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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虹:清代常州书院与骈文流衍

更新时间:2015-03-01 21:00:11
作者: 曹虹  

   常州旧称“中吴要辅”,是积淀深厚的吴文化的重镇。在清代骈文复振的态势中,常州骈文家高才萃止,成就骄人,意义非同一般。将清代常州骈文成就集中展示给世人,并从文献上强化常州在一代骈文史中地位的,当以晚清武进人屠寄居功称首。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纂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三十卷,汇录常州八郡文五百六十九首,作家四十三人[1]。此编总结常州骈文成就,保存乡邦文献,寄寓着编者对乡贤代表的地域骈文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反映的是常州能傲视其他区域的骈文积累。正如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一文所掂量指出的:常州在清朝,“至于词与骈体,更没有一个地区可以与它竞争”[2]。这绝非夸大其词。把“常州”与骈文纽结得更紧的,是清代骈文史上存在着“常州派”,这也是骈文史学界认可度最高的一个从地域得名的骈文派别。如初版于1934年的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将清代骈文分为五派:博丽派、自然派、常州派、六朝派、宋四六派[3];后来谢鸿轩《骈文衡论》、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等史著又稍作斟酌损益[4]。这些体派划分之说,对于提示清代形成了诸多风格鲜明与影响力突出的名家与创作群落,是有理论作用的。尽管当时的创作群落可能并不刻意于开派立宗,但其风格的成熟与影响力的不凡,客观上造成树帜于文坛或自具流别的效应。

   有趣的是,清代常州骈文创出了“文以地著”的卓越记录,有论者以桐城派的那种历时绵久与常州骈文称盛的壮观历程相比拟,晚清陈作霖跋《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即曰:“文以地著,必有负海内重望者开其风气,而家人父子之传习,良师益友之切劘,自历数百年而不替,古文之有桐城派是也;若常州,则以骈文著称,陈其年之绵丽,洪稚存之逋峬,孙渊如之宏肆,李申耆之博雅,非皆能自树一帜而为群彦之所趋附者哉!”[5]清代常州骈文之盛,应有其不一般的教育基础。地方书院作为养士机构,往往具有文教中心的地位。就文章学而言,在清代书院建置史上,书院促进古文流衍的显例,确以桐城派凭借书院造就传人为最,如姚鼐“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对张大桐城派的门庭人所公认,并取得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成果[6]。而地方书院关涉骈文建树的情形,则以常州龙城等书院育才风尚给予本地骈文的影响,尤能显示出较为突出的关联性。这方面的资料颇为零散,兹初步予以勾稽考论如次。

   一、书院分布与文学功能

   在清代,书院复兴基本上都笼罩在官学系统之下。常州也不例外,书院的来历大致有两类,一部分是前代兴建、顺治或康熙时重修,一部分是乾隆年间新建,经历顺康时期的修复与乾隆前期的兴建,书院的分布与覆盖已较匀称。兹列表如下:

   表1常州府学和各县学及各书院的建修沿革

   书院名称位置建修时间及其他

   常州府学府治西宋太平兴国初建,徳祐时毁于兵,元至元间重建,清康熙年间修,入学额数二十五名。

   武进县学县治东南元天历年间重建,清顺治康熙年间屡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阳湖县学与武进县同建修时间与武进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无锡县学县治南宋嘉祐间建,清康熙年间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金匮县学与无锡县同建修时间与无锡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江阴县学县治西南宋崇宁间建,清顺治年间屡修,入学额数二十五名。

   宜兴县学县治西南宋景德中建,清顺治康熙年间屡修,入学额数十三名。

   荆溪县学与宜兴县同建修时间与宜兴县同,入学额数十二名。

   靖江县学县治西南明成化中建,清康熙七年修,入学额数二十名。

   道南书院府治朝京门内宋杨时尝讲道于此,绍兴初立祠祀,后毁于兵,明正德中即毘陵驿址建。

   延陵书院府城双桂坊季子祠西清康熙十年建。

   龙城书院在府治明隆庆开建,清乾隆十九年修。

   东林书院无锡县治东宋杨时讲学处,久圮,明成化中建于泰伯渎上,清康熙年间重建。

   二泉书院无锡县慧山寺明正德间建,清顺治年间修。

   暨阳书院江阴县治清乾隆二十三年建。

   东坡书院宜兴县蜀山明弘治间建,清康熙年间修。

   蜀山书院荆溪县治清乾隆二十四年建。

   正谊书院靖江县治清乾隆八年建。

   马洲书院靖江县南门外明知县陈函辉建。

   注:此表据穆彰阿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七制,《四部丛刊续编》本。

   以龙城书院为例,创建与移建者都是知府,即本府最高行政长官。史志载创建者“施观民,字于我,福清人,(明)隆庆中守常州,浚玉带河,曰后此当人文日盛,建龙城书院,选诸生之秀者课之,与其选者人以为荣”[7],可知是以“人文日盛”为动机而兴建书院的。施观民以地方政要而“拔士之秀异者亲课之”[8],教学业绩以科举应试表现为评价,史志载“万历癸酉(元年,即公元1573年),举于乡者三十余人,少宗伯孙继皋为弟子员,观民奇其文,谓必大魁天下,明年廷对第一,人服其鉴”[9]。科举以文取士,书院不脱科举目的,这种“官课”形态中也是滋长论才讲文功能的。

   不可否认,明代尤其是明末书院类型并不单一,相反,那种挑战官学的结社讲学活动往往借书院而存在,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典型。东林书院这种具有传道与清议色彩的书院在清初仍具流风余韵[10]。迫于康乾之世朝廷对书院讲习之风的抑遏[11],这类书院在官学体系中渐趋不振,也是势所难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夫书院讲学,其事本近于私人之结社,苟非有朝廷之护持,名公卿之提奖,又不能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则其事终不可以久持。”[12]要而言之,随着世运风会的推移,清代常州书院在区域学术文化中地位卓著的,要数龙城与暨阳两书院[13]。

   书院“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势在必然。面对既有东林传统、又有科举盛况的常州书院教育史,清代的钱人麟在《龙城书院志序》中对“习制举之学”的价值给予了一定的提升,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书院体制的认可:

   志圣贤之学者,曰士;习制举之学者,亦曰士。两者趋向虽殊,而实可同归一致者也。宋大儒如明道、横渠、龟山、晦庵、象山、东莱、西山诸公,明大儒如敬轩、椒邱、克庵、东白、枫山、虚斋、整庵、阳明、庄渠、东廓、南皋、豫石、念台、石斋及东林四先生皆以科第起家;而如一峰、泾野、梓溪、念庵、阳和皆以文章魁天下;其他以名儒抡元魁跻显爵者,尤指不胜屈。是圣贤与科第正两不相妨,胡必相背而驰,务其一而遂弃其一哉!书院之设,其初皆以讲学,其后遂专以课文。吾郡之有书院也,先后为东坡、龟山而设,后并湮废,明隆庆间郡守龙冈施公始建龙城书院于晋陵治址,萃多士课文其中,凡为堂斋二百余间、膳田一千余亩,体最宏巨,产亦最饶。[14]

   “讲学课文固未尝偏废”虽具理想性,但“课文”往往更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极具学养或思想的书院师资人物,他们在科举上也颇成功,并富于“课文”的经验。这种经验总比其他学术经验更容易贴近文学,从而推扬书院的文学功能。

   例如,在乾隆三十一年来常州掌教龙城书院的常熟人邵齐焘[15],“幼异敏,甫受书,能晓大义”[16],以致“塾师惊辞不能”[17]。他的家庭在科举上也颇为骄人,“兄弟五人,先后三翰林,一中书,一附贡,而君尤以文誉著”[18],他在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其闱墨不胫而走,士子们熟读成诵,“后有效者,辄得弋获”,被称为“邵体”[19]。他本人也把在龙城的教学生涯说成是“讲文”,乾隆三十三年(1768)夏,当送别弟子黄景仁时,作《送黄生汉镛往徽州》诗四首,序里说:“余讲文此邦,才逾二载。空空自笑,愧韩愈之抗颜;济济相随,得孔融之小友。”[20]这里虽谦言“愧韩愈之抗颜”,其实心中仍有韩愈抗颜为师的榜样存在。从邵齐焘《书院生徒送太守潘公之官浙东诗序》一文,可知他受常州知府潘恂礼聘而来,颇以扶励人才、匡正文体为目标,这是他来此“讲文”的实质。文中谈到地方行政首脑潘公关怀龙城书院物质方面的办学条件,“丰其廪给,增其员数,准廷式格式教诸生,日习楷法,而给以纸笔之费”等等,其常规教学目的是造就科举之士,但邵齐焘在此基础上仍思改进文风,“其持论常好称举往旧,与时俗习科举工揣摩者往往抵牾不合”,即去除八股时文陋习,推广骈文清雅之致,这份“迂”态恰是他自具个性化的文学理想的体现,短期内的这番作为也令他颇为开怀,因为“此邦之士不迂其言而慕向之,去烦而清,易浮以真,文体日新”[21]。由“讲文”而达到“文体日新”,这份功劳就具有光耀教育史和文学史之双美了。

   邵齐焘掌教时间虽不长,对龙城书院办学育才水准却是一次重要的提升,关键在于他致力于实现从官学化的“课文”到个性化的“讲文”的转变。经历清代前中期的学风洗礼,这里又适时地对学术与文学加以开拓,其后引领朴学之风的人物,尤以卢文弨为著,在常州书院间影响深广,至使柳诒徵认为:“龙城之著,以卢文弨尝掌教,其门下多通材。”[22]

   卢文弨以“抱经”为堂号,学者称抱经先生。他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五十四岁以前“掇巍科,入词苑,出典粵东试,视学湘楚,思以文章报国”,是朝廷中富有正义感的词臣。五十四岁时因条奏学政事,奉旨撤回,遭左迁之议,便辞官归乡,“遂不复出,林居余二十年,历主晋阳、钟山、龙城、娄东、暨阳等讲席,所至执经问业弟子之舍恒满”[23]。他是浙江杭州人,但与常州府关系密切,不仅主持龙城、暨阳这两所本地书院,在龙城书院时受聘主修常州府志,而且当他在钟山书院讲席时,就已培养了常州籍的学员,其中如孙星衍就特别知名;他最后也是病卒于龙城书院的,临终前一天,“犹强起,与及门丁履恒讲《仪礼》”[24]。

抱经先生的治学重在从书籍校雠入手,训诂精深,求真求实,用弟子李兆洛的话来说,所成“《群书拾补》若干卷,为后之读书者法”[25]。李兆洛、臧庸等弟子深受诱掖,李氏回忆“在龙城时,兆洛亦与校雠之役”[26]。卢文弨既擅长于“以经术导士”[27],也熟于“课文”,袁枚《牍外余言》赞赏卢文弨的一句名言,即“卢抱经序钟山书院课士文云:‘时文者,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28]玩味其意,是在书院科举化的格局下谋求古学与时文的相济,尽可能通往“绩学能文”。对于有人劝卢文弨搞教育要弃“举业”而返回理学色彩的“讲学”,他回答曰:“然愚意则以为讲学之名不可居,而要其实,则惟视吾力之所至而有以自尽。即今之课举业者,亦不可不谓之讲学也。以之博一己之富贵,则不可;以之求显扬、谋禄养、行义利物,舍举业何以哉!……若置举业不讲,而号于人曰吾讲学,吾讲学,其不哗且笑者几何也。故与其骇之,莫若驯之。”[29]即一方面不欲以理学的“陈义甚高”自居,反映出朴学之士对理学的疏离,另一方面关注书院科举教育“行义利物”的功能,谋求举业与讲学的相通。他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失文学之心的,如李兆洛年方弱冠时,在卢先生门下受业内容有“讲习制举文”。卢先生的教学思想是随顺才性,“教弟子不强以所不习,而诱掖如不及”[30]。有记载他曾鼓励弟子学诗,吴骞《拜经楼诗话续编》谓:“武进诸生张汉宾,原名兰诏,家贫而攻诗,余姚卢弓文学主龙城书院时,汉宾尝以诗受赏识,著有《圯轩诗》及《江湖行地》等集。”[31]李兆洛《徐炉峰传》记其龙城书院同学徐绍基“志致踔厉,文如其人,腾踏自喜,山长抱经卢师深赏之”。[32]据李兆洛称,卢文弨有诗传世,“先生不欲以诗名世间,而先生立身得于《诗》教至粹,其出之也宅心乐易,安节庄诚,?理缜栗,朴斵完固,性真见焉,学问流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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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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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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