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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

更新时间:2015-02-28 13:06:11
作者: 潘光哲 (进入专栏)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一代甲骨大师董作宾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信里谈了很多,特别是言及关於这一年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士的事,尤其发人兴味。董作宾殷切地表明,他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反而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爲前者在病中,应该藉此「给他一点安慰」,至於後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实,不要等董作宾的建议,在胡适的心目里,郭沫若早就具备院士桂冠的资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孙山」。试看胡适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他於当天发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展现了他对於谁可以享有这分学术荣誉的认知: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至於在「人文地理」与「民族学」这两个领域里,胡适则「想不出人名」,无法肯定有那位学人可以进入院士的行列。

   依据第一届院士当选人,後来更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选举过程,从一九四六年开始筹划,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400余人,至一九四七年由中研院评议会审定候选人150人,翌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当时的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研院的评议员,自然可以北大校长的身分提名院士候选人,同时还可以在选举之际投票。董作宾的「请求」,其来有自。

   然而,究竟谁才得以享有院士的荣光,绝对不是胡适一个人说了就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样也可以「研究机构」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因此史语所所务会议上也通过了一分史语所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徵、徐中舒、陈受颐。

   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参见:《傅斯年档案》,档号:IV:39;原件将柳诒徵误书为柳贻徵,迳改之)。

   和胡适的提名名单两相对比,出入之处颇堪玩味。像是哲学大家冯友兰居然不在胡适的名单之列,本院翟志成教授便认为,这很可象徵着胡适对冯友兰的敌对态度,信然。不过,胡适究竟未可一手包揽,冯友兰终究还是荣膺此衔。更有意思的是,向来和胡适唱反调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选人,而且最後还可以戴上这顶学术桂冠,其象徵意义,更是众所侧目。

   异军突起於「五四」时代的郭沫若,本来是诗人,政治兴趣亦浓厚之至,特别是他向来和中共站在同一战线上,早在一九二七年便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篇讨蒋檄文,把蒋视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场鲜明之至。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後,身为远航的游子,无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阵营里去了,他於是转而拿起笔来当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战场上开火。然而,做为诗人而崛起文坛的他,并没有继续深入向文艺领域进军,反倒开始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献方面发展,这样的转折颇为费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兴趣。史界前辈余英时先生与逯耀东先生都曾论证指出,郭沫若之转治古史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他要打倒胡适,观乎他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讽胡适,可谓确得其解。郭沫若的这部书,极力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符合马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可视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俨然即是一篇暗示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主产主义社会的政论文字。但是,这部书的史料基础却也颇称紮实,是他「颇用心於甲骨文字与古金文字之学」的结果,同样亦治甲骨之学的董作宾便曾评价述说道:

   […]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於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引自: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台北:大陆杂志社,1952〕,页8)。

   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对双方研治甲骨之学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於1933年出版後,他即致函是书之出版者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要求寄赠给董作宾三部(亦包括赠史语所者),董作宾亦尝函告郭沫若曰彼友亦欲购之(见:马良春、伊滕虎丸〔主编〕,《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页275-277;郭沫若的其他相关着作亦拟寄赠给董作宾,不详述),董作宾会写信给胡适推荐郭沫若为院士,其实是双方长久学术往来的结果。

   当然,史语所同仁对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见。像是首任所长傅斯年便批判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旧史不足徵,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旧史料之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顾不论其本不必合与无须抹杀也」(傅斯年,〈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傅斯年档案》,档号I:807;原件将是书误称为《古代社会研究》);而以《甲骨学商史论丛》扬名的胡厚宣亦在致傅斯年报告己身打算撰述是书的信函里,同样批评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杀甲骨文中证据,此大不该也」(〈胡福林致傅斯年(1942年5月18日)〉,《傅斯年档案》,档号III:833),评价不高。

   待得郭沫若之名列院士候选人的名单里,在中研院评议会里讨论时,意见就更多了。当时傅斯年远在美国治病,所务由他向来欣赏的夏鼐代理,他很清楚详尽地向傅斯年汇报当时的场景。夏鼐在信里说,当时评议会里讨论在各方推荐名单里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各有所见。像胡适於哲学领域又多推荐了一位陈康,因为「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於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会中还「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後,亦无异议」。至於不是评议员的王叔岷则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廌为候选人」(但是,刘文典最後还是居於院士候选人之列)。然而,最引起争议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来的推荐名单上有化学科之赵承嘏与萨本铁二人,惟「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又有人以为郭沫若先生同情共党,其罪更浮於赵、萨二先生,主张删除。不是评议员但是代理所务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会,见此局面,「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声言曰: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於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於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後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夏鼐致傅斯年(1947年10月20日)〉,《傅斯年档案》,档号III:535)。

   显然,郭沫若之终可当选中研院院士,实有赖於夏鼐的一席话,否则,他可是连院士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呢。

   夏鼐本人对於这一次的院士选举还有好些想法,在给傅斯年的私信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1948年11月27日〕),都有长篇大论的抒发,这里就不多谈了。

   法国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对「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构成,有精彩的论述。在他那里,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知识场域,是由占据着不同知识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众多行动者(agents)所构成的。在这个「场域」里的每一个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种明确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它们亦各有其明确独特的「重量」或是权威性,所以,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场域」。这个「场域」里的行动者,彼此相互竞争,竞争什麽呢?那些可以界定什麽是知识/思想既成体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当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权利(right)。只是,在一个「场域」里,其实还可以看到许多的「次场域」(sub-field),它们在这个「大场域」里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内部也有和在「大场域」一样的情境。Bourdieu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的理念的位置或关系的属性:在一个「场域」里,正统/异端其实是相互界定的。这样看来,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本为学林盛事;然而,它绝对不会只是「学术」而已。学者之间,对於谁可以荣膺这顶知识场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选人的理由,「知识场域」里的权力关系,於此思过半矣。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於扬名立万(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罢?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代史学大师(也是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陈寅恪的理想。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做为当时的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待得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却显然不是这样学术传统的继承者。谁可以荣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场域的桂冠(及随之而来的高级生活待遇),只有以政治为标准;至於其中转折,那则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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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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