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潘绥铭 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

更新时间:2015-02-28 12:52:53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黄盈盈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提要: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性”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性社会学领域的“主体建构”思想,并分析其发展背景、逻辑、重要意义,以及在中国的本土发展空间。作者以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为基础,提倡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理论视角,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建构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中的日常的、多元的、弥散的、主体切身体验的性存在。

  

   关键词:性社会学;主体建构;本土;研究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注1)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 )(注2)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林林总总的具体成果,而是研究视角的一个重大革命:从“科学主义”走向“主体建构论”。

  

   一、从“性科学”到“性的社会建构”

   (一)“性科学”主流地位的建立

   在西方文化中,性研究最早出现在宗教或者说道德领域,并以“忏悔”的形式被否定式地加以叙说和讨论。(注3)其后,自然科学的产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就是提供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来发起和推动社会反抗和文化进步。这在“性”方面也不例外(Gagnon Parker ,1995)。

   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M.赫希菲尔德(注4)、S.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注5)、H.霭理士、M.桑格(注6)、A.金西、W.莱赫,及W.H.马斯特斯和V.E.约翰逊等一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sexological period )(Gagnon Parker ,1995)。

   这些学者论述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在研究视角上,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将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的差异本质化(Gagnon Parker ,1995)。由此“,性的医学化”应运而生。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性活动,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被生物学来解释,被医学来改善(Tiefer,1996)。这种科学主义和性的医学化,对20世纪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注7)

   历史地看,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惟生殖目的论”和“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

   在中国也是如此。首先,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性哲学,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空泛而脆弱的人性论;其次,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我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进行性教育(潘绥铭等,2004:1-17)。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

   不过,这种“性的科学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时便显现出它的先天缺陷。首先,它不能满足自然科学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的这三项条件,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的性”或者“自然的人”,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也毫无意义。

   例如,作为“性的科学时代”的巅峰之作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研究,就是在实验室里,在严格的条件控制之下,反复测量被试验者出现的各种生理指标,最后总结出四阶段的“性反应周期”(马斯特斯、约翰逊,1989/1963)。不可否认,这样严谨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很难超越。可是问题在于:这些被实验者平时过性生活,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科学家这样反复地测量着的,真实的性生活,时时处处地破坏着“科学的三条件”。

   恰恰是这个科学主义的杰作,标志着它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终结。此后,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还陆续提出了“性的(神经生理)系统”、“行为内分泌学”、“脑电波性高潮论”、“脑性别”等等理论,但是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和组织。

   当然,历史绝不会这么简单。威尔逊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就试图用“基因传递”这个“物种的根本生存目标”来解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性别问题和性行为模式(Wilson,1975)。这里面当然有性别政治的因素,但是至少也部分地来自于我们仍然没有足够地宣讲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别。因此,如果有人好心地夸奖我们“很科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格外警惕了。

   (二)“性”的建构思想的发展

   性的科学主义首先受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挑战。他们通过对其他一些文化的田野研究,拒绝性的内驱力、普遍性和本质性这样的假设,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性习俗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德对于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米德,1988/1928),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的原始性生活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1987/1929)等。这些人类学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性的文化影响模式”,这种模式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并影响至今。由此模式始“,性”的社会文化成分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在这个模式中“,性”的概念本身“、性”的主体意义、性认同等等,仍然是“想当然”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时,性与性别、性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关系虽然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但通常也是模糊不清的(Vance ,1991)。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建构”的思想开始流行,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性研究。性与性别领域中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成为学界,尤其是女性主义研究一个焦点(参见艾华、李银河,2001)。在这个过程中,性的科学主义受到女性主义的严厉批判,而且这种批判往往首先来源于心理分析学派内部。例如,法国心理分析派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伊丽加莱等人,通过批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的男性中心主义、阴茎崇拜以及进一步派生的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强调了女性的身体、女性书写、女性性快感的思想(Oliver,1993)。

   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结果,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Gagnon Parker,1995;Vance ,1991)。

   但是,对于性欲、性冲动、性与身体的认识使得建构主义者内部出现分化。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虽然性行为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烙印,但是性欲本身可能是固定的;另一部分建构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即使是性欲望本身(比如人们通常称之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性欲指向)在个体身上也不是本质的或一贯的,而是具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而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则完全否定性冲动、性内驱力的生物学特征,甚至忽视性与躯体的关系(Vance ,1991)。然而不论这些分歧有多大,区别于社会文化影响模式的“性的社会建构模式”,为人们开始思考“性”是如何被历史文化所建构的、被实践参与者所理解和标定的,开辟了发展空间。

   (三)“主体”的提出

   “主体”是从研究视角的意义上来说的。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相互关系中,主体是对对方——也就是实践的从事者——的指称。相应地,具有实践从事者的性质就是“主体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被研究者或者实践者呢?因为主体的称谓中体现着我们的学术倾向,即整个研究活动应该以实践者的感受和体验为主,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设计为主。不过“,主体”在中文里是既有的词汇,本文仅仅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个特定的范围之内使用,例如,它并不是“中国人的主体是汉族人”的那个主体,更不是朝鲜的“主体思想”的那个主体。

   “主体”的提出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科学主义最隐秘、最顽固的影响,在于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对象客观化”。可是,当“性”研究更多地与预防艾滋病、性别不平等和性权力等话题联系在一起时,当研究者把性观念和性行为视为社会的产物加以分析时,学者们终于开始重视性行为中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即“性”并非个体的独立的、单一的行为,它具有共享性和集体性,能在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将分离的个体联系在一起(GagnonParker,1995)。

   从这样的新视角出发,人文社会研究者很快便发现:从西方医学界套用来的那些性的类型体系和分类标准,基本上都是“主体无涉”的,几乎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的“性”。进一步说,即使是人文社会研究者自己现在所标定的那些“性”的概念,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分析历史中的或者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性现象。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生活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性认同和性实践,就必须从过去的“疏离体验型”(experience-distant)过渡到“贴近体验型”(experience-near)(Gagnon Parker,1995)。尤其是当我们研究那些性研究往往不予关注的群体,通常是“被言说”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女性、同性恋、妓女等)时,就更要强调“主体”的声音、体验和叙述,才能打破(而不仅仅是认识到)深深附着在这些群体身上的“他者性”。(注8)

   这样的视角不仅涉及到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涉及到研究者的实际上的主导者地位,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国际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一部分对“主体性”表示怀疑的学者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可以被归结为:在具体操作的时候,究竟是研究者代表了或者置换了被研究者的声音;还是研究者参与了对被研究者的“建构”,从而促发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声音”?简而言之,究竟有没有一种“纯粹的主体”?我们所提倡的“主体”是不是一个空中楼阁?

   其实,在作者看来,这是某种程度的误解。所谓“主体视角”并不是要去制造一个新的“绝对标准”来衡量某次具体的研究过程,而是要求我们忘掉所谓“客观”,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际互动和互构中来进行、表述及评价。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而不是一种普适的理论。从“追求原点”的视角出发是无法讨论这个问题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主体视角”看作一次革命。

  

   二、“性的主体建构论”的逻辑结构

   为了论说“主体建构视角”的革命意义,需要首先梳理一下“性”研究的现有流派。

   (一)视角的分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442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