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欧阳哲生: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英文作品解析

更新时间:2015-02-28 13:10:55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13)

   一般认为,《先秦名学史》是胡适后来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先导,这并不错。胡适的英文作品与中文作品之间的关系,就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主要针对西方人士而作,故其内容基本上只在英文作品中表述;二是先以英文发表,后以中文发表;三是先以中文发表,后以英文发表。第二、三种情形,中、英文著作在内容上或基本重叠,或相互交错。因对象不同,中、英文著作的表述方式可能会有所差异。《先秦名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之间的关系属于第二种情形。试比较两书,我们发现至少有两大区别:其一,《先秦名学史》的导论部分突显了胡适写作该书的思想动机和现实动机;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在体例上则更像一部教材,事实上也是如此。其二,《先秦名学史》是以思想逻辑为其主线,其反对孔教的意义更为突出;而《中国哲学史大纲》则主要以"平行地说明"诸子哲学为其特点。但贯穿两书的基本之处则在于"平等的眼光",即一视同仁地对待儒学和非儒学。这样的学术处理,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开拓性质。《先秦名学史》反对孔教的现实意义常常被人们忽略,这是论者研究该书的一个重要缺陷。

   西方知名的汉学家、传教士支持孔教运动,是当时孔教运动赖以发展的重要舆论资源。只要看一看1913年陈焕章的《孔教论》一书出版时,美人李佳白(Gibert Raid),英人梅殿华(C. Spurgeon Medhurst)、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德人费希礼(Karl Fischer)诸人联袂为之作序,大力推荐该书,以示奥援,即可看出当时在华西方人士的动向。正如袁世凯起用美人古德诺、澳人莫理循、日人有贺长雄为政治、法律顾问,为其复辟帝制宣传鼓噪一样,孔教运动得力于外力的支持也是其一时气盛的重要原因。西人改变对中国新思想界或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是在五四时期杜威、罗素来华讲学之后。杜、罗两大思想家与新文化运动诸领导者的密切接触,以及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赞助,才使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化界的新趋势有了新的认识(14);也是杜、罗两位大哲学家对胡适的《先秦名学史》首先作了热情洋溢的赞扬(15),才使这部书的影响力扩展到欧美学术界。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致函胡适,聘请他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这是该院第一次聘请中国会员(16),它表达了国际学术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的高度承认。夏德对陈焕章的赞扬和推介,不过是其沿承欧洲汉学传统观点的一个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反孔教立场也是对西方传统汉学观点的一大挑战。

   二、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释--中国的文艺复兴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见证人,对新文化运动有他自己的理解。在英文著作中,胡适解释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学运动时,特别喜欢以"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来形容之。这不单是一个用词的问题,而是有其特殊的内含和意义,它表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选择。"文艺复兴"是近代西方早已发明并使用的一个名词,胡适最初也是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里获得以白话文作为国语的灵感和启示。胡适使用该词时,或特指新文化运动,或指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或指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包括考证学在内的"文艺复兴",或泛指宋代以降包括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新文化运动在内的"文艺复兴"趋势。胡适之所以喜欢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一方面是便于西方民众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一方面也是强调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human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性质,其意在说明中国人文传统通过自我革新,完全拥有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能力。当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置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思想框架时,新文化运动显现的意义确实与我们熟悉的"革命话语"或"启蒙话语"的解释有了新的不同:第一,他认可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历史传承性,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的再生或更生。第二,他重视新文化运动隐含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意义。第三,他注重中国新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相通的一面。在新文化阵营中,像胡适这样理解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如此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如此定位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实属个别,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特性。

   胡适可能是国人以英文文章向外界介绍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919年2月,胡适就在《北京领袖》(The Peking Leader)上发表了《文学革命在中国》(A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一文,该文分"第一枪是怎样打响的"(How the First Shot Was Fired)、"新的'实验诗'"(New "Experimental Poetry")、"运动是怎样散布的"(How the Movement is Spreading)、"历史的辩护"(Historical Justification)四节简要地评介了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文学革命"的情形。它向外界明确宣告:"引起保守派圈子反对的所谓'中国文学革命'确定会获得成功,它不仅意味着自觉要求一种活文学--一种以口语作为写作语言、并能真正代表人民的生活和需求的文学。"(17)"为了表现一个丰富的内容,首先有必要解放文学形式。旧瓶不能再装新酒。"(18)

   同年12月,胡适在《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一文,介绍了1919年中国新知识界的活动情况。他在文中开首即称:

   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1919年无疑是值得称作惊天动地的一年。一长串的值得纪念的事件是如此闻名,以至值得在此一提,它们始于五月四日,终于本年最近几周的教师罢课。但是本年真正的奇迹似乎是表现在整个国家思想和观念的改变。知识界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那些对它最终的胜利不抱任何期望的人也大为惊异。(19)

   1922年,胡适再次在《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以《文学革命在中国》(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为题,从近代以来欧洲弃用拉丁文作为文学语言以后的国语运动,讲到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史和新近发生的"文学革命",以及在"文学革命"中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系统评介了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和现状。(20)同年,他还以《中国诗歌中的社会信息》(The Social Message in Chinese Poetry)为题发表演讲,介绍了中国历代诗歌中蕴含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21)

   1923年,胡适第一次以《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为题,讨论中国自宋明以来文化学术的演变。胡适以为完全可用西方的"文艺复兴"这一名词称呼中国现今的文化运动:

   许多学说提出将欧洲历史上的这个时代描绘为文艺复兴。有人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进步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再发现。另一些人则声称文艺复兴最好形容为一个反抗权威和批评精神兴起的年代。所有这些描述都可以应用于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个年代,而这一指称仍被证明是相当准确的。(22)

   在文中,胡适将中国文艺复兴的最早阶段追溯至宋代的理学;随之而来的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出现的第一批反宋学思想家,如毛奇龄(1623-1716)、黄宗羲(1610-1695)、胡谓(?-1714);第三阶段是反宋学的"汉学"或考证学;第四阶段是近代以来伴随各种维新运动、政治革命而出现的"文学革命"。胡适详细探讨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新文学运动兴起的过程。1923年4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对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有明确说明:"用英文作一文,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 Chinese Renaissance)。此题甚不易作,因断代不易也。友人和兰国Ph.De Vargas先生曾作长文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载去年四月-六月之The New China Review。此文虽得我的帮助,实不甚佳。""我以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学之兴,是第三期";"近几年之新运动,才是第四期。"(23)这里所谓"断代不易",大概是指他心中的"中国文艺复兴"究竟是从明末清初开始,还是应从宋代开始?其中最大的难题主要是对宋明理学的处理及其历史定位。胡适在日记中特别列举了宋代学术文化的诸项成就,以证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从宋代开始的理由。胡适如此表露其对"宋学"的好感,尚未见于其公开发表的中文文字,他在1928年发表的《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所表述的观点与此文更是南辕北辙。胡适在此文中所展示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线索成为他以后讨论类似主题的基调。从此以后,胡适经常使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题目发表演讲或撰写文章。

   1926年11月9日和25日,胡适在英国三次以"文艺复兴在中国"(The Renaissance in China)(24)为题演讲。在演讲中胡适表示: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代表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过程中可划分为三个显而易见的阶段。第一阶段可描述为机械化阶段--引入机器、战舰、枪炮和蒸汽船。第二阶段是政治改革。然后是第三阶段,就是我今晚要讲的运动。

   这是胡适第一次将"中国文艺复兴"与中国现代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英方为胡适11月18日演讲"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The First Chinese Renaissance)做广告时使用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来推介胡适。(25)从此以后,在中文世界里被推为"文学革命"第一人的胡适,摇身一变在英文世界里成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样一种称谓自然更符合西方文化的习惯。

   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在杭州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上,胡适提交了以《文学的复兴》(The Literary Renaissance)为题的英文论文。该文回顾了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26),与此后胡适发表的同类题材的中文文章,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1933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年)等,在内容上有互补之处。如文章开首引用的刊登在1915年《甲寅》第1卷第10期黄远庸致章士钊的信,以及文中对中国、西方近代国语运动进行比较的内容,都未见之于中文文章。

   1933年7月,胡适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哈斯克讲座"讲学,第二年他的系列演讲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胡适在美国第一次出版自己的单行本著作,也是胡适对英文世界最为系统地阐述他对中国新文化历史看法的著作。全书分六部分:(一)文化反应的类型;(二)排拒、热情欣赏和新怀疑;(三)中国文艺复兴;(四)知识分子的生活:过去与现状;(五)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六)社会瓦解与重新调整。在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胡适如是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该运动有三个突出特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4429.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京)2009年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