治并进一步要求实现价值层面的目标和建立起制度保障{7}53。充分调用法治资源,运用不同的法治化工具和法律效力实现模式,将会极大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这也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过程。

   在本质上,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是将一个“法外之地”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需要扩张甚至重构我们的法治模式,在保证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前提下对网络公共空间进行某种边界制约,实现秩序价值,从而造就虚拟又真实的网络法治社会。通过阐释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机制及其原理,能够厘清目前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体系,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方案,以应对和解决网络带来的治理危机以及政治困境,并舒缓其中的道德和法律困境。

   本文的正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说明网络公共空间带来的治理挑战,根本之处在于社会整体的自由化。第二部分将提出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两重目标,分别是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本质上是政治过程法治化,它是民主和法治关系的另一种表现。第三部分讨论两种治理工具,分别是硬法和软法。其中,三个硬法体系分别发挥不同作用,涵盖了网络空间的所有面向。网络软法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它的认受性强化模式极大发展了软法理论。第四部分主要讨论法律的效力实现模式,它有过程控制和司法控制两种情形,前者主要是执法过程,它以严格依法行政来实现民主价值和秩序价值。后者主要着眼于法律适用,“两高解释”试图提供更为严厉的控制,却影响了法治权威,造成了治理困境。第五部分论述以公民自由权控制国家权力的模式,即以厘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为核心来划定权力边界,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国家行为的合宪性。第六部分是结论。

  

   一、“自由化”及其影响: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挑战

   与哈贝马斯钟情的布尔乔亚公共空间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众传媒公共空间相比,网络公共空间的参与人数更多、公开性更强、接触面更广、信息流通更快、门槛更低,内容也更加多元化,同时具有即时性,并可运用多媒体资料,冲击性更强,这就造成了公共空间的结果转型{8}。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形式多样性的特点。微博就是一种重要的意见平台,它具有公开性、快捷性、互动性强等优点。微信公共账号被视为比较典型的网络公共空间平台。微信朋友圈较为独特,它相对封闭,但信息流传速度并没有因此降低,反而因为熟人体系而进一步加快。因为微信有较强的私密属性,它可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平台。整体上看,朋友圈能够共享信息和意见,也能够借助其他媒介形式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忽视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因为微信的封闭性和私密性,对微信朋友圈的监管难度也会更高。以人人网、开心网为主要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形态上更接近微博,但其意见表达和汇集更加深入,形成“集体意见”的能力亦较强。尤其是这些社交网络逐渐开发出以专业性和兴趣性为主的论坛或小组,其公共空间的性质就更加显著。同时,因为新媒体的外部开放性以及不同社交网络平台之间转换便捷,信息在不同平台上交换迅速,这也让网络传媒(例如新浪、网易等门户新闻网站)的影响力剧增。博客、论坛(天涯)这些传统自媒体平台从未失去过用户关注群体,甚至成为专业、狂热参与者的主要舞台,也因为新媒体和移动技术的发展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网络的勃兴带来了什么?从表面上看,网络公共空间让社会领域变得活跃,也加速了社会的“扁平化”,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领域。从实质上看,它是社会整体“自由化”的结果,体现了社会领域进一步扩张的趋势。“自由化”表现为一个重新解释和扩展权利的过程。它是“对个人与集体而言,不受国家或第三方随意或非法侵犯的有效保护的逐渐承认的过程。”{9}6以新媒体/自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使得公众参与到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几率、热情都大为增加。民众有了言论平台,有了发挥影响力的机会,曝光的社会现象让民众感同身受,激发了民众的讨论热情{10}。这种积极的、广泛的、高效的政治参与是网络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基础。在西方社会,“如果自由化的实践对统治者没有当下与明显的挑战,它们就会逐渐积累,被制度化,从而导致了它们效力和被最终废除的想象成本的升高。”{9}7事实上,“自由”演进到一个程度就会出现民主的意识和结果。“自由化”的程度可以用来衡量民主化的条件{9}11。网络公共空间的扩张表征社会的“自由化”,也彰显着民主化的前景。技术促成了社会变革,让公共空间能够在网络上生存并产生更大的影响。通过网络传递的信息和观点速度快、交互性强,让原本分散的民众意见能够迅速汇集、统一而形成群体性意见。网络公共空间因而迅速成为了汇集、传递甚至组织民意的场所{11}。这是其政治过程属性的重要表现,凸显了其民主价值{12}。这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国家治理真正需要正视和面对的问题。

   从经验上看,网络公共空间促进自由化有两种具体的作用形式。其一,网上曝光的事件或案件推动法治的发展。其模式类似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13},但在手段上却是迥异的{14}。这是维权行动带来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社会整体的意义却远超个案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利用网络表达诉愿的现象——“礼失而求诸野”,这是个人或集体转换权利诉求途径的重要体现,因而极大地改变了公民权利救济的制度性结构。其二,通过网络传递(普及)知识和政治见解,促成多元化倾向。这是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前者例如2010年9月的“宜黄事件”,当时公众利用方兴未艾的微博对事件本身以及政府行为进行监督、质问,并演化成为具体现实的援助行动。这一事件发生后也加剧了对有关制度和政府行为模式的拷问。后者例如网络上围绕宽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包括近年来展开的“左右之争”。它以大量学者、专家的参与为特点,吸引了非常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中间阶层的关注,以参与范围广泛、讨论深入、对抗性强、立场鲜明为特点。这两种具体形式都凸显了个人和集体的权利扩张,他们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而且不受干预,体现了民主过程的特点。

   对个人和集体来说,网络公共空间塑造了一个“新世界”。首先,它具有高度平等性,改变了现实世界中官民地位的差距{12},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及其代表所具有的权威性。这在诸多公众事件之后表现的更为显著。其次,自媒体没有门槛限制,公民可以用简单的、浓缩的语言传递信息和表达意见,不再需要借助传统媒介,他们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和态度可以自由发布并被传播。新媒体具有强烈的放大效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不同于传统媒体,由于自媒体/新媒体的网络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也就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没有传统模式下的“把关人”{15}。正是由于没有“把关人”,它就难以受到新闻伦理的制约,政府治理直接面向大众舆论,参与公共讨论和监督的行为也难免不会越轨。第四,和其他公共空间一样,网络也具有从无中心到中心化的渐变过程。一些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大V”是空间内的关键人物。然而,他们并不具有完全的控制力,因为网络是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不同意见的交锋快速、直接,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途径亦空前提高,“自我知识救赎”的机会也就大为增加。第五,它具有“蝴蝶化”效应。一起微小的事件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产生各式各样的外溢现象。当网络空间的某一个角落掀起了涟漪,波纹就会迅速扩散至网络空间的其他领域,进而不断传导构建起一个基本完整的因果链条,最终形成整个网络空间的“蝴蝶化”效应{16}。

总的来说,公众基于新媒体/自媒体的匿名性、虚拟性、交互性强、传递速度快等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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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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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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