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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我们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专访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

更新时间:2015-02-28 13:01:22
作者: 宋学鹏   潘光哲 (进入专栏)  
您编这本书以"容忍与自由"为书名的用意是什么?

   潘光哲:编辑这部《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希望让人们对于胡适先生所象征的意义,有初步的印象,进一步得以从更宽广与深层的面向理解胡适。在编辑这本小书的时候,挑选书目的原则,当然就是尝试把胡适先生提倡、想象的文化社会理想,刺激大家的反省思考。

   如选择《容忍与自由》,当然就希望在现在多声喧哗的时代里,建立若干基本共识,如我们是不是能够平心静气的"容忍异己",是否愿意聆听各种不同的乃至于反对的意见?当然,面对那些造谣生事的人,我们是否也能从胡适先生那里学到"防身"的本领,仔细检验他们讲的话,他们提的意见,他们的论证,是不是真的符合实际,与历史,与事实,是否相合?其中是不是带有太多感情,甚至于只是煽动之论?

   又如,针对现实社会里还存在的文化事务与现象,胡适先生当年的想法与主张,都还值得我们思考。像是到现在为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对孔子、儒家乃至于再度方兴未艾的"读经运动"等,在现实社会里应该有的地位与意义或价值等问题,胡适先生当年的反省跟思考,也是有帮助的,因此挑选《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这一篇,就是认为胡适先生的反思,到现在都还有启发意义。

   《法治周末》:您在梳理"胡适思想精选"时,分了三个部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些方面,胡适是否已经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解答?

   潘光哲:当然,不可讳言的,在若干方面,胡适先生的思想,并不够深刻。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强求某一个人物对各个方面的思索,都是顶尖一流的,都是卓绝永恒的。我们要知道,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里,面对中国传统,面对西方传统,如何有生机地进行结合,怎么样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工程,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几代人共同面对,共同承担的重责大任。

   胡适先生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如何该从他的生命思想历程里面得到启示,是我们的责任。批判胡适这里不对,那里有问题,好似期望胡适成为引导我们全面走向现代,走向理想境地的唯一领头人,我想,这种期待"圣人"的思维,或是进行"胡适崇拜"的反思,也是没有意义的。

  

   容忍与自由(节选)

   胡适(1959年3月)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要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是受过实验主义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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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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