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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才: 现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5-02-27 10:55:15
作者: 夏传才  

   一、遗产:财富和包袱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经历汉学、宋学、清代新汉学和“五四”以后现代诗经学等发展时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每个时代的诗经学都是在其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传统学术的继承、革新和发展。

   “五四”以前的传统诗经学,主要表现形式是传、序、笺、疏之学,它是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及其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产物,总括地可分为训诂、考证、义理三类内容。

   训诂,是训释词语以及疏解章句,以训释为中心,发展了训诂、文字、音韵、校勘之学,称《诗经》小学,名家辈出。

   考证,是对名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和有关内容的考据,版本、辑佚等学术也可以归于其中。考证学由宋至清,迄乾嘉学派达于全盛,有许多宝贵的成果,也有一些烦琐无用的考据。

   义理,是通过诗旨和内容的阐析发挥伦理道德思想,它们是封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仍可以作为思想史、文化史的资料;也有一些关于诗经学基本问题的论说,如关于《诗经》的编订、流传、时代、地域、诗序、体制等等,至今仍是诗经学的传统课题。

   总的来看,《诗经》的艺术研究比较少,在疏讲中有一些点评,而在文学家的其他著作和诗话、文论中有不少论述。

   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人诗经学的著述约五百多部,还不包括大量的散见于经、史、子、集和晚清以来各种著述与期刊的论述和资料,这是一大笔十分丰富的遗产。

   这一大笔遗产,是我们的财富,又是我们的包袱。说它是财富,因为它们是两千多年历代古人精神劳动的结晶,正是一代代人以毕生之力的探索,才使我们今天能够读懂这部古籍;如果没有古人呕心沥血所作出的训诂、考据、论证,《诗经》在我们面前只是一串串难以理解的文字符号;前人的范围广泛的论证,为我们打下了深入研究的基础,准备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说它是包袱,因为前人的研究,毕竟受他们时代社会思潮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难免谬误、不足和伪托。所以,在这一大笔遗产中,金玉和瓦砾、真理和荒谬、正确和错误、真实和伪冒,错杂在一起,清理精华和糟粕,并加以正确地利用,确实要用很大的力量。如果不加辨析,以伪为真,以误为正,研究就会陷入迷途。

   “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首先是继承这样的一大笔遗产,而且,按时代的要求,必然要进行大变革。

   二、现代诗经学开拓者的脚步

   “五四”先驱者们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批判封建经学,当时几乎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他们提倡科学理论,开展自由研究,解放思想,破旧立新。在《诗经》研究领域,他们胜利地完成了由观念到方法的革新,开拓并发展了现代诗经学。

   从1919到1949年的30年时间内,现代诗经学取得以下主要成绩:

   一、“五四”先驱者们,基本上在《诗经》研究中批倒了封建经学思想,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这次的大批判针对以附会曲解方式强加给《诗经》的封建说教,解放了思想,开拓了自由研究之路。学者们认识一致地重新确定了它的真正价值,第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第二,《诗经》保留了丰富的上古社会史料、文化史料、博物学史料,真实而可信,具有宝贵的历史学史料价值;第三,《诗经》的语言是先秦规范化的汉语代表,是研究上古汉语词汇、语法、音韵及其发展演变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语言学的价值。这一新观念,为知识界所普遍接受而成为共识,从而使诗经学发生本质的变化:由宣扬封建教化的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变为现代人文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诗经》研究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研究目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二、在文艺学研究方面,把《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首先是重新解释一些诗篇的诗义,对一部分诗篇(主要是爱情诗和社会诗)的题旨和内容,作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新解释,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吸取和借鉴西方文艺学理论,首先比较充分地探讨其民间歌谣的艺术特点,音乐性、复沓性、即景即情的起兴、灵活的韵律;三十年代前后,进展到抒情诗的创作经验,研究《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进入四十年代前后,总结《诗经》基本创作经验的《毛诗大序》已经编进大学教材。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对《诗经》的艺术研究发展起来。

   三、语言学家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诗经》的语言。这不仅仅是新术语的使用,而是研究内容扩展,分类趋向细密。在虚词、隐语、通假、双声叠韵、词汇演变、语法、修辞、音韵、文字各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进展。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闻一多,他依据文学的特质和民歌的特点,继承朴学的科学成分,借鉴西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结合兴象的研究,解释某些系列的隐语,创始了《诗经》新训诂学,不仅影响了国内几代学人,其影响远及日本和欧美。

   四、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诗经学领域。这首先表现于古史研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史学家在史学著作中广泛运用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解释《诗经》中的古史资料,用于研究周代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30年代初展开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大论战,影响了此后的一代史学。从此以后各家各派的中国上古史著作,无不论引《诗经》的若干资料,连外国学者也如此。

   五、现代诗经学并不一概地排斥传统,“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使学术界重新全面地检讨传统文化,开展了对古籍的整理和辨析工作。校点排印、辨伪、辑佚、目录等工作都有成绩,有些被时间淹没的有价值的著作经整理出版(如《诗辨妄》、《诗经通论》)。诗经学的传统课题,包括长期聚讼难决的几大公案(如删诗、毛诗序、《商颂》时代、民歌问题),学者们开始进行梳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解决了一些公案(如诗全入乐、风雅颂按音乐分类),表现了学术界对诗经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处于连续12年的全国性战争动乱之中,学术研究缺乏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因而《诗经》研究未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许多研究开了端尚未来得及深入和扩展。

   “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两千年传统诗经学的继承和革新,它和现代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潮相结合,对传统的学术思想、内容和方法进行了重大的变革,闪耀着时代的理论光辉。它开拓自由研究之路,有取有舍地辨析遗产,西学中用地借鉴外来理论和方法,从总体来看,30年来,其主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要注意到这30年中有12年全国性战争,能够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只有18年,取得这些重大的进步,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总结经验的话,我觉得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由研究,即思想解放,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一条是有时代理论的光辉,即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民主,就是反封建,这就有思想性、战斗性,科学,就是反迷信、反谬误求真求实。

   三、“前十七年”的得与失

   1949年以后的《诗经》研究,是“五四”以来现代诗经学的延续,它的行程是艰难地在曲折中前进。

   中国学者一部分在大陆,一部分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在继续研究《诗经》,并传承给下一代学者。从总体来看,两岸同源,都是“五四”开拓的现代诗经学在各个研究方面的继续深化和扩展。

   从50年代起,中国大陆《诗经》研究,就主要方面而言,最显著的特色是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这是起支配作用的方面;另一方面,过去传承下来的资料、课题、方法仍然产生传统的巨大作用。这两个方面,有时结合或相安,有时则撞击或排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人们对它的接受有不同的心理基础,学习的程度有深有浅,领会有正有误,在具体运用时便表现出各种形态,产生各种偏差,仍至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四十多年的《诗经》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我们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发展阶段,称作“前十七年”,把“文化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称作“新时期”。在“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之中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那是发展停滞乃至大倒退、大破坏的一段人类文化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前十七年的头几年,百废俱兴,学术文化事业曾呈现兴旺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政治运动频繁起伏,后几年的学苑,百卉萧条,一花独秀。总结“前十七年”现代诗经学的进展,其比较显著的成绩主要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五四”现代诗经学传承的继续,首先最明显地表现在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一大批学者继续他们原来的课题研究,如于省吾《诗经新证》、黄焯《诗疏平议》、张西堂《诗经六论》、陈子展《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①a]等专著以及顾颉刚、周予同、朱东润、王力、钱钟书等老专家的论文和著述,他们对传统的传、笺、疏、注有所订正、补充,或对诗经学公案进行梳理和研讨,或对诗学有所发明。即使在后几年逐渐封冻的时期,他们仍闭门潜心研究,如王力撰写《诗经韵读》。他们又传承了下一代学者,使传统的学风绵延不断。

   二、50年代初有计划地整理校点古籍,准备全面地清理遗产。这个阶段校点重刊的《诗经》古籍8种,(还有若干种制版未及付印),开始重印的大多是有重要研究价值而未能广泛传布的著述[②a]。同时也开始重印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经学名著9种,如闻一多的3种、朱自清《诗言志辨》以及俞平伯《读诗札记》、郭沫若《卷耳集》、刘大白《白屋说诗》、李长之《诗经试译》等,并建立了闻一多遗稿整理机构,整理发表其《诗经》遗稿。这些工作表明了当时重视清理研究遗产,其方向、总体规划和基本方法都是正确的。

   三、确定了在全民普及优秀古典文学的方针,《诗经》被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源头而受到重视,出现了大量比较通俗的《诗经》评价的文章和小册子,普及《诗经》基本知识;同时,多种《诗经》选注、选译、解说也相继出版。依据当时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思想教育的要求,对选取的作品进行指导阅读的分析,这主要是社会诗、讽刺诗和一部分优美的情歌,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赏析文章,《硕鼠》、《伐檀》编进中学语文教科书。这些工作,大大地促进了《诗经》在社会的普及,提高了人民对《诗经》的认识。例如余冠英的《诗经选注》、《诗经选译》的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其它普及性的读物也大多在一、二十万册以上。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诗经》有这么众多的读者。用长远的观点来看,对诗经学以后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四、通过对《诗经》作品的鉴赏分析,带动了《诗经》艺术的理论研究。文学理论家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方法,强调《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讨赋、比、兴的艺术经验。在大学文学理论课程中,“赋比兴”列为诗歌艺术的一个章节,表明《诗经》艺术的研究已上升到理论的概括。

   五、在历史学领域,《诗经》中的史料在所有的上古史研究著述中被普遍地研究利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因《噫嘻》等诗关键性词语的理解不同,在史学界展开一次大辩论,同时也出现了通过《诗经》研究周代社会形态和民俗的论著;从五十年代起,也出现了研究《诗经》中的农作物资料、天文资料、自然地理资料的论著。尽管这些研究有些迄今未能作出一致认同的结论,有些研究还存在比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的弱点,但《诗经》的丰富的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它不仅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科学领域,也进入自然科学史研究领域。

以上只是《诗经》研究在“前十七年”所取得的主要成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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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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